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道尔是以福尔摩斯私人侦探的形象而名扬四海的。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及人物，也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因为犯罪会涉及一切社会领域，是非善恶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永不停息的主题，所以福尔摩斯故事从侦探故事的侧面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概况。

福尔摩斯的形象描写得丰满、生动，是个有血有肉的立体人物，例如在本书收录的《血字的研究》中，开篇便叙述了福尔摩斯的性格、爱好及学识等。更为巧妙的是，柯南·道尔塑造了华生的形象，一个憨厚、忠诚甚至笨拙的人物，与福尔摩斯的机警、敏捷、思考严密、观察的细致入微形成鲜明对比。这既引起读者的兴趣又更加鲜明地突出了福尔摩斯形象的特点。

再者柯南·道尔笔下的反面人物，也写得栩栩如生，着墨不多但不失生动，并从多种不同侧面描写，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反面人物。例如在书中《恐怖谷》故事中的帮主麦金蒂，柯南·道尔不但描写了他的凶暴残酷、目空一切，也写了他对同党遗孀的关注。

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使人不能释手的故事情节，写得深刻逼真的描述情节，吸引你感同身受地随同侦探主角历经艰险、挫折、一再失败直到成功。

侦探小说均以情节为主，线索扑朔迷离、曲曲折折、事出意外、惊险无限，方能吸引读者感同身受地随同侦探主角历经艰险、挫折、一再失败直到成功。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也不例外。小说以十九世纪的英国为背景，通过福尔摩斯对四大奇案的侦破，描绘出一幅幅生动而深刻的社会人生画卷。小说情节离奇曲折、扣人心弦，人物刻画丰满生动，散发着浪漫的英雄主义精神。

血字的研究

恐怖谷

四签名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第一部摘自前陆军军医部医学博士

约翰·H·华生撰写的回忆录

第一章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一八七八年，我获得伦敦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继而又在内特利完成了军医的必修课程。在那里结束了我的全部学业后即被派往诺森伯兰郡的第五燧发枪团任助理军医。当时该团驻扎在印度，在我加入这个团之前，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就已经爆发了。一到孟买，我就听说我所在的那个团队已穿过山隘，向前挺进并已深入敌区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和一些处境与我相同的军官一道去追赶我们的部队，直至我们安然无恙地到达坎大哈，在那里，我找到我的团队，并立即开始履行我新的职责。

这次战役使许多人获得了荣誉，得到了高官厚禄，而我，除了不幸和灾难之外，却一无所获。我被调离了我的旅，并被指派到伯克郡旅，和我为之服务的那些战友们一起，参加了梅沃德的那场严酷的激战。在这场战役中，我的肩膀被一颗杰扎尔枪弹击中，子弹打中了我的肩骨，我锁骨下的动脉也被擦伤。若不是我那忠勇无畏的勤务兵默雷眼明手快地把我拽上一匹驮马，平安地把我带回英国营地，我早就成为那些杀气腾腾的回教徒士兵的阶下囚了。

由于伤痛使我筋疲力竭，长久以来历经的磨难也使我虚弱不堪，于是，我被送上了长长的满载伤员的火车，转移到位于自沙瓦城的一所后方医院。在这里，我开始恢复元气，健康情况已大有好转，我康复得能在病房里走动走动，甚至可以到阳台上去晒晒太阳。可是不久我又病倒了，染上了印度属地令人诅咒的伤寒。有好几个月，我生命垂危、神智恍惚，但最后我还是苏醒过来并逐渐地康复，病后的我，身体如此虚弱，面容如此憔悴，以致，医生会诊后不得不决定：一天也不能耽搁地把我送回英国。于是，我被送上了部队的运输船 “奥仑蒂斯号”急速地遣送回国。经过一个月的航行，“奥仑蒂斯号”到朴次茅斯着陆，我便在此上岸，此时，我的健康几乎糟到无望康复的地步，好在仁慈的政府给了我九个月的假，让我调养身体。

在英国，我无亲无故、形单影只，然而，我却像空气般地自由——或者说，生活得像一个日收入有十一先令六便士的人那么逍遥自在。在这种情况下，我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伦敦，这个藏垢纳污、大英帝国所有的游手好闲者不可抗拒地云集于此的大泥潭中。我在河滨路的一家私营旅馆住了一段时间，生活得既不舒适且百无聊赖，开支也严重地入不敷出。我的经济变得如此危机，以致我很快便意识到：要么我离开这个大城市，要么就彻底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选择了后者，并决心离开这家旅馆，另找一个略为简朴花费又不大的住处。

就在我下决心这么行事的当天，我正站在克里特里奥酒吧间时，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小斯坦福德，他是我在巴特时的一名助手。对于一个形影相吊的孤独者来说，在伦敦这样一个大海般的大千世界里，能不期而遇地见到一个友人，的确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以往我和斯坦福德虽非莫逆之交，但是现在，我却热情地招呼他。而他见到我似乎也非常高兴。我感到十分欣喜，便邀请他和我一起到霍尔本餐厅去吃午饭，于是，我们便乘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前往该处。

“华生，你近来在于些什么？”当我们的马车嘎啦嘎啦地穿过伦敦拥挤的大街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疑惑地问我。“你看你怎么变得骨瘦如柴了呢？”

我简单扼要地对他讲述着我屡经磨难的危险经历，我的叙述还没结束我们的目的地就到了。

“可怜的家伙！”听了我不幸的遭遇之后，他同情地说，“现在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想找个住处，看看是否可以租到价钱不高但又舒适点的房子。”我回答说。

“真奇怪，”我的这位伙伴说：“今天你是第二个跟我讲这种话的人。”

我问他：“第一个讲这话的人是谁？”

“是一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人。今天早上他一直在惋惜，虽然他已经找到了几间不错的房子，可他一个人租不起，又没找到能和他合租的人。”

“哦！”我说，“如果他真想找人和他合住来分担房租的话，我就是他想找的人。我觉得有个伴比一人独居要好些。”

小斯坦福德的目光掠过酒杯，他惊讶地看着我。“你还不了解歇洛克·福尔摩斯，”他说，“否则你也就不会愿意总和他做伴了。”

“为什么？他有什么毛病吗？”

“哦，我倒不是说他有什么毛病。只是感到他的思想有点古怪而已——他是个热衷于科学的人，就我所知，他是个很正派的人。”

“我想，他大概是个学医的吧？”我说。

“不——我也说不清他到底想干什么。我相信，他擅长解剖，还是个一流的药剂师，但据我所知，他可从来没系统地学过医。他研究的东西相当复杂，也很古怪，但从中他也积累了许多足以令他的教授感到惊异的知识。”

“你从没问过他在研究什么吗？”我问道。

“没问过，他可不是那种能轻易谈心里话的人，虽然在他高兴时电很爱讲话。”

“我倒很想见见他，”我说。“如果我打算跟人合住，我倒更愿意对方是个既好学而又文静的儒雅之士，我的健康太差了，经受不了吵闹和刺激。在阿富汗，我已吃尽了这种苦头，我再也不想受这种罪了。我怎么才能见到你的这位朋友呢？”

“现在他肯定还在实验室，”我的同伴回答道。“他要么一连几个星期不去那儿，要么一去就从早到晚地待在那里。如果你愿意，咱们吃完饭就一起乘车上那儿去。”

“我当然乐意啦，”我回答说，于是，我们又切入其他的话题上去了。

在我们离开霍尔本餐馆前往医院的途中，斯坦福德又给我讲了些有关我打算与其合住的那位先生的详细情况。

“如果你和他合不来，可别怪我呵，”他说，“我只是偶尔在实验室里碰到他，才对他略知一二，此外我对他就一无所知了。既然你提出这个主意，那么，你可别让我承担什么责任呵。”

“真要是合不来，散伙也很容易，”我说。“我看哪，斯坦福德，”我紧紧地盯着我的同伴补充道，“对这件事你好像要撒手不管了，其中必有原因。是不是因为这个伙伴性情不好难对付，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你就别那么吞吞吐吐拐弯抹角了吧。”

“要把一些无法形容或无法表达的事情说清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笑了笑说，“我觉得福尔摩斯这个人搞科学搞得有点太赶头了——几乎达到了无情、残酷的地步。我可以打个具体的比喻：他把一小撮新发现的、由植物中得到的有机含氮碱给他的朋友尝，你要知道，这倒不是出于什么恶意，而是出于研究它的兴趣，其目的是为了准确地了解这种药的不同效力而已。平心而论，我想，他自己同样也会把这种药吞下去的。为了获得真才实学，他看上去还真有一股激情。”

“这不是很好嘛。”

“话是这么说，但做得未免有点过头。此外，在解剖室里，他还用棍子抽打用来解剖的尸体，这就肯定是件异乎寻常的怪事了。”

“抽打尸体！”

“是呵，他这么做是为检验一下，人死后如果再受到伤害，它的伤痕是什么样的，这件事可是我亲眼见到的。”

“你不是说他并不是研究医学的吗？”

“是啊，可天知道他研究什么。哦，我们已经到了，至于他这个人到底如何，还是你自己去看看吧。”他说，同时我们也下了车，拐进一条狭窄的小胡同，再通过一个开着的小旁门，我们就来到了一所大医院的侧楼。P3-6

福尔摩斯与中国读者

自从一九八一年八月群众出版社印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以来，在这二十余年中，类似作品层出不穷。有资料指出约十余家出版社出版过此书，印数已达五百万册。仅在二○○三年后半年，笔者又见到两家出版社印出《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不禁使人想到，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拥有如此广大市场，足以说明广大读者对福尔摩斯的喜爱。

我们追溯一下福尔摩斯这一形象在中国的历史。英国作家柯南·道尔(Arthur Cnan Doyle，1859—1930)，在一八八六年四月写出《血字的研究》，一八八七年出版。依据有关资料，在一八九六年，有了第一个中译本，张仲德所译的《歇洛克呵尔晤斯笔记》(即《血字的研究》)，其中“华生”译为“滑震”。此后当时的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在一九○一年、一九○三年均有福尔摩斯探案的译本出版。一九○八年商务印书馆印出近人称道的古文家林纾与魏易用文言翻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即《血字的研究》)。柯南·道尔从一八八六年写出著名的《血字的研究》以后，不断以福尔摩斯私人侦探的形象，写出多部作品，最著名的还有《四签名》、《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和《恐怖谷》，直到一九○五年出版《归来集》，这十九年中，均有中文译者译介到我国。一九一六年出版了程小青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柯南·道尔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间又写出《恐怖谷》、《最后致意》和《新探案》。这三组故事在解放前可能没有译本，但在改革开放后的所有中译本中均予收集。这样看来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从一八九六年最初译介到中国的百余年历史中，不管中国人民经历了什么样政治风云的变化，它都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只有在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这三十年中，福尔摩斯探案的译介寥寥，其原因不言而喻。当然应当说明，福尔摩斯的故事，百年以来在世界其他各国(包括英国本国)也受到读者的广泛喜爱，所以英国出版的详注福尔摩斯探案集，指出有三个虚构人物是世界各国人民所熟知的，他们是哈姆莱特，鲁滨孙和福尔摩斯。我们暂且不谈福尔摩斯的形象在其他各国的情况，这也是笔者的资料和能力所限，只需探问为什么一位外国文学虚构人物，在中国这样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虽历经风云巨变，却受到广大读者始终如一的喜爱呢？

一八九六年在中国开始出现了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一个以侦探为主角，历述案件侦破过程中的惊险、曲折，触及广泛的社会层面并且引发读者的浓厚兴趣，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种崭新的文体。在此以前，中国探案故事只限于公案小说，如《三侠五义》、《包公案》以及在笔记小说中可以读到，但是这些故事并不以某一办案人员为主角去吸引读者的兴趣。所以这一崭新的文体，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福尔摩斯的形象描写得丰满、生动，是个有血有肉的立体人物，例如在《血字的研究》中，开篇便叙述了福尔摩斯的性格、爱好及学识等。更为巧妙的是，柯南·道尔塑造了华生的形象，一个憨厚、忠诚甚至笨拙的人物，与福尔摩斯的机警、敏捷、思考严密、观察的细致入微形成鲜明对比。这既引起读者的兴趣又更加鲜明地突出了福尔摩斯形象的特点。这在西方的侦探小说中也是别树一帜的，例如我们感到爱伦·坡的侦探杜宾形象并不饱满，甚至二十世纪中期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侦探波罗所做的多是逻辑推理。这些人物均逊色于福尔摩斯，我想这也是柯南·道尔成功的原因之一。

再者柯南·道尔笔下的反面人物，也写得栩栩如生，着墨不多但不失生动，并从多种不同侧面描写，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反面人物。例如《恐怖谷》中的帮主麦金蒂，柯南·道尔不但描写了他的凶暴残酷、目空一切，也写了他对同党遗孀的关注。柯南·道尔在人物描写和事实叙述中非常尊重客观事物的错综复杂与千变万化，而不是仅仅依从逻辑推理。福尔摩斯探案故事涉及人物众多，除去福尔摩斯和华生两位主角之外，还有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不论正面或反面的形象，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侦探小说均以情节为主，线索扑朔迷离、曲曲折折、事出意外、惊险无限，方能吸引读者感同身受地随同侦探主角历经艰险、挫折、一再失败直到成功。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也不例外。但是柯南’道尔笔下的情节无论巨细总是更有说服力，更显真实，因为作者长期观察、研究并且记载了纷繁的社会现象和人物。在《恐怖谷》中斯考尔帮会下的一些打手从事各种不同职业，打入帮会的麦克默多，在加入帮会前后的各种谋生方式和活动，这些记述和描写均以当时的社会实际背景为依据。当然所有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最终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实际，但是柯南·道尔的观察更加深入、细致，因而描述得更加简洁、逼真。福尔摩斯探案故事，不但主要情节写得使人不能释手，一些旁枝侧叶的情节也写得深刻逼真。

柯南·道尔从一八八七年发表《血字的研究》，到一九二七年发表《新探案》的四十年间，以福尔摩斯形象总共创作四部长篇和五十六个短篇。其间他还创作了其他的小说，以及剧本和有关历史的著作。柯南·道尔甚至认为自己的历史小说优于侦探小说。但是柯南·道尔是以福尔摩斯私人侦探的形象而名扬四海的。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涉及当时英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及人物，也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等问题，因为犯罪会涉及一切社会领域，是非善恶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永不停息的主题。所以福尔摩斯故事从侦探故事的侧面反映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社会概况。

福尔摩斯热衷侦破案件，倾注全部身心。案件突发，他便夜以继日地思考，不顾疲劳，甚至借用药物刺激；需要行动时，他不分昼夜赶赴现场，不顾自身的安危。他疾恶如仇，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到贝克街找福尔摩斯寻求援助的人接连不断，他从来不怕艰难，越困难的案件他越要去解决，战斗不停。在《恐怖谷》的尾声中，福尔摩斯决心继续与邪恶的莫里亚蒂教授斗争。福尔摩斯的形象鼓舞着人们与邪恶及犯罪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树立战胜邪恶的必胜信心。

笔者只是偶然机会翻译了少量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对于作家柯南·道尔及其作品没有深入研究，这里略谈译后的肤浅感受和看法。英国有回忆柯南·道尔的文集，以及他的传记等等，国内很难见到，资料的困难或许随着传播手段的发达可以解决，对于福尔摩斯形象深感兴趣的人士可以认真地研究。这篇肤浅的意见，如能抛砖引玉，将是笔者的极大欣慰。

李广成

2003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