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女子郭婉莹（戴西），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曾经锦衣玉食，应有尽有。时代变迁，所有的荣华富贵随风而逝，她经历了丧偶、劳改、受羞辱打骂、一贫如洗……但三十多年的磨难并没有使她心怀怨恨，她依照美丽、优雅、乐观、始终保持着自尊和骄傲。她一生的经历令人惊奇，令人不禁重新思考；一个人身上的美好品质究竟是怎样生成的？看了陈丹燕编写的这本《上海的金枝玉叶（最新修订版）》，你或许就能知道答案了。

她父亲当年应孙中山邀请回国创办中国第一家西式百货公司，她6岁时就读于上海著名的中西女塾，24岁燕京大学心理系毕业。她的二姐与宋美龄是闺中好友，她大学最好的朋友是康有为的外孙女。25岁她嫁为人妇，丈夫是受庚子赔款资助，去麻省理工工商管理学院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之后的岁月中她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和内战，遭逢了“镇反”、“四清”与“文革”，丧偶、抄家和劳改，一贫如洗。但磨难没有使她心怀怨恨。她仍然可以用铝锅在煤球炉上烤出带彼得堡风味的蛋糕。90高龄谢世时，她把遗体捐给上海的红十字会，留给上海最后的礼物，是用她的白发编成的“90”字样的花环。

她叫戴西，在英文里这名字是雏菊的意思。

陈丹燕从细读戴西一岁到九十岁的数十张私人影像着手，勾连起这个在磨难中依然保持芬芳洁净的女子的一生。在《上海的金枝玉叶（最新修订版）》中，阐述了这个历经沧海桑田的女子，何以代表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

1910年，一岁，悉尼

那双白色的软底鞋

1915年，六岁

爹爹带我们去一家叫“上海”的中餐馆

1920年，十一岁

上海的阳光照耀

1928年，十九岁

永远的中国式服装，永远的英文

1931年，二十二岁

利西路上的大房子

1932年，二十三岁

爹爹死了

1933年，二十四岁

燕京骄傲的女生

1934年，二十五岁

分离

1934年4月，二十五岁

美丽的女孩出嫁了，倔强的女孩出嫁了

1934年11月，二十五岁

爱情故事

1935年，二十六岁

富家女子的梦想

1944年，三十五岁

把微笑丢在哪里

1945年，三十六岁

来得快，去得快

1946年，三十七岁

波丽安娜

1948年，三十九岁

美妇人之月的阴面

1951年，四十二岁

尚不知魏晋

1954年，四十五岁

再次成为职业妇女

1955年，四十六岁

戴西穿上了长裤

1955年，四十六岁

双重的生活

1957年，四十八岁

吴家花园湖石边

1958年，四十九岁

最长的一天

1958年，四十九岁

微微肿胀的笑容

1961年，五十二岁

阳台上的风景

1961年平安夜，五十二岁

万暗中，光华升

1962年夏天，五十三岁

煤炉上金黄色的Toast

19624年夏天，五十三岁

让我们也荡起双桨

1964年，五十五岁

沸腾的大锅

1968年，五十九岁

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

1969年，六十岁

骄傲与坚持

1971年，六十二岁

光荣退休

1974年，六十五岁

亲爱的奶奶不同于众

1976年，六十七岁

再婚

1977年，六十八岁

私人授课的英文老师戴西

1982年，七十三岁

英文顾问戴西

1983年，七十四岁

它能证明“我在工作着”

1986年，七十七岁

乔治归来

1989年9月，八十岁

“我今天应该从哪里说起？”

1990年4月，把十一岁

童年时代的咒语

1996年，八十七岁

戴西与松林

1998年，八十九岁

上帝这次看见她了，成全她了

跋

1989年9月，戴西离开上海，去美国看她的儿子中正一家，同时她也去看了分离了三十多年的兄弟姐妹。

1958年，她的丈夫被捕入狱，被判必须向政府退还六万四千美金。她被迫向所有国外亲人写信，请他们寄钱回来，帮她家还账。她把信写好，交给政府过目。寄出去那么多信，只有她的哥哥沃利一个人寄回了八千美金，那是从前她借给沃利的钱。1963年，戴西去学校教英文，沃利还从美国寄来了许多英文教学方面的资料和最新出版的词典。而“文革”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了消息。

而在从前，沃利总是戴西的领袖，他总是为戴西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在全家从悉尼迁往上海的日本邮船上，他们玩了六个星期的“跟着领袖走”的游戏，沃利的领袖地位在那时候就确立了。小时候礼拜天去教堂，爹爹分给每个孩子一个便士，让他们自己投到奉献箱里去，沃利教她用半个便士去买一个冰激凌筒吃，把找下来的半个便士给奉献箱。

在全家离开澳大利亚时，爹爹妈妈又带他们一起去照相，那时戴西已经长得高过沃利，所以他一定要戴西坐下来，不让她看上去竟然比自己要高。在兄弟姐妹里，他们是最要好的。甚至戴西十多岁的时候学钢琴，后来学开汽车，也都是沃利的主意，因为这是上海淑女个个都要学的时髦。

弟弟乔治1957年从上海经广州偷渡出境，临行前清理永安公司总裁办公室，匆忙之中，突然不知触动了哪里的秘密机关，一只秘密抽屉弹了出来，里面是从前二哥留下来防身的一把枪。1947年在永安公司的一次危机中，宋子文出面帮忙，所以二哥沃利做了总裁；1948年蒋经国要杀他，所以他也是在匆忙中逃往国外，由乔治接了他的班。乔治当晚就要走，他就把那把枪带到戴西家，让她处理。她的丈夫把枪埋在了自家花园的树下。后来，就是这把他们从来没用过的枪，成为她的丈夫吴毓骧判决书上的一条罪行：私藏武器。乔治并不知道后来在上海发生了什么事，戴西再见到他的时候，他陪着太太在夏威夷开美发厅，穿了当地人爱穿的大花衬衣，他老了以后，鼻子越长越宽大，像一个犹太老人了。要是没人告诉，你不会把他与照片上那个坐着的胖胖的小男孩联系在一起。戴西从没有真正具体地告诉过他关于那把枪的事，她说，说什么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戴西的三姐安慈是上海的第一位“上海小姐”，在这张照片上，虽然她还是一个刚刚发育的小姑娘，已经能看出她日后的醒目与美貌。她和丈夫一起生活在美国多年，仍旧保持着她的美貌，和美女那种安适而活泼的气质。她们姐妹从中西女塾毕业时，她已经是一个会骑马、会跳舞、会射击、会一切新鲜花样的小姐，她带着戴西在去闵行的公路上跟人飙车，最后发现那辆居然与她们争锋的车里，坐着她们的哥哥沃利。在她参加上海小姐选举的时候，戴西已经去了北京读燕京大学的心理学，她还写信回家劝姐姐不要参加这种无聊的游戏。而到了姐姐为了自己爱上的人几乎要从家里私奔的时候，戴西又是第一个表示同情的人。安慈已于1980年在美国去世，戴西去美国的时候没能见上最后一面，而见到了照片上那温顺的大姐。

1989年在美国，大家都鼓励戴西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于是戴西去大学的老人写作班上了两期写作课程，规范自己的英文。离开澳大利亚以后，她仍旧上的是英文学校，她这一辈子，说的大多是英文，用的也大多是英文，虽然从中学时代开始，也一点点地接触中文，可总没有真正当成自己的语言用。直到1950年代单位里为老资本家们洗脑，她才被迫认真学习中文。到1971年退休的时候，造反派对老资本家做了最后一次训话，要每个人表态怎么继续改造自己，她对造反派表示一定要更好地掌握中文，学好毛泽东著作，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得到造反派的表扬。到了1989年，她决定要用英文写她的回忆录。她真的从9月开始写自己的回忆录，在她写在电脑里的回忆录里，她回忆到七十四年前的9月，六岁的时候，她在悉尼上科莱斯泰小学的情形，那时因为同学乱叫她名字，她逃了学，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校长宣布，要是同学不改正的话，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那时她是个眼睛里看不得一点点不公平的小姑娘。

P10－12

“上海三部曲”总序

城市是个生命体，它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物。所以，城市有自己的性格，命运，脾气，丰富的怪癖，独特的小动作，以及如同体味般，连大风也吹不掉的气味。在它身上，明亮的一面与暗黑的一面总是共存在同一处，一个街区，一条街道，一栋房子，甚至一条走廊。所以，它永远是有趣的。而且，它可以说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体，它有时凋败，似乎死去，但它又会适时地复活。它有时兴旺，四下欣欣向荣，处处夜夜笙歌，但它一定会在某个时代的拐角处被迎头痛击。城市总能在经历中长出新的经历，在生命中孕育出新的生命，在面容中呈现出新的容颜，真的，它好有趣。所以我喜欢观察它，描述它，看穿它，写透它。

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我才有点发现自己，我想自己是个描写城市的作家，该隐的子孙。在创世纪，该隐杀了兄弟，被逐出土地，流浪四野，他算是第一个城市人。现在，该隐的子孙在世界各地的城市里繁衍了一代又一代。

我出生在北京，生长于上海，旅行去过世界上将近三百个城市，并描写它们的面貌与生活，城市总是我的描写对象，从上海到圣彼得堡。这些城市对我来说好似一间巴洛克房间里的各种镜子，它们彼此映照，相互证明，重重复重重的倒影里最后映衬出一张真实的面孔。我在圣彼得堡见到了1950年代的上海，在1990年代的上海遇见的，是1970年代的伦敦。这些城市好似一个连环套，当你看懂一个，就看懂了更多其他的。当我在斯特拉斯堡推倒第一张认识城市的多米诺骨牌，1992年的上海便展现出梧桐树下旧房子那通商口岸城市的旧貌。在我的故事里，街道与建筑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相貌，居民的故事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细节，城市历史都是城市这个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所以，“上海三部曲”其实是一本书，这本书就叫上海。

失去与找到的游戏是我最喜欢玩的游戏，找来找去，这样我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它们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如今，“上海三部曲”（《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首版十九年后又回到上海再出新版，回首望去，我满意自己这样地度过了这些日子。这些年，有无数我不认识的读者伴随我成长，给予我鼓励，我感恩自己获得过这么多人在这么多年里安静的阅读，遥远但恒久的陪伴，感恩作家这个职业能获得的纯粹幸福一直都在，其实，我不敢相信这样的幸运竟降临在我身上。

陈丹燕

2015年3月17日星期二，晴

于上海

当我写完这本书，为它打上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是一个深夜，比我预计的时间要早，原先我以为会写到黎明。在终于安静下来了的、夜空发红的上海的深夜，我的心里，在戴西的故事被写作释放以后，呈现出来的，是对许多人的谢意。这本书真的不同于我曾写过的那些小说，要是没有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没有冥冥中的缘分的帮助，我以为自己写不了。

首先当然是戴西，与戴西两年的交往，平淡但亲切，在等女儿上完琴课的时候，上戴西的房间里去聊天，她雪白的头发像一朵云一样浮动在窗台前。她是一个让人喜爱的老夫人，她让我想念。

还有她的孩子静姝和中正，静姝对整本书做了仔细的核对，中正从美国带回来了书中绝大部分照片，静姝使这本书尽可能地准确，中正使这本书有了重要的照片的基础。还有他们的回忆、眼泪与自豪。

在这本书的写作准备阶段，我真的得到那么多人的帮助，为我准备照片和翻拍照片的莫束钧，是最早听到完整的故事，看到最初的全部照片的人，是他蹲在翻拍机前望着镜头里的旧照片，说出了自己的感想：“这个老太太真的是金枝玉叶。”就是在那一刻，我获得了这个词，后来，它成为书名的重要部分。也是他在下班以后，到印刷厂的电脑里去一一修补旧照片的不足，最早的照片，已是八十多年前的了。每一次都是他傍晚时将照片和底片送来我家楼下，像一个送快递的人一样，小心地把大信封从横挂在胸前的大书包里取出来，说：“完好无缺。你不必失去你的命。”因为我对他说过，要是这些照片出了差错，等于我的命出了差错了。

每次我称谢，他会说：“就算我也为老太太做了点什么。”

所有接触到戴西故事和她的相片的人，都向我伸出帮助的手，照相店里印相片的伙计，图书馆里做彩色复印的女孩，综合阅览室和地方文献阅览室的大部分工作人员，上海史的研究者，知道我在写书的朋友们，甚至计程车司机，葬礼那天我抱着花赶计程车，司机是个满脸烟色的中年人，将我和花飞一样送到医学院路，然后说，他从来没敢开过这么快的车。是因为戴西这个人这个故事，触动了这些与她偶遇的人。

能写下戴西的故事，是我的幸运。

3月的星期天，是我写完以后的一个阴天，我又去了戴西生前住的那条大弄堂，这是我从秋天以后，第一次回到这里。许多的绿树，路边开着白色的桃花，我这才意识到这一季的冬天已经在写作中过去了。沿着树和花慢慢走下去，就看到绿色的铁门，那是戴西家的大门，只是走上去，再也看不到她了。

但这个冬天，我天天都和她的故事，她的一生在一起。我学习她的仁慈和坚强，通过每一天的写作。但愿我学到了一些，但愿我在自己生活的小风浪中证明我的所学。在戴西家的弄堂里看了三楼绿色的窗，看了绿色的大铁门，看了安静的树，黑色的细竹篱笆和小小的瘦瘦的白桃花，心里觉得很安慰，就像明白戴西现在一定会在某一个地方好好地愉快地生活着的那种安心。仿佛就看见了戴西那里也开着小小的瘦瘦的桃花。

谢谢戴西让我学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看到风浪中可以怎样经历自己的人生，可以怎样坚持自己的纯净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漫长生活中可以怎样护卫一颗自由的心，在生活大起与大落的时候，让它都是温暖的、自在的。

我在1996年遇见戴西，在1998年决心要为戴西写一本书，在戴西的葬礼上，我曾说，希望她能在我的书里得到永生，现在，我热切地希望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1999年3月2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