大家拿到晨报，都焦急地翻开，希望了解一点有关这个事件的新情况，其实就是力图确认是这两种死法中的哪一种——自杀而死还是他人之手杀害——对他们最为有利。
缺乏新闻消息，他们只能满足于茶余饭后的道听途说。接班人死的那天夜晚，天气令人胆战心寒，那绝非是一种幻觉的结果，而是每人的亲身领略。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众所周知，接班人遭遇多事的惶恐之秋，在心理上经历了一个艰难时期。据信翌日上午，还要召开具有决定意义的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作个自我批评，他的过错无疑会得到宽宥。
然而，出生时灾星当头的人，甚至到了时来运转的当口，也往往会猛地跌下深渊。他同样急不可待了，留下一封信，为不辞而别表示歉意，随后便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天晚上，全家人都在。晚饭后，他回自己房间之前，求他妻子早晨八点钟叫醒他。妻子多少星期以来就失眠，而这天夜晚，据说她自己承认，她睡得非常死。大约直到凌晨两点钟，女儿还窥见父亲房间透出的灯光，她关了灯也去睡觉了，根本没谁听到枪响。
从死者家中传出来，或者似乎传出来的信息，差不多也就是这些。从专属街区，即别号“大院”的其余部分，还透露出别的消息。那天夜晚风雨交加，天气也确实异常，但是有人却注意到，汽车不同寻常地来来往往。最奇异的是午夜时分，也许稍晚一点，还瞥见一个身影潜人死者的楼里，是最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但是不准提及……无论以什么借口……就是说，不能再高的一位领导人……进入楼内……不久之后又出来了……
有关阿尔巴尼亚的档案材料，在厚厚的一层灰尘下发霉。自不待言，这种松懈的状态，在情报机构内部不止一次认识到了。可以想见，问题得到重视，伴随着两层意思：上级的责备和下属的罪过感。工作人员立刻行动起来，重新打开上述档案材料，这次纷纷保证，不再让热情冷却下去。
关于阿尔巴尼亚盼隋报材料，一般都很陈旧，有时甚至沾染了几分浪漫主义。蕞尔小国，国名意味着·t山鹰之国”。巴尔干半岛的古老部落，取代伊利里亚人①．但是沿用其语言。二十世纪初，奥斯曼帝国①瓦砾上出现的这个新国家，是三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有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宣布成立王朝，而君主是个德国人，信奉第四种宗教，他是一个耶稣新教教徒。后来恢复为共和国，首脑是阿尔巴尼亚主教。而这个共和国首脑，又被一场内战推翻，主导内战的未来国王，这回倒是个本地人。国王未消当多久，同样被推翻。另一位君主取而代之，他却是个意大利人，没收了王冠，随即宣布自己为“意大利和阿尔巴尼亚国王，埃塞俄比亚皇帝”。阿尔巴尼亚人在历史上，头一遭被拉进同黑人组成的一个国家，这种怪诞可笑的组合之后，最终共产主义长驱直人了。大张旗鼓地结成新型友谊、古怪的联盟，继而瓦解，塞满了多少陈尸所。
恰恰关于这个主题，尤其先同俄罗斯，再同中国的关系两次重大失和方面，大部分档案都能检出修改的痕迹。大量增添的插页：分析，思考，综合材料并作出预判，但是大多情况都以问号告终。大部分疑问涉及方向问题：从此以后，阿尔巴尼亚要转向西方，还是仍然面对东方？答案还取决于其他从无答案的问题，因而就十分模糊。将阿尔巴尼亚拉过去，符合西方的利益吗？有些材料分析来分析去，就提出共产主义阵营和西方秘密缔结公约的可能性：我们放开阿尔巴尼亚，但是作为条件，你们也不能插足进去。在一份档案中，甚至引用了一份明白无误提出这个问题的电报：
西方值得为讨好一个区区的阿尔巴尼亚，不惜
惊扰共产主义阵营吗？何不保留这种追求，瞄准一
个丰厚得多的目标，即捷克斯洛伐克呢？
然而，寒来暑往，人们很快就感到兴趣松懈了，乃至在撰写概要中，重又开始充斥一种过时的浪漫主义表述，大都联结鸟之王者雄鹰，时而也联结祖祖辈辈传下来所谓的规范。
这一切似乎只是泛泛重复数年后阿尔巴尼亚同中国关系破裂所发生的情况。于是，又提出同样的问题，给予同样的答案，只有一点不同：一切只会更乏味一点儿，波兰一词则可能取代捷克斯洛伐克的位置，而结论恐怕是相似的。P3-6
卡达莱出色地再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无名的恐惧、流言和指责所笼罩的阿尔巴尼亚。
——英国《卫报》
小说中的接班人以恩维尔·霍查的继任者穆罕默得·谢胡为原型，同时，卡达莱还为人物性格增添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恐怖色彩……卡达莱与奥威尔、卡夫卡、昆德拉和索尔仁尼琴一样，是一位记录压迫的伟大作家。
——美国《出版人周刊》
卡达莱显然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家和散文诗人。
——《波士顿环球报》
昆德拉说过：“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前十年中。”我想稍稍修改一下他的说法：“人的一生注定扎根于童年和少年中。”童年和少年确定内心的基调，影响一生的基本走向。
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俄罗斯情结和东欧情结。这与我们的成长有关，与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春岁月有关。而那段岁月中，电影，尤其是露天电影又有着怎样重要的影响。那时，少有的几部外国电影便是最最好看的电影，它们大多来自东欧国家，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是我们童年的节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它们还是我们的艺术启蒙和人生启蒙，构成童年最温馨、最美好和最结实的部分。
还有电影中的台词和暗号。你怎能忘记那些台词和暗号。它们已成为我们青春的经典。最最难忘的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是啊，暴风雨来了。“看，这座城市，它就是瓦尔特。”简直就是诗歌。是我们接触到的最初的诗歌。那么悲壮有力的诗歌。真正有震撼力的诗歌。诗歌，就这样和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紧紧地连接在了一道。
还有那些柔情的诗歌。裴多菲，爱明内斯库，密茨凯维奇。要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读到他们的诗句，绝对会有触电般的感觉。而所有这一切，似乎就浓缩成了几粒种子，在内心深处生根，发芽，成长为东欧情结之树。
然而，时过境迁，我们需要重新打量“东欧”以及“东欧文学”这一概念。严格来说，“东欧”是个政治概念，也是个历史概念。过去，它主要指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七个国家。因此，在当时，“东欧文学”也就是指上述七个国家的文学。这七个国家，加上原先的东德，都曾经是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的成员。
一九八九年底，东欧发生剧变。此后，苏联解体，华沙条约组织解散，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相继独立，所有这些都在不断改变着“东欧”这一概念。而实际情况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家甚至都不再愿意被称为东欧国家，它们更愿意被称为中欧或中南欧国家。同样，不少上述国家的作家也竭力抵制和否定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东欧是个高度政治化、笼统化的概念，对文学定位和评判，不太有利。这是一种微妙的姿态。在这种姿态中，民族自尊心也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在中国，“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有广泛的群众和读者基础，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亲和力。因此，继续使用“东欧”和“东欧文学”这一概念，我觉得无可厚非，有利于研究、译介和推广这些特定国家的文学作品。事实上，欧美一些大学、研究中心也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只不过，今日，当我们提到这一概念，涉及的就不仅仅是七个国家，而应该包含更多的国家：立陶宛、摩尔多瓦等独联体国家，还有波黑、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从南斯拉夫联盟独立出来的国家。我们之所以还能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是因为它们有着太多的共同点：都是欧洲弱小国家，历史上都曾不断遭受侵略、瓜分、吞并和异族统治，都曾把民族复兴当作最高目标，都是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才相继获得独立，或得到统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走过一段相同或相似的社会主义道路，一九八九年后又相继推翻了共产党政权，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之后，又几乎都把加入北约、进入欧盟当作国家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二十年来，发展得都不太顺当，作家和文学都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用饱经风雨、饱经磨难来形容这些国家，十分恰当。
换一个角度，侵略，瓜分，异族统治，动荡，迁徙，这一切同时也意味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和交融。甚至可以说，影响和交融，是东欧文化和文学的两个关键词。看一看布拉格吧。生长在布拉格的捷克著名小说家伊凡·克里玛，在谈到自己的城市时，有一种掩饰不住的骄傲：“这是一个神秘的和令人兴奋的城市，有着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生活在一起的三种文化优异的和富有刺激性的混合，从而创造了一种激发人们创造的空气，即捷克、德国和犹太文化。”
克里玛又借用被他称作“说德语的布拉格人”乌兹迪尔的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形象的、感性的、有声有色的布拉格。这是一个具有超民族性的神秘的世界。在这里，你很容易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这里有幽静的小巷、热闹的夜总会、露天舞台、剧院和形形色色的小餐馆、小店铺、小咖啡屋和小酒店。还有无数学生社团和文艺沙龙。自然也有五花八门的妓院和赌场。布拉格是敞开的，是包容的，是休闲的，是艺术的，是世俗的，有时还是颓废的。
……
一个美国作家，一个英国作家，或一个法国作家，在写出一部作品时，就已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世界各地广大的读者，因而，不管自觉与否，他，或她，很容易获得一种语言和心理上的优越感和骄傲感。这种感觉东欧作家难以体会。有抱负的东欧作家往往会生出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他们要用尽全力将弱势转化为优势。昆德拉就反复强调，身处小国，你“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别无选择，有时，恰恰是最好的选择。因此，东欧作家大多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和其他传统相遇” (萨拉蒙语)。昆德拉、米沃什、齐奥朗、贡布罗维奇、赫贝特、卡达莱、萨拉蒙等等东欧作家都最终成为“世界性的人”。
关注东欧文学，我们会发现，不少作家，基本上，都在出走后，都在定居那些发达国家后，才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贡布罗维奇、昆德拉、齐奥朗、埃里亚德、扎加耶夫斯基、米沃什、马内阿、史沃克菜茨基等等都属于这样的情形。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们选择了出走。生活和写作环境、意识形态原因、文学抱负、机缘等，都有。再说，东欧国家都是小国，读者有限，天地有限。
在走和留之间，这基本上是所有东欧作家都会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谈论东欧文学，实际上，也就是在谈论两部分东欧文学：海外东欧文学和本土东欧文学。它们缺一不可，已成为一种事实。
在我国，东欧文学译介一直处于某种“非正常状态”。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状态”，在很长一段岁月里，东欧文学被染上了太多的艺术之外的色彩。直至今日，东欧文学还依然更多地让人想到那些红色经典。阿尔巴尼亚的反法西斯电影，捷克作家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保加利亚的革命文学，都是典型的例子。红色经典当然是东欧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毫无疑义。我个人阅读某些红色经典作品时，曾深受感动。但需要指出的是，红色经典并不是东欧文学的全部。若认为红色经典就能代表东欧文学，那实在是种误解和误导，是对东欧文学的狭隘理解和片面认识。因此，用艺术目光重新打量、重新梳理东欧文学已成为一种必须。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翻译和介绍东欧文学，突出东欧文学的艺术性，有必要颠覆一下这一概念。蓝色是流经东欧不少国家的多瑙河的颜色，也是大海和天空的颜色，有广阔和博大的意味。“蓝色东欧”正是旨在让读者看到另一种色彩的东欧文学，看到更加广阔和博大的东欧文学。
二○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定稿于北京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晚上，阿尔巴尼亚指定的接班人在新居离奇死亡。是自杀还是谋杀？一时间，引起人们沸沸扬扬的讨论。一个又一个嫌疑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而一个又一个迷局也随之出现……嫌疑人包括负责修葺接班人住宅的建筑师，接班人的政敌、家人，拥有最高权力的导师，甚至接班人自己，哪一种可能性都很难排除，小说充满悬念，真相扑朔迷离。
《接班人》作为伊斯梅尔·卡达莱最近的一部作品，艺术手法成熟，一如既往地运用了隐喻、寓言手法，以独特的视角大量历史的节点，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形象而全面的剖析，使人物形象富有浓烈的历史印迹，整部作品神秘而厚重，具有历史反思的特色。
阿尔巴尼亚当代著名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经典力作；从一宗深藏权力与阴谋的死亡疑案中，透视阿尔巴尼亚当代政治及社会问题。
《接班人》作为伊斯梅尔·卡达莱最近的一部作品，艺术手法成熟，一如既往地运用了隐喻、寓言手法，以独特的视角大量历史的节点，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形象而全面的剖析，使人物形象富有浓烈的历史印迹，整部作品神秘而厚重，具有历史反思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