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投资建设和体制改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带动了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并确立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融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体制框架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资宏观调控体系。

本书作者长期致力于投资运行机制和投融资管理制度研究，并对投资领域相关问题具有独到见解。

本书系统地回顾了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运行状况，全面总结了投资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深刻剖析了当前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展望了未来投资建设和体制改革趋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投资建设的主要成就和基本经验

 一、改革开放30年投资建设的主要成就

 二、基本经验

第二章 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

 一、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

 二、资本形成结构的变化

 三、投资率、储蓄率和国外储蓄率

 四、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

 五、投资与通货膨胀

 六、投资与就业增长

 七、未来20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预测

第三章 投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与特征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

 二、改革开放以来产业投资结构的演变

 三、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主要产业政策回顾

 四、未来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及产业政策取向

第四章 投资空间格局的演变

 一、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变动

 二、不同行业投资与产出的空间变动

 三、未来产出与投资的空间变动趋势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

第五章 投资主体结构变化与行为调整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主体结构的演进和变化趋势

 二、改革开放后不同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分析

 三、当前各类投资主体投资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四、促进各类投资主体健康、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第六章 融资体制的演变与展望

 一、改革开放前的融资体制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融资体制演变

 三、融资体制发展趋势展望

第七章 投资体制改革的历程与展望

 一、改革传统投资体制的历史必然性

 二、改革开放以来投资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

 三、投资体制改革的主要成就

 四、当前投资体制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五、近期投资体制改革的趋势展望

第八章 投资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启示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与投资运行周期

 二、抑制投资过热的五次紧缩性调控

 三、l998～2002年应对投资需求不足的扩张性投资调控

 四、投资调控的经验

 五、投资调控的启示

第九章 对投资领域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与思考

 一、投资过热的判断标准

 二、储蓄投资失衡问题

 三、投资结构调控问题

 四、重复建设问题

 五、外资并购投资中的产业安全问题

 六、政府投资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七、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的发展方向

中国投资领域大事记（1978-2008年）

在引入和发展市场机制方面，改革的最初动机是建立投资风险约束机制，融资制度的变革首先从改变预算基本建设拨款的无偿使用开始。1979年8月，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关于基本建设投资试行贷款办法的报告》和《基本建设贷款试行条例》，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试行“拨改贷”。“拨改贷”规定：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工业、交通运输、农垦、畜牧、水产、商业和旅游等各类企业进行基本建设所需资金都可以贷款，贷款单位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还本付息。贷款业务由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负责办理。贷款基金由国家财政从当年基本建设预算拨款中拨给；地方财政用机动财力安排的基本建设贷款基金，由省、市、自治区在地方自筹基本建设资金中解决，贷款规模应当控制在自筹基建指标之内。1979年和1980年先在轻工、纺织、旅游等行业和北京、上海、广东三省市中选择投资少、见效快、利润高、建设条件好的项目以及交通、铁道、旅游等部门买车、买船等方面的投资进行试点。财政预算内投资“拨改贷”制度由此开始试行。

1979年，“拨改贷”只在部分行业、省市选择少量投资不多、见效较快、利润较高、条件较好的项目进行试点。到1980年底，“拨改贷”范围已扩展到电力、轻纺、建材、商业、旅游等10多个行业的600多个项目，当年贷款发放额在15亿元左右，占当年预算内基建拨款支出的3．4％。“六五”时期，“拨改贷”的范围有所扩大，国家规定“从1981年起，凡是实行独立核算、有还款能力的企业，都应该实行拨款改贷款的制度”。因此，尽管1981年的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比1980年大大压缩，但“拨改贷”的贷款额却比上年增加了l倍以上，“拨改贷”投资比重提高到11．3％。1982～1984年间，“拨改贷”投资始终稳定在每年30亿元左右，投资比重则在10％上下浮动。1984年9月，国务院提出的《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国家投资的建设项目，都要按照资金有偿使用的原则，改财政拨款为银行贷款”。在总结前几年试行经验的基础上，从1985年起，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全部实行“拨改贷”，试行有偿使用，并对不同行业实行差别贷款利率。

与以往拨款项目实报实销的做法不同，对于实行“拨改贷”的投资项目，一是计划管理，即所有“拨改贷”项目都严格按照国家基本建设计划和预算管理，建设项目没有列上计划或安排上预算，不能使用“拨改贷”资金。二是合同管理，计划经济时期建设单位和建设银行之间的资金领用和拨付关系，是纯粹的行政性监督和被监督关系，“拨改贷”后，要求它们之间必须按照国家的要求签订借款合同，信守合同条款，并承担各自的经济和法律责任。倘若没有合同，即使列上了计划和预算，也不能用款。三是指标管理，这是将预算拨款项目的限额管理方式运用于“拨改贷”项目，以防止其年度用款突破国家计划和预算安排。所谓指标，实际是一个用款的最高限额。具体做法是，年度投资计划一次核定后，由建设银行总行分季度下达指标，从而控制季度支出，以利于财政下拨资金和建设单位按工程进度用款之间的有机衔接。四是利率管理，根据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需要，对“拨改贷”投资确立了按行业设置差别利率，给予低利率优惠的原则，平均年利率在3％左右，为了控制加工工业和长线产品、高耗能产品的发展，曾经对其实施年利率为12％的惩罚性利率。

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如国有企业改革等，“拨改贷”制度具有超前性，即当时的经济环境还没有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条件；另外，从本质上看，“拨改贷”只是将国家投资的无偿使用转变为有偿使用，并没有改变资金的来源或者增加新的来源，也正是由于始终没能与财政拨款真正分家，一些部门、地区、建设单位视之为软贷款，即不仅利率低，而且对还款要求不严，建设项目能否还款，建设单位和主管部门都不着急，银行也没有有力的制约手段，最终还是由国家兜底。结果，“拨改贷”政策的实施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而且造成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并最终导致停止实行“拨改贷”。

随着改革的推进，拓展融资来源成为引入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导向。1981年，为了弥补财政赤字，解决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国家首次发行国库券48．7亿元（计划发行40亿元） ，此后，发行国债一直是政府的重要融资方式之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体经济形势很好，能源和交通运输却非常紧张。为了集中一部分资金用于能源交通方面的基本建设，国家决定增加200亿元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投资。这笔投资除了由财政、银行负责解决80亿元资金外，其余的120亿元，从各地区、各单位的预算外资金中，用征集“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方式解决。为此，国务院于1982年12月15日颁布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征集办法》（国发[1982]147号） ，要求从1983年1月1日起，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征收一律按照规定的征集范围、项目的当年收入的10％征收率计征。为了更快地加强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国务院还决定从1983年7月1日起，将征收比例由10％提高到15％。1983年4月17日，国务院又发布《关于扩大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规定》（国发[1987]38号） ，提出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对于改善我国能源交通状况，发挥了重大作用。为了加快能源交通建设，进一步繁荣城乡经济，决定扩大征集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为此，国务院决定，凡未开征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的城乡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1987年5月1日起，按缴纳所得税后利润的7％征收。

1987年，针对投资领域面临的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并结合“七五”后三年的具体改革措施，国家计委提出了《关于投资管理体制的近期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国务院于1988年7月原则批准该《方案》。《方案》提出的各项改革措施几乎都涉及融资的内容，其中“建立基本建设基金制以保证重点建设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成立国家专业投资公司用经济办法对投资进行管理”直接与融资体制改革相关。

《方案》指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重大社会发展项目的建设，需要的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国家财政的稳定增长。为了使这些项目的资金来源保持稳定，能够按照合理工期组织建设，经国务院批准，从1988年起建立中央基本建设基金制。《方案》还提出，由于中央基本建设基金尚保证不了“七五”后三年必须由中央安排的重点建设的需要，除转给地方、推迟或停建一部分项目外，还要通过银行筹集一部分资金。一是由银行继续发放基建贷款；二是通过人民银行向专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发行重点建设债券。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固定资产建设，对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壮大国家综合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尽管成绩巨大，但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各界对投资运行、投资管理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的看法也一直存在分歧。

为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的到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投资研究所的主要研究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调查和研究完成了本书。他们立足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发展的实际，采用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等方法，从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投资结构、投资布局、融资结构、投资体制改革和投资宏观调控等方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投资建设的历程和特征、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存在的问题和教训；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了汇总和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了今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针对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和教训，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这对规范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推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固定资产投资是涉及面广、参与主体众多、运行方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尽管本书的作者力求全面和客观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发展进行总结和评价，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同时由于人们认识的角度和评价的标准不同，必然会有人对本书的一些观点、结论和建议不完全认同。但我认为，这些都不能掩盖本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

最后要指出的是，本书主要作者和统稿人吴亚平同志长期致力于投资运行机制和投融资管理制度研究，并对投资领域相关问题具有独到见解。他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本书撰写的各项工作，表现出较高的课题设计、组织和统筹能力，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祝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