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曾国藩到康有为,从李鸿章到孙中山,蒋廷黻编著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将近百年的演变和人物娓娓道来,没有枯燥的考据,没有史料的堆砌,却尽显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社会发展趋势。
本书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
本书构建的史学框架和断代史体系,曾引领了近代史研究的风潮,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推崇,被称为近代中国史研究的开山之作。
《中国近代史》不仅奠定了蒋廷黻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态而受世人瞩目。本书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
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开始维新呢?此中缘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中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中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精神。无论在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到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地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把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源。魏源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1842)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做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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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清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斯科的国粹党。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涅瓦河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就连斯大林也很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但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中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致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凯末尔,于是始得复兴。凯末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中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