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的抗战文学，其相对的客观标准是：作品是否符合特定社会、民族与大众的精神需求，以及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共同的愿望；是否是国家民族、人民大众普遍的价值取向。

本着这样的观点，本书笔者试图通过考察陈铨的身世及其与“战国策派”的关系、其所持的文化哲学理念，进而考察他在抗战时期所写《野玫瑰》等一系列戏剧的旨意及《野玫瑰》风波的前因后事，试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陈铨讨个稍微公正的说法。

近年，沉寂了半个多世纪的陈铨走进了学术界和大众评论的视野。

陈铨何许人，有何业绩？年轻朋友面对这个陌生的名字，自然会发出不解的疑问。陈铨！不是“战国策派”骨干，那个反动作家吗？他那歌颂“汉奸”、“特务”，宣扬“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剧本《野玫瑰》不是被批透、批臭，被钉在现代文学史的耻辱柱上了吗？难道被拨乱反正——平反了？而从抗日战争走过来的人则更多的是惊叹：对啦！历史终归恢复了本来面目，既然承认国民党军队参加过抗日，且是正面战场的主力，那颂扬国民党军队特工锄奸抗日的话剧《野玫瑰》怎么会是汉奸、特务文学呢？

既然话闸打开，那就得从头说起。这对我们了解本书主人公抗战时竭力倡导民族主义文学、积极创作弘扬民族意识戏剧不无助力，或者说是人门的向导。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陈铨概说：清晰的一生与沉重的二十年

 一、从传统出发

 二、清华才子

 三、留学美德学贯中西

 四、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构建民族主义文学

 五、沉重的二十年

第二章 陈铨与“战国策派”的前因后事

 一、“战国策派”出台前后及主张

 二、“战国策派”遭遇大批判：“三套马车”被颠覆

 三、民族主义文学：陈铨的政治抱负与文学理念

 四、“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

第三章 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抗战时期戏剧创作综述

 一、陈铨的戏剧研究及戏剧理论探微

 二、牺牲儿女私情献身国家民族——陈铨抗战时期戏剧创作浅析

第四章 《野玫瑰》风波及历史伤痕

 一、《野玫瑰》素材及创作动因

 二、情节、人物、主旨

 三、《野玫瑰》出台的时代背景

 四、两军对垒、各执一端：奖励与批判

 五、《野玫瑰》主演秦怡等“罢演”始末

 六、阳翰笙与《野玫瑰》

 七、难以愈合的历史伤痕

第五章 新世纪的期许

 陈铨生平创作年表

后记

二、清华才子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陈铨是读私塾时间较长的一位。他读到11岁才进县立高小。由于他聪颖过人，三年就读完小学，以优异成绩考进省立第一中学。只读了两年，就考进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全省只考取5名)。到美国留学，两年获硕士学位，到德国不到三年就拿到博士文凭。这固然是天赋所赐，但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增强了他的理解力，而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打下的英文底子也是其速猛精进原因之一。在一中时，他认识了同班同学阳翰笙：一个热心社会活动、随着“五四”思潮前进的激进青年，终因闹学潮被开除，后成了职业革命家。而他呢？埋头奋读，留学进修，立志科学救国、振兴民族，最后成了拼力宣扬民族主义文学的教授作家。

1921年，18岁的陈铨进入清华学校，很快得到名教授吴宓的赏识，参加吴宓主持“学衡派”的一些活动，为其杂志撰稿，后任编辑。与川人贺麟和张荫麟常出入吴宓家，被称为“吴门三弟子”。除吴宓外，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对他影响特深。王国维早年运用叔本华哲学理念阐述《红楼梦》，把《红楼梦》归结为一部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具有悲剧精神的小说。陈铨接受了这一观点。初步接触叔本华、尼采哲学思想，与他多愁善感的少年情怀合拍，无意中进入一个悲观主义世界，在稍后写的长篇小说《恋爱之冲突》里有鲜明的表现。

清华就读期间，除吴宓、王国维外，其他国学大师陈寅恪、赵元任等对陈铨也有直接影响，他们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以及学术见地都潜移默化地溶人他的心中。由于他有厚实的旧学基础，进入国学氛围浓郁的清华园简直如鱼得水。他先后在《清华周刊》、《学衡》杂志发表一些文章。在文论方面，与张荫麟、钱钟书、李长之并称为“四才子”。

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是晚清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补习性质学校，英语基础要求严格，有的课用英语教学。陈铨仗着在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打下的英语基础，很快适应教学，还翻译了《无情女》等多篇译作。清华七年，初步使他形成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观。

三、留学美德 学贯中西

1928年，陈铨进入美国欧柏林大学学习英语、德语和文学，只两年时间就完成五年学业，获文学硕士学位。由于对尼采、叔本华的痴迷，德国成了他向往的地方。几经申请，获官方批准，于1930年进入德国基尔大学，主修德国文学，辅修英文、哲学，师从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尔。1933年夏天，转柏林大学深造，在大量搜集素材的基础上撰成博士论文《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后更名《中德文学研究》)，顺利获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全面考察了中国文学对于德国文学在小说、戏剧、诗歌方面的影响，是中德文学比较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在进行中德文学研究的同时，陈铨花大工夫钻研黑格尔，并加入德国“青年黑格尔学会”，对叔本华、尼采的研究也逐步引向深入，并开始考虑用尼采的思想来解决千疮百孔的“中国问题”。在德国留学时写的长篇小说《死灰》(1935年出版)就是彼时的思想缩影：中国留学生萧华亭在与德国女郎冷荇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流韵事上表现出“儿女气”的同时，又接受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论，性格中注入了“大丈夫”气概。其意图是治愈孱弱的国民性需要尼采哲学，这是一剂健全民族性格的药方，想以此使中国“死灰复燃”。我们对尼采并不陌生，新文化的先驱们，如鲁迅、郭沫若等都高扬个人主义旗帜，以其“偶像破坏论”做武器向封建统治的礼教宣战。这里，陈铨是对尼采思想的另一种接受，即以民族主义思潮对尼采建设性思想的借鉴。可以说，在德国的三年零四个月，陈铨的思想体系基本形成，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和观念深入到了他的血脉中。从早期的个人主义走向了民族主义；从对王国维、叔本华的热情转向对尼采学说的信仰，成为他20世纪40年代以后主要的思想武器。1940年9月，他在《战国策》第12期上发表的《尼采的道德观念》明确指出，尼采“不但破坏，而且建设”，“尼采认为人生不是求生存，乃是求权力，支配人生一切的，不是生存意志，乃是权力意志”，那么“处在现在的战国时代(指抗战时期)，我们是依照传统的‘奴隶道德’还是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呢？”显然，陈铨的答案是后者：尼采的道德观是强者的道德观，即提倡勇敢、创造、强力的道德观。此说虽有偏激之嫌，但就其出发点还是为了振兴民族精神。P7-11

巴山蜀水自然风光旖旎，历史文化璀璨。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地之一的巴蜀故地，历经数千年的风雨沧桑和一代又一代巴人蜀人的筚路蓝缕，形成了玄妙神奇、博大精深、瑰丽多姿的巴蜀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四川，乃至中国的一座极为珍贵的文化宝库。

巴蜀文化植根于巴山蜀水，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文化。自上个世纪40年代初提出“巴蜀文化”这一概念以来，随着考古的新发现，特别是三星堆、金沙遗址等一批颇有影响的古迹相继发现发掘，巴蜀文化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并陆续在历史文化、考古文化和民族文化等方面推出了一批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成果。这是我省文化事业繁荣兴旺的重要标志，是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瞩目成就。

十六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视发掘、研究巴蜀文化，大力普及、弘扬巴蜀文化，既是结合我省实际、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既是发展繁荣我省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省的有机内容，也是加强和推进我省精神文明建设、振奋广大干部群众精神的重要途径。为此目的，省政府组织参事、文史馆员等一批学有专长的老专家、老教授编写了《巴蜀文化走进千家万户》丛书。这套丛书涵盖了巴蜀文化的起源与传承、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学技术、民风民俗、名都名城名人等诸多方面，史实准确，文字精练，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对普及、宣传和弘扬巴蜀文化，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相信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从中领略到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弘扬巴蜀文化，既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又要大力开展宣传普及工作。坚持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希望全省学术研究和文化界的同志始终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文化精品，为推动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从知道陈铨这个名字到写成这本小书，整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其间的情感流变饶有兴味，在这里不妨略记一二。

1957年9月，“反右”运动已进入尾声，我从西南俄专转学到云南大学中文系，上戏剧课的老师姓范——一位瘦弱、严谨、木讷、带几分病态的学者。他讲话总是小心翼翼，不断地看讲稿，提到“战国策派”陈铨，前面冠以“反动”二字，还用眼睛扫描一下窗外，生怕有人窃听似的。

后来得知，范先生是昆明有名的戏剧家，抗战时任昆明“文协”理事，跟陈铨有过交往，为此而刚作过交代。其时，“反右”尚未结束，下午二、三节课还隐隐传来“批右”的口号声。

世事白云苍狗，人生几度炎凉，二十多年间，经过一番严酷的“折腾”，在20世纪的80年代初，我也当了昆明一所大学的教师，上现当代文学课，用的是唐弢、严家炎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该书对陈铨的评价，也是寥寥一百多字，但分量却不轻，除“反动”帽子外，还加上“颂扬国民党特务政治，宣扬法西斯主义”这些吓人的评语。因为是讲“史脉”，故淡淡带过，亦未深入研究，一般是照“本”宣科。坦白讲，老师、学生对于陈铨都是云遮雾罩地不知其所以然。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我从昆明调回四川，仍在高校中文系任现代文学、比较文学课，课余研究四川现代作家，曾有幸三次拜访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著名戏剧家阳翰笙。在一次访谈中，老人突然提到陈铨——这位六十多年前四川省立第一中学时的老同学，兴奋地说小个子陈铨漂亮、聪明，学习顶呱呱，英语特好，后保送留学。还说40年代初在重庆有过一次见面，后不知下落，要我回川打听一下。其亲切、缅怀之情溢于言表。

20世纪90年代初，我第三次拜访阳翰笙，其时老人已病重住进北京医院。我先告知陈铨“文革”中辞世的消息，他连说“走早了”、“走早了”！接着，我把白杨回忆文章称“当年阳翰笙对她说陈铨是国民党特务”一事相询问。老人笑了笑说，这怎么可能！陈铨一非国民党员，更不是军统特务，他是我党统一战线团结对象。说完，叫秘书给了我一本他写的“抗战日记”说：“这上面有记载，你翻翻就知道了。”

北京归来，我就写了那篇《阳翰笙与陈铨》的小文(后发《四川政协报》)，想借此匡正视听。不久，一位在宜宾师范学校任教的富顺籍老师送给我一札资料，内有陈铨胞弟老中医陈雄岳先生的回忆录及陈铨未发表的一些文章。送物人附言：送资料是受雄岳老先生之托，盼能有人给过世的胞兄说几句公道话。资料在手，如负千钧！首先想到写书。写书要资料，由于历史的原因，陈铨的作品和相关研究资料异常匮乏。我先后在网上和到云南、四川省有关图书馆查阅资料；去电话自贡、富顺政协询问知情人，得到他们的帮助；特别是与陈铨女儿陈光琴女士联系上后得到她惠寄的未刊稿《那朵难以凋谢的“野玫瑰”》、《那朵难以凋谢的“野玫瑰”》(后记)以及《一位难以湮没的人》(代序)等文和十余张陈铨早期照片，使我如获至宝。稍后，又在天府书城书架一角发现了郑万鹏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季进、曾一果合撰的《陈铨：异邦的借镜》两本有关陈铨的书，领略了几位学者富有开拓性的全新观点，增强了我写陈铨的信心。从去年3月动笔到今年春节完成，历时近一年；不！正确的说，自20世纪50年代从书本上初识陈铨到80年代胡讲泛议陈铨到跨世纪后深入了解陈铨至而写陈铨，整整超越了半个多世纪。其实，这也反映了一代学人的心路历程。

唠叨写来，不觉辞费，野人献曝，聊表心声而已！

二〇〇九年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