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相到谎言，从抗争到屈服，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

脆弱的“第四权”如何在强权的钳制下丧失底线，沦为帮凶；

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界，是拯救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免于灾祸的最后一道防线。

前坂俊之所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告诉我们，谁坚持了新闻界的道德底线，谁沦为了军国主义的附庸？

前坂俊之所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以1931—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新闻界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对于这些扭转中国、日本甚至全世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日本主流报纸是如何报道的，这些报道叉对时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本书运用大量原始资料，再现了日本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的过程，为读者展示了那段特殊时期日本的政治、文化景况，将御用报纸、犬儒媒体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推波助澜刻画得入木三分。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年之后的今天，日本右翼言论甚嚣尘上，美化战争的文章时常见诸报端。有鉴于此，我们正需要这样一本书，郑重揭示客观公正的新闻界对于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重要意义。

推荐序/展江

中文版序

日文版序

第一章 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报纸和审查

第二章 从中日对立走向“九一八”事变

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第四章 爆弹三勇士的真实面目——军国主义的赞歌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第五章 日本退出国际联盟——世界孤儿的诞生

第六章 “五一五”事件及相关评论

第七章 言论弹压导致的自我约束和离间军民关系问题

第八章 从京大泷川事件到天皇机关学说事件

第九章 搭上性命的新闻报道时代——针对报社的恐怖活动

第十章 陆军宣传册事件和永田铁山暗杀事件

第十一章 “二二六”事件中受到致命一击的报纸

第十二章 “二二六”事件之后

第十三章 同盟通信社的成立

第十四章 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

第十五章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第十六章 太平洋战争之路

第十七章 太平洋战争开战的独家报道

第十八章 报纸已死

后记

译后记

注释

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是从1931年9月18日，中国奉天北郊的柳条湖附近的满铁的一部分被炸毁开始的。当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很快就对外公布说这是中国的阴谋。但是，在战后的东京审判中首次揭露这是关东军的阴谋，是以石原莞尔中佐为中心，板垣征四郎大佐和石原莞尔、花谷正少佐（参谋）等人共同策划、实施的。三人多次召集了关于满蒙问题的研究会，在1931年春，做出了“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同年6月，和陆军总部的中国班长根本博中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等也进行了商讨，并在关东军内部选拔志同道合者，决定爆破等任务的分配，为计划的实施紧张地准备着。

9月10日，关东军将旅顺要塞的28厘米炮分解后搬运到了奉天驻军营地，准备用来炮击北大营的中国士兵营部。此时确定的计划实施日是9月28日。但是，到了9月15日，板垣参谋收到从桥本大佐来的紧急电报“在满洲的计划暴露了”。奉天总领事向外务省打了一封内容为“关东军在策划一个大阴谋，好像会在近期内实施”的秘密电报。震惊不已的陆军总部在15日早晨，决定派遣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去奉天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嘱咐他“要慎重行事”。接到来自桥本的情报的板垣参谋等人，在16日展开了讨论

“是实施，还是不实施”的紧急磋商会议。虽然意见出现分歧，但最终决定中止计划的实施，成员假装解散。可是，在第二天早晨，石原参谋又暗中召集了少数几位志同道合者并确定于18日实施计划。

建川在18日下午到达奉天，当晚受到了板垣和花谷等人在“菊文”饭馆的热情款待。建川说：“你们的计划一半都暴露了，中央说要停止。但我个人的意见是如果能巧妙实施的话就实施，否则就不要实施了。”然后就喝醉睡着了。从建川的El吻中，板垣和花谷觉察到他不是真心来阻止的，于是立刻实施了计划。但是建川也没有料到，计划会在那个晚上实施。

实施铁路爆破的是河本末守中尉和他手下的几个人。为了不影响满铁轨道上火车的正常行驶，他们预先进行了计算，使用小型炸弹将破坏程度控制到了最小。晚上10点一过，“轰”的一声巨大爆炸声响起。“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一手策划的。

19日早晨，币原外务大臣在驹込的家中读报纸才第一次得知了事变，然后立刻到首相官邸向若槻首相申请让外务省用电报报告简要情况，并提议召开临时内阁会议。之后，从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处收到了绝密电报：“为了修理被说成是被中国破坏的铁道地段，从满铁派来了铁路工，但不让军队靠近现场，由此可以想象此事件完全是出自军部有计划的行动。”

就这样，政府得知了“这可能是关东军的计谋”的情报。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也是在19日早晨，在通过报纸看到事实的瞬间，产生了“他们到底还是实施了”的直接反应。他立即着手调查，查明了“关东军司令官准备在还没有看到建川带来的陆军大臣的亲笔信前，预先让他们实施计划”这一事实真相。就这样，事变发生不久，事实真相就已经暴露了。在1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若枫首相这样质问南次郎陆军大臣：“原因是中国兵破坏铁轨而进行的正当防卫吗？但如果不是那样，而是日本军阴谋行为的话，我国在世界上该如何立足？”若枫首相替他们打了预防针，并指示不要让事态继续扩大。币原外务大臣提供的情报阻止了军部的独断专行。

20日上午，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币原外务大臣打来电报：“这次军队的行动计划已经从14日开始进行了预先演习。我军估计会实施原定的计划。中国的不抵抗态度和我军军事行动中的小事故刺激了当地的外国人，世界舆论开始出现对我方不利的倾向，使我越来越担心对外政策是否会陷入困难境地。”关东军的计谋进一步浮出水面。

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奉天，并继续扩大战局。在与关东军事先联系好了的朝鲜军向中国方面增援的要求下，19日，日本向边境地区派出了飞行部队。21日，林铣十郎司令官在没有得到内阁会议认可和天皇敕令的情况下，独断专行，让部队越过了国境。此举虽然明显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但军事中央只说“没有办法”，并在事后迫使天皇认可。若枫首相也没有再坚持“不扩大方针”，而是变成了“既成事实就让它去吧”的暖昧态度，并且在内阁会议上批准了军队越境的经费支出。

在这样的事态变化中，报纸又是怎么报道的呢？

P29－P31

三天时间饶有兴致地读完前坂俊之先生所著《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的中文译稿，感触颇深。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军国主义就以中国为侵略对象，并且一条道走到黑，将中、美、苏、英、荷等国通通树为敌人而四面出击，最终因野心太大和天怒人怨而战败。这段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至今还存在诸多争议，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经过明治维新和所谓大正民主时代，日本报业迅速崛起。将这一过程视为政治经济变革，特别是宪政体制的有利结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从另一个维度来考察，日本19世纪末开始的富国强兵、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民读报热，也是日本报业成长的助推器。

如果说日本报业借助战争而大发展，是始于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那么1931年至1945年的军国主义时期，则是政府和军方借助全方位对外侵略扩张行动而控制舆论的阶段。本书的一大贡献，是揭示了报业这个日本最重要的舆论机关对于军国主义势力从抬头到支配日本政治的记录和态度，尤其是所谓主流报纸对于军部从揭露和批判到退缩和沉默、再到顺从和屈服的变化过程。这种批判反思，根植于扎实的报史研究，理据充分，持论公允，让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发：一个屈从于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舆论压力而放弃社会公器责任的新闻界是如何误导一国之民的。

自1931年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有一个持续走强的过程，其间从政界到学术界，再到新闻界不乏批判的声音。从作者的记录来看，军国主义最初并未强大到一手遮天的程度。当时已经很发达的日本报界，如果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和民主自由的理念，是有可能阻止军国主义思潮在整个社会泛滥成灾的。可总体而言，《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所谓的主流报纸，却在稍作抵抗后率先从思想上被收编了。这里所说的收编，不是说报纸改变所有制而被纳入国营体制，而是说在民营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逐渐丧失独立性和批判性，进而成为“自筹干粮＋领皇粮”的体制附庸和帮凶。

通过作者的记录，我们发现，日本新闻界对于军国主义的批判，主要来自地方报刊和非主流的另类报刊，即发行量较小、较个人化的报刊，它们在经济上不大依赖既有的政商力量，以针对重大时事和政治问题的言论为主。这其中，菊竹六鼓主持笔政的《福冈日日新闻》、原《信浓每日新闻》主笔桐生悠悠后来主持的《他山之石》、战后任首相的石桥湛山的《东洋经济新报》能直面时局，大胆批判盲目的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空谷足音，难能可贵，留下了不失光彩的印记。可是，从这些报刊的社会影响力来看，由于发行量受限，充其量只能影响少数知识分子，对普罗大众来说其影响力几乎是不存在的，因而不可能挽狂澜于既倒。

回顾和深入充满创痛的历史，我深深认同作者在序言中的一段总结：“有关‘战争和媒体的关系’本书向读者揭露了二战前后日本媒体进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过度报道以及背后政府控制媒体的实态。”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在诸多被压迫、被殖民的弱小民族那里是反抗殖民压迫的强大诉求，但同时也是国际争端、尤其是流血军事冲突的根源之一。民族主义容易凝聚民族意志，但往前走一步，又很可能成为使对外扩张和不义战争合法化的意识形态。19世纪大肆侵略扩张的沙俄、20世纪初打败沙俄之后称霸东亚和东南亚的日本，无不如此。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类现象并没有绝迹，仍然是我们当代人不得不正视和警惕的问题。

其实，作者通过太平洋战争中新闻界的失守，揭示了一个人们习焉不察的深刻问题：通过一个负责任的新闻界实现的言论自由，是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共同体的福音。它既可以如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所言，帮助一个国家免于饥荒之害，更可以为防止祸国殃民的思想走火入魔般地延烧做出贡献。这种祸国殃民的思想在种种包装之下一旦四处蔓延，轻则导致国际间不断的纷争和冲突，重则导致一个或多个国家陷入“总体战”甚至种族灭绝的浩劫。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TheSLmdayTirues）》资深记者菲利普·奈特利（PhillipKnightley）的名著《战争报道的内幕》的原题为“战争中的第一个牺牲者是真相（Thefirstcasualtywhenwarcomesistruth）”，它分析考察了从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到越南战争的约一百二十年间媒体关于战争的报道。不管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哪支军队，如果发动战争的话，首先要实行媒体审查。战争总是要血祭上“新闻自由”，这自古以来就没有变。奈特利在该书中分析揭示了随军记者在严格的审查、宣传、隐瞒真相、捏造赞歌、操纵信息、弘扬爱国心等诸多限制条件下，怎样克服困难，在多大程度上传达出了战争的真相，具有历史性意义。

书中分析了战争报道如何被国家歪曲，战争报道如何陷入了与事实相距甚远的虚伪、捏造和宣传欺骗中。提出了“媒体因战争而发展”、“爱国心蒙住了真实的眼睛”、“忙于营利，在保护新闻自由方面缺乏气概和勇气的媒体是自掘坟墓”等一些关于战争报道的基本观点。

本书虽然是分析昭和时代的战争和那个时代的战争报道，但奈特利记者指出的关于战争报道的基本法则在这儿也非常适用，这令我很是吃惊。还有，在伊拉克战争和此后的一些事件中，新闻报道也以同一个模式被再现出来。历史上的愚蠢行为被不断重复，这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关于昭和战争和媒体这一主题的研究也有一些，但是总觉得没有揭开的部分还太多，缺乏系统性和足够的力度。不过，最近出现了一些填补本书空白、进一步深入研究言论统制史的书籍，真是可喜可贺。

一是山中恒著（（新闻美化战争——战时国家情报机关史》（小学馆，2001年）。该书在分析内阁情报委员会资料、查阅报告（《朝日新闻》的检阅内部资料）、内阁情报部常务委员会的简单议事录（昭和十二年九月至昭和十五年五月）、情报局联络会议报告等庞大秘密资料的基础上，详细阐明了内阁情报部、情报局如何对新闻、出版进行言论统制的实态。在本书中未能表现的新闻背后的内幕，得到了充分的挖掘。

另一部是中园裕著《新闻审查制度运用论》（清文堂，2006年）。该书在纵观《报纸法》从1909年诞生到1949年废除的约40年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基础上，沿着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分析检验了各事件的新闻审查情况。

该书也是在分析内务省的检阅资料、禁止资料、情报局资料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审查、编辑上的注意事项对报纸介入指导的恣意性、不统一性以及相互矛盾等现象。而且，通过实证分析展示了报纸从自我限制到与情报局同心协力，最后被统合、被淹没的过程。该书不仅是一部言论统制媒介史，而且对昭和战争前期的政治、社会有着广泛的研究，是一部高水平的心血之作。

如果把本书当作“战争和媒体”的启蒙书，那么继续阅读以上两本书的话，应该会对提高新闻素养有所裨益。

能够对此课题进行研究，承蒙以下人士的勉励：已故新闻界前辈、原东京大学两位教授内川芳美先生、高桥彻先生，原东京大学教授桂敬一先生，立教大学教授门奈直树先生，原共同通讯社社长原寿雄先生，《媒体市民》发行人安孙子诚人，原日本大学教授天野胜文，原《每日新闻》调查部部长龟中茂男等。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前坂俊之

2007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