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名浮,字一浮,号谌翁、被揭,晚号蠲叟、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上虞人。
马一浮是现代国学大师、理学家、佛学家,与粱漱溟,熊十力合称为“现代三圣”。他是沐浴了欧风美雨、学贯中西的博学者之一,精通英、法、德、日、拉丁诸种文字,并翻译了不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作品,然而却倾毕生精力干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六艺理学经义的研究,精研儒学综汇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各派学说,并融会释道,广纳百家,兼容并包、圆融会通,学问博大精深。周恩来称他为“现代中国的理学家”,梁漱溟则以“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赞颂之。
马一浮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书法大家。他的诗词,玄言梵典,哲理深邃,意境高妙,文辞精美;他的书法,遍临碑贴,穷源溯流,众体皆备,无不精粹。
马一浮(1883-1967),名浮,号湛翁,别署蠲戏老人,浙江绍兴人。佛学家、书法家,杰出学者。
马一浮先生作为现代学术界中国学的集大成者,其学问如浩浩海洋,广博无限,深邃莫测;其为人如巍巍山峰,沉稳踏实,笃厚安详。本书以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叙述了马一浮先生精深治学,淡泊清贫的一生。
1883年夏历二月廿五日天亮之前,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这宁静的长夜,一个新生命诞生了。时令已是明丽的春天,但寒冷仍威逼着整个大地。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宽额头、大眼睛的男孩,就是以后被人们誉为中国近代史上继王阳明以后的大学者、国学大师、杰出的书法家、爱国诗人马一浮。
马一浮,浙江绍兴上虞长塘乡后庄村人。乳名锡铭,幼名福田,后又更名为马浮,字一浮,号湛翁,即取《楞严经》“如湛巨海,流一浮沤,起灭无从”之义,晚号蠲叟,或蠲戏老人,即取“蠲除戏论”之意。青年以后,他还用过“忧生”、“耕余”、“太渊”、“一佛”、“臧用”、“被褐”、“圣湖居士”、“宛委山人”、“服休”、“圣湖野老”、“夕可老人”、“绥山老衲”等笔名和别号。
当马浮来到人间的时候,他父亲正游宦四川,为仁寿县知县。此刻,马浮已有三个姐姐,大姐明壁,二姐明畦,三姐惠芳,在那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封建社会里,他的祖辈、父辈,都很盼望着早日有个男孩,以继承马家的香火。
说起马氏家庭,源远流长,可上溯到战国时代。马浮在自撰《会稽马氏皋亭山先茔记》文中开头曾道:“马氏之先,出于伯益。六国时赵奢为赵将,号马服君,子孙因以为氏。在汉居扶风茂陵,世次绵邈,谱牒散缺。自五代时,讳维升者,避梁唐之乱,实始居嵊为大族。后徒会稽,初居吴融。明洪武间,讳思德者,复由吴融徒东墅,别为东墅马氏,世世以儒学著。明亡,三世不应举。”因此,可以推断:马浮的先世是由陕西扶风茂陵迁到浙江嵊县,后又迁到会稽的。也可以看出,马浮的先人,在明灭以后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科举致仕。马浮在《兰亭》一诗中,也谈到这方面的情况:“吾家山水窟,领要鲜其人。不有箕颍怀,安致黄虞淳。永嘉昔丧乱,寄泊多名伦。萧条八代士,每与岩壑亲。”可见他的先祖多半在野。“明亡,三世不应举”,显出了马氏家族的清白世系。
马一浮的学问、性格、感情和志望,无疑是在世系清白,诗礼之家的典型环境中陶冶、培养、萌发起来的。特别是他的父亲、母亲、二姐对他的成长影响很深。马浮的父亲马廷培,字德培,号冠臣。是一个忠孝两全的人物,儒学正统的一个典型,也是马氏家风的代表。他自幼敦敏,有异禀,强识过人。在清咸丰十一年时,因他伯父兰舫公任四川仁寿县廷尉时,在一次战争中阵亡,死后无嗣。清廷为褒奖他的功绩,驰书浙江求嗣者。廷培以序宜为后,就承继给兰舫公作为嗣子。入川以后,他先是究心经济学,凡法制、条例、刑名、钱谷及掌故民物,无不探索。后来就为四川叙州府佐幕,不久即擢升为四川潼川府通判,最后调任为四川仁寿县的知县。在为宦期间,他恺弟勤民,民亲之如师保,以贤吏著称。如在潼川府任通判期间,驻太和镇。为了解决地方的利害问题,终日私行察访,或召父老商量。当发觉到,太和镇城外有大榆渡,山水骤至,水满为患,居民就争着渡河避害,而操舟者乘机婪索时,他就制定水则,县厉禁,勒之于石。在遇到大雨暴溢时,他即站立渡口督渡,痛杖要索者,并令日:“敢例外索勿肯渡者,杀!渡多者赏!”于是顷刻而渡数百人。有一次,天暴雨,水淹到城墙,他与民同呼吸,共命运,徒步行在大雨中,跪在城头祷告河神日:“水至,死此。”事也凑巧,他读完祷文,雨果止。少间,水退一尺,少间,又退一尺,天明而尽。后他调职去仁寿县,老百姓感其德,万家焚香拜送,拥舆而别。他到仁寿县后,通过私行察访了解到有一些豪猾在地方作恶,不痛加整治不能安善良。于是就把这些豪猾姓名张榜公布,并令日:“能改者,贷其罪。有敢犯者,必尽法无赦。”于是,群猾大警,相率砻伏引去,或更为良民。未数月,里无藏奸,境内肃然。后来,他的生母倪太恭人去世,上司未准其回籍治丧,痛不欲生,悲念阴郁,遂无久宦之意。未几,遂携妻子儿女回归原籍。他对儿子福田的教育很严,戒以勿为章句学,使读史。日:“不读史,无以见事变之凡,立身之鹄也。”他躬践笃实,孝友纯备,平生务为切己之学。他经常教育儿子要深究朱熹之学。戒之日:“立身制行之道,约之以不苟二字。不苟,即主敬也。事事不苟,然后能事事体察,以深其条理。主敬穷理,一以贯之,非有二也。”显然,这些庭训对马浮今后立志研究理学,是深有影响的。公自挂冠归籍后,家运大否,盗贼相继侵门,家道中落。但他远距官场,怡然自乐。他每以手竹筐,人村市,归撷自种园蔬,由妻子至厨下烹之,全家聚食,他认为这就是田园骨肉之乐。父行子效,这种陶渊明式的“弃宦归隐,以田园为乐”的隐士生涯,对马浮今后“平生志岩穴”,一心为学,不求闻达,也是很有影响的。P1-3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