督甘的失败
马廷秀
张广建祸甘与“甘人治甘"口号的提出
1914年初，袁世凯为控制西北政权，派安徽人张广建督甘。张广建入甘之初，以巡按使名义带有一个混成旅，武器精良。到兰州后，分编为左右两支新建军，左军驻省城东郊，安徽人吴攀桂为统领；右军驻临洮，安徽人吴桐仁任统领。另挑精壮干余人作为卫队，驻扎督署。时马安良以提督名义驻在省城南关什字附近帅府街(今互助巷)，所部分驻西关、河北、华林山一带，张广建感到威胁，想把马安良调离省城，即请袁世凯任命为甘州护军使，马辞不就，张又想寻隙以达驱马之目的，便怂恿所属军队每与西军在街头、戏院、茶馆打架闹事。有一次从督署门前打起，马部军士节节退让，经过南关什字，快要到马之府第。马容忍不肯下令还击。经此一事，马恐酿成事端，影响治安，遂带队返回原籍——河州。1917年，临洮护法运动发生后，因牵涉到马安良，张广建为了拉拢，任命马的第三子马廷勷为凉州镇守使。
张广建认为陆洪涛之任陇东镇守使、孔繁锦之任陇南镇守使均是他保荐的，并是自己带来的亲信，为了笼络地方回族势力，与马福祥结为同盟兄弟。对马麒方面则由西宁道尹黎丹斡旋，信使往返，感情融洽。马麟拜张为老师，执门生礼。在军事上经过了这样部署，暂时相安无事。在政治上则来了一批皖籍老官僚、旧政客把持政柄，横征暴敛，大肆搜刮，增收各种税捐。并以龚庆霖为政务厅长，孔宪廷为兰山道尹，许承尧为渭川道尹，蒯寿枢为榷运局长，洪延祺为财政厅长，郑元良为警务处长。时人称之为“四凶、八恶”。同时，还带来大批安徽人，互相援引，委以优差美缺，据说有一理发的也当了县长，一时传为笑柄。当时民谚说： “早上学会安徽话，晚上就把洋刀挂”(指当军官)。张广建利用民间旧存的烟土，低价收买，高价贩运，并建立土药、官膏局，稽征、督察处等机关，名为禁烟，实际收税。借口军政开支无着，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达四十余种之多，激起宁县、环县等十余县农民“抗捐”“罢耕”斗争，平凉、武都、酒泉等地也相继发生兵变。尤其是中华革命党人，于1917年“冬至”节在临洮发动的甘肃护法运动斗争，震动很大，地方群起响应，旅京甘肃同乡也表示同情。当初张广建以巡按使名义督甘后，首先扩建署前牌坊，正中匾日“宪纲文武”，左日“控制三边”，右日“保障西域”。实际上已纪纲废弛，威信扫地，自保不暇，遑论西域了。
1919年前后，国内一些爱国人士、学者和研究地方自治的人，有鉴于国家南北对峙，不能统一，军阀割据，互争雄长，使国家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乃提倡实行地方自治制度，以作救国救民之道。全国人民起而响应，成了当时的时髦政治口号。北洋政府采纳众议，制定各项自治法规，令各省成立自治筹备处，北京成立自治讲习所，由各省保荐人员参加学习。同时，有些省份的督军也响应赞同。如浙江督军卢永祥，进而倡导“联省自治”，订出具体法规，派其儿子卢小嘉赴苏皖各省联系，而其目的在利用联省自治名义，达到联防割据之目的。省外各地的甘肃同乡也迎合潮流，打出“甘人治甘”的旗号。首先有旅沪的张宗海等通电呼吁在北京的甘籍议员、同乡会和甘肃各镇守使、道尹，倡议驱逐张广建，民选省长，实行自治。马福祥乘机于1920年12月8日通电全国，做出响应。其余各镇内心赞成，但慑于张广建的淫威，不敢公然表态。
时北京的甘肃议员和同乡，派系很多，有以贾缵绪为首的天水派，以秦望澜为首的会(宁)定(西)派，以周之翰为首的河西派。还有临洮附近各县同乡拥护张维，皋(皋兰)、金(榆中)同乡拥护王鑫润。但对驱逐张广建后的继任省长人选意见分歧，提不出一个适当人选，只各在本派系内提出一人，向国务院申请，并未引起当时政府的重视。
“五马"反张运动在宁夏
由于马福祥赞成“甘人治甘”，各方视线集中，马福祥联络实力派的镇守使派代表到银川商讨大计。西宁马麒派朱绣为代表，凉州马廷勷派张学仁为代表，甘州马麟派苏成章为代表，宁夏新军司令马鸿宾派喇承基为代表。还有北京同乡会推汪青为代表，同时代表河州镇守使裴建准。他们首先制造舆论，云集银川召开“公民大会”三天，马福祥和各镇代表及地方绅商学兵各界都参加大会。揭露张广建祸甘罪状，群情愤激。西宁、凉州镇代表明确提出以“武力解决”。大会通过由马福祥、马麒、马廷勃、马麟、马鸿宾领衔，通电全国，列举罪状驱逐张广建，实行自治，这就是“五马”驱张之由来。
通电发出后，提倡地方自治的各省份旅沪同乡会、北京同乡会和部分议员纷纷响应。但北洋政府国务院迄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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