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袁世凯上台到1928年张学良易帜,是中华民国的北京政府时代。鉴于其军阀色彩,历史学家通常称这段时期为“北洋政府时期”。走上北洋政府权力巅峰的,前后共有七个人:即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他们所处的时代,与晚晴大相径庭:一方面,帝制终结,共和创立;另一方面,帝制常有复辟的可能,共和却无取信天下的能力。这七个人在这一段重要历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较色。
由张鸣编著的《激荡十七年(1912-1928从袁世凯到张作霖)》在主流史学观的基础上,力求采用原始史料,以期完整展示他们的际遇沉浮,全面塑造他们的人物形象。
《激荡十七年(1912-1928从袁世凯到张作霖)》由张鸣编著。
《激荡十七年(1912-1928从袁世凯到张作霖)》讲述了:民国的政权并非一脉相承。以1928年为界,可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的历史分为两段:1928年前,通常被称作“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中国社会的一贯传统,是以成王败寇的标准来界定英雄,只崇拜打下江山的风流人物,而对声名狼藉的“军阀”不屑一顾。然而,只有通过他们,才能最充分地了解北洋时代的十七年,了解那个风云惊变万象峥嵘的大时代。
一、一失足成千古恨
“中华民国”的三十余年,是一个满纸荒唐的乱世,也是一段一把辛酸的恨史。惟其荒唐,实堪供恨!仅民国前十年,就至少有三件贻笑天下的恨事,一是洪宪帝制,二是张勋复辟,三是曹锟贿选。三件事接踵而至,将年幼的民国摧残得奄奄一息。而洪宪帝制,更是始作俑者。
后人常将袁世凯称帝的这段历史称为“秽史”、“惨史”、“丑剧”,但回顾历史,终不如“恨史”两字更为贴切!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也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位正式大总统,论意义之重大,古往今来,除了始传家天下的大禹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孰能出其右哉!古语云:。“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竟然抛开这古今第一等的荣耀,去追随尸居余气的帝王遗教,偶一失足,便从云端摔人万劫不复的深渊,这难道不是一桩千古遗恨?
何况,我们平心静气地来看袁世凯在称帝之前的表现,虽然毁誉参半,毕竟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
袁世凯的第一件大功劳,便是逼清帝退位,建立民国。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清廷迅速征调了精锐的北洋军前往征剿。但是北洋军“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袁世凯)”,故行至孝感前线后,便逡巡不进,满帅荫昌莫如之何。朝廷迫于形势,只好重新启用袁世凯。袁世凯刚一复出,北洋军即军心大振,一日之内攻克汉口,不久又攻取汉阳,南北双方的战斗力立分高下。如果北洋军继续猛攻.,武昌多半是守不住的。但是北洋军却突然停止了进攻,主战的冯国璋被袁世凯撤换,替之以主和(共和)的段祺瑞。这便是袁世凯的养寇自重之计,.若非其计,清帝也不可能如此顺利地退位,而武昌也不可能如此幸运地保全。
在这个风云突变的时代,袁世凯的政治地位也是倏忽突变的。由于他在戊戌政变时投靠后党,当慈禧太后逝世后,光绪之弟载沣做了摄政王,必欲杀他而后快,他好不容易才保住性命,奉旨回籍养病。此番武昌闹革命党,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使他由戴罪之身一跃而为内阁总理大臣。但是由于时间太短,他并未达到历史上王莽、曹操那样大权独揽的地步,因此,他想逼帝去位,决然做不到顺手牵羊那样简单。可是,他很好地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放任革命党在南方有限地发展,即所谓“养寇自重”,自己则跑到太后跟前去痛哭流涕,说革命党如何神通广大,朝廷军饷如何不足丢云,先是将皇家的存银挪用一空,等太后感觉无以为继时,又以四百万两的“年俸”作饵诱引太后接受共和,同时又暗示段祺瑞等将领和各驻外使馆发出逼帝退位的通电。就是用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他没有在北京城里放一枪一炮,就把江山赚了过来。
当然,他在紫禁城“公关”太后的同时,也与南方的革命党人进行着紧张的谈判,最终达成共识,即如果他逼清帝去位,即推戴他为民国的大总统。后来虽然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之位,但革命党人并未忘记当初的承诺,而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也认为非袁世凯不能鼎定民国,因此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只做了70天,使遵守约定,让位给他袁世凯了;但是,革命党人中也有反对他的,如同盟会京津分盟的严伯勋等四人,便曾在北京刺袁而未中。但这次刺杀事件,暴露的恰是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和虚弱。
事实上,袁世凯的“养寇自重”是长期计划,而非一时权宜。他对清朝早就丧失了信心,因此当慈禧太后想把自己的侄女许给他的次子袁克文时,他当即便借故推辞了。而他对革命党人前期在南方的活动也早有注意,认为不可低估;对留学归国的学生,都竭意延揽,如段祺瑞即留德的高才生;对留学生高谈革命自由,也不以为忤,反予以相当器重。等到他被摄政王吓回河南老家后,表面隐居耕读,实则与全国的各大政治势力都有来往,若隐若现食客三千,有孟尝、平原之风,其中也不乏革命党人。据说他常赠党人以重金,宣统年间每月必有党人起事,所用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南袁府。这些秘事,当时革命党中唯有与闻机密者才知道,因此严伯勋等刺杀袁世凯,也实在是一种误会:可谓莽撞。如此,便可解释为何辛亥年间南北谈判时,多数党人心甘情愿将天下拱手让与袁世凯了。这份建立民国的功劳,他的确该大大记上一笔的。
其实;他在清朝就是极有作为的臣子,其才具朝野共知。他早年随吴长庆远戍朝鲜,后来吴长庆回国,军队交由他负责,前后共驻朝十二年。在朝鲜,他不仅整顿了中国驻军的军纪和军威,而且帮助朝鲜国王编练了“镇抚军”;他不仅帮助朝鲜戡平动乱并整顿财政,且两次将日本势力逐出朝鲜。事实上,他在朝鲜大权独揽,却又不强客欺主,类似于东汉时驻节西域的班超。。而他生逢清末这样的衰世,与班超所处的“强汉”又不可作同日语。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袁世凯虽未参与此战,在朝鲜的历史使命却不得不宣告结束。但他接下来的表现更加出色,那便是在小站练兵,揭开了中国编练新式军队的序幕。甲午战争对国人的刺激很大,训练新军,迎头赶上,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他当初以西式操法帮朝鲜国王编练军队,取得巨大成功,因此才被朝廷选派在小站练兵。新建陆军效法德国军队的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各兵种,武器亦购自德国,并从德国聘请了十多名教官。小站新军即北洋军的源起,后来更被他训练成一支“不知有朝廷,只知有项城”的袁家军,其战斗力之强,在当时的中国,惟有张之洞的自强军才堪仇匹。而尤为重要的是,在小站的这支新军中,诞生了一批能力非凡,又对他十分忠诚的将领,成为他日后鼎定天下的股肱之臣,其代表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P2-4
民国的北洋时期,从1912到1928年,十七年不到的光景,有七位元首。前五位是总统,最后两位不叫总统,一个是临时执政,一个是大元帅。无论怎样,他们都是当年获得国际承认的北京政府的元首。
北洋时期的民国元首,论控制力,往前,比不过清朝皇帝,往后,不及国民党政府的当家人,好些时候,人称政令不出都门,北京政府,就管个北京城。其实,七个元首,除了黎元洪和徐世昌,剩下的都是军头,至少一度是有实权的。但即便如此,也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势力最大算袁世凯,最盛时对云南和广西,也是鞭长莫及。其他人,包括军力最强的张作霖,最远也就扩张到江浙,还不旋踵就被赶了出来。
民国是乱世,民国的总统也是乱世的总统。记得民初传说是名士王闿运作的一副对子,上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下联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有好事者续曰:“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其实呢,民犹是也,国犹是也,都说轻了,民国的政治和秩序,还真的不及前清,尤其是不及清末新政时期。国势很衰,军阀割据,中央政府闹穷,有时,连政府机关都开不出工资来。但是,民国的总统,却未必不是东西,更不见得个个混蛋。包括贿选上台的曹锟,外国人骂为猪仔总统的家伙,如果你见到了本人,也会发现他憨态可掬,待人宽厚。上台之前,也干过些好事,下野到天津租界做寓公,最终还能抗住日本人的压力,没有出来做汉奸,保持了民族气节。
不过,民国没有办好,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文化有起色,报业大辉煌,教育有成绩,大学像个大学,出了好些拿得出去手的人才。甚至实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一批出色的企业家,都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转折,民国大体上完成了文化的新旧转型。但是,国力弱到连派驻外使节都有困难的境地,连年的混战,四分五裂,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事实上,任何一个经过那个世道的人,在那个时代,都很感慨国家的孱弱。一拨又一拨的继续革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提出来,而且付诸实践的。
民国办不好,总统有责。北洋时期的民国元首,从袁世凯到张作霖,个个骂名在身,都是白鼻子。不仅是因为后来的统治者,都是他们的反对派,也的确是因为他们没把活儿干好。活儿干不好,不是因为他们人不好,不是像后世骂的一样,个个图私利,打小算盘。甚至说,由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办好事。其实,一个国家,再也没有比元首更想把国家的事做好的了,除非某些精神不正常的疯子。很简单,做好了,脸上最有光彩的,就是他们。
两个没有实力的空头总统黎元洪和徐世昌,虽说也有心“做好这份工”,但手中没牌.,无论打恢复法统的牌,还是鼓吹文治,都无济于事。当时人们就明白,国事日非,跟他们关系不大。曹锟的总统,实际上是吴佩孚在做,但新直系虽然掌握了北京政府,但不仅南部的半壁江山管不到,连东北也休想插足。吴佩孚有心推行武力统一,但却奈何不了奉系这个心腹大患。对方不仅兵精粮足,而且有日本人做屏障,直系就是有实力北伐,也过不了日本人这一关。段祺瑞这个临时执政,其实是个架在两把刺刀(奉系和冯玉祥国民军)上的空头元首,而且寿命最短,当然无所作为。而他有实力的时候,做的是总理,参战督办,但武力统一却搞得一塌糊涂,不仅没有统一了南方,连自己的北洋团体也弄得四分五裂,最后一场直皖大战,把他看家的最后本钱,输得干干净净。相比较而言,张作霖是一个比曹锟更有实力的军阀。他的儿子张学良说,他爹是个颇有心胸的政治人物,一点不为过。但是,他出关争天下,一点制度安排都没有,无非是用关外的财赋,来养他关内的野心。一旦财赋耗尽,连老窝都民穷财尽,儿子也只好易帜了。最有希望把事办好的是袁世凯。袁氏之后,所有的军阀政客,才具心胸,都不及他。但是,凡鸟偏从末世来,袁世凯做总统,偏偏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可以在中国放手大干。显然,日本人不可能容忍中国在一个强人手上走向稳定和富强,所以,突如其来的无妄之灾,二十一条的紧箍咒,使得袁世凯这个总统的合法性降到了冰点。为了重树权威,袁世凯听信了杨度的馊主意,居然称帝。自然,在这个弥漫着天演论思想的国度里,进步史观就意味着政治正确,称帝哪怕仅仅是搞君主立宪,也把自己给毁了。因为这个民族的上层相当部分的人,绝对不肯相信最先进的民主制度在中国居然水土不服,倒退,是不可想象的。
这本写民国总统的书,是一本面向大众的通俗历史读物,文字平和,叙事清楚,很难得的是,还时时有自己的见解。作者不是历史圈里的人,但却对历史有着长期的兴致,乐于啃史料,下功夫,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计。有人说,想要了解一段的历史,最好是从伟人传记入手,等于爬上一座山,举目四望,省却好些力气。民国七总统,说不上是伟人,但都是那个时代的大人物,顶天的人物。七人排列在那里,原本就是一个看历史的独特角度,想知道民国史,先看看这些总统吧,虽说挂。一漏方,却也方便入门。
以上是为序,有点勉强,但愿没有因此而损及作者好看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