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忠如编著的《罗哲文传》涉及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如“五朝元老”朱启钤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重要地位、林徽因在李庄的凄惨生活及对罗哲文的精心培养、梁思成保护日本古建筑、清华大学的排外情结、梁思成与吴晗的冲突、大运河申遗为何由应者寥寥突然转向蜂拥而上……如此大量地揭露历史的“隐私”,在传记作品也并不多见。记录遗产保护七十年沧桑巨变 再现重大文化事件之故事秘辛 “七十载矢志不移,七十载巧思笃行。”从1940年追随梁思成至今,罗哲文已经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奉献了自己的70年光阴。《罗哲文传》使人们得以借此了解七十年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吉光片羽,向为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奉献了青春乃至一生的先驱致敬。 罗哲文几乎经历所有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事件,在很多领域都是开创者和意见领袖。此外,罗哲文还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运河申遗的首倡者之一,主持了赵州桥大修、永乐宫整体搬迁、布达拉宫首次大修等重大文化遗产抢救功能,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古建修复专家。
《罗哲文传》是一部内容丰厚而又充满魅力的人物传记。
《罗哲文传》作者窦忠如将新中国文物博物馆学特别是古建筑保护、维修与研究事业的见证者、参与者和组织者罗哲文,在追求事业过程中所遭遇艰难曲折的风雨历程一一道来,语言平实而不乏精妙,表述理性而又满含深情,结构宏大而又细节入微,情节舒缓而又激情暗涌……
《罗哲文传》作者写得用心、用情、用理、用智,读来令人掩卷沉思,如沐惠雨,又似有钟吕之音震颤耳鼓,共鸣不绝。
1948年(民国3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上开始实施全面反攻,国民党军队则如秋风落叶般节节败退,由国民党华北最高军政长官傅作义将军亲自坐镇的北平城也即将陷入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于是走留问题成为仍居北平城内诸多人员一个事关前途命运的重大抉择。对于罗哲文来说,他的走留问题依然与恩师梁思成先生紧密相连,而“赤诚的爱国者”梁思成不仅坚决拒绝登上国民政府专程派来接他及北平城内其他高校知名学者前往台湾的飞机,而且还以实际行动表示其热忱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的决心,这就是1948年底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深夜圈点军事地图,确保北平城内文物古建筑在人民解放军进攻时免遭毁坏这一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永恒佳话。
原来,就在这年1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清华园新林院8号的梁家迎来了老朋友张奚若先生和至今也不知姓名的新朋友——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名军官。当时,身着灰布便衣的两名人民解放军军官,见到梁思成先生后从怀中取出一张北平城的军事地图,态度极为诚恳地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做进驻北平的准备,出于完好保护北平城中珍贵的文物古迹、书籍档案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主张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如果傅作义拒绝接受和平改编,我们只能强行攻城。我们早知先生是著名的建筑学家,现请先生把有重要文物古迹和古建筑的地方在地图上标出来,以使之避开炮火。”面对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的这一请求,梁思成先生与林徽因不由得惊喜万分,他们不知有多少次彻夜难眠和辗转反侧,因为他们一直担心北平城里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会遭受国共战争的严重毁坏,而如今胜利在握的人民解放军竟然不惜以流血牺牲的代价来保护这些珍宝,这怎能不让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激动万分呢?于是,梁思成先生与卧病在床的林徽因几乎不假思索,没有参阅任何资料,连夜就在人民解放军那两名军官带来的军事地图上,一一标明了北平城里诸多文物古迹的准确位置。完成这一神圣使命之后,梁思成夫妇在苍茫夜色中送别了张奚若先生和人民解放军的那两名军官,莫名的激动和兴奋依然久久不消,他们在内心也更加坚定了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的信心。
1949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接收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宣布高等学府一切维持原状,并按照原来等级及时发放了之前停发的教职员工薪水,其他事宜则等待北平全城解放后再进行通盘筹划。1月31日,人民解放军顺利接管北平全城,北平城内一切依旧,梁思成先生所关注的文物古建筑几乎也是丝毫未损。随后,梁思成先生还注意到往日垃圾成堆的街道变得净洁了,淤塞的护城河里清水流淌,杂草丛生的湖泊变得清澈,散发恶臭的下水道也被彻底清理畅通了……所有的一切都让梁思成先生对即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当人民解放军代表再次造访清华园新林院8号,向梁思成先生请教在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人民解放战争中,如何保护全国各地文物古建筑时,梁思成先生更加坚信自己当初拒绝登机飞往台湾的决定是正确的。随即,梁思成先生组织清华大学建筑系部分师生和中国建筑研究所有关人员,在极短时间内编制出了长达100多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并立即交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印刷,然后又以最快速度分发到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指挥员手中,使全国各地诸多文物古建筑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免遭厄运。
在编制这份《简目》的过程中,梁思成先生带领大家查找资料,刻写钢版、折页装订、包裱封面,如同当年在李庄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那样自力更生。与此同时,梁思成先生还亲自定夺这份《简目》的具体内容及封面和版式设计,罗哲文则不仅参与了这份《简目》编制的全过程,而且还承担了全书的钢版蜡纸刻印工作。对于这份明确写有“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军作战及接管时保护文物之用”说明的《简目》,罗哲文后来评价说:“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饱含着思成师、徽因师和中国建筑研究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
P41-43
学社科班青少年,入门弟子梁师缘。
而今古建徐霞客,文物金刚护法严。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明代有地理学家徐霞客,当代有古建筑学家罗哲文。罗老不但行遍天下,读万卷书,著述甚多,还是一位依法严保古建和文化遗产的护法神。
我和罗老6l前在清华大学建筑系是同事。永远不忘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伟大日子!那天罗老和我都是清华大学师生员工庆祝游行队伍的参加者——从西直门游行到天安门广场,举国欢腾!从这天起,天安门古建筑开始注入了新的伟大的生命力。
我记得那是1949年隆冬,清华大学建筑系派几位教师率三四年级学生去山西大同调查矿工住房,其中有罗老和我。事后我们还特地看了大同的云冈石窟和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钟鼓楼、传统民居及街巷、城墙等古建筑。这次去的清华30多人中,唯有罗老是营造学社培养出来研究古建筑的人。大同的古建筑早在1937年抗日战争前,就由梁思成、林徽因教授率营造学社的专家去重点调查研究、测绘过。报告刊登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
“文化大革命”后,罗老和我还有单士元老,由于同在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之缘,为保护文物而走到了一起,一时被称为“三驾马车”。三个人中以罗老年龄最小,他至今仍马不停蹄,贡献也最多。
罗老对古建筑保护的调查研究,不仅有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之缘,同时还是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保护的专家和权威。为了修缮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和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他曾九次去拉萨和多次去日喀则。另有一次还去了藏北海拔4000多米高的那曲,因为高原缺氧,当晚回到拉萨,竟发现下嘴唇已经变黑了。他也多次到新疆。有一次,为探索楼兰古城遗址,他竟然深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位为保护古建筑文物的当代徐霞客走遍天下,不避艰辛,忠心耿耿。他还是一位多才内秀、谦虚和蔼、勤奋不已的不老青松。
以下是我多年追随罗老亲身听到、见到或参与的几件大事。
一是关于万里长城的起讫和历史,性质的问题。罗老考察研究万里长城有两大新的论点。首先是长城的起讫,不是东起山海关,西讫嘉峪关,而是东起丹东市的虎山,西至新疆阿克苏一带。我不仅听他说,还同他去过这两个地方,去虎山时还有单老。很久之后,罗老和我才西去阿克苏,在那一带只看到了古代“烽堠”及遗址,并无长城“障墙”。罗老解释:新疆的古代“烽堠”系列,仍属于万里长城整体系统有机组成的一种特殊形式。其次,罗老认为,对长城不能只讲战争而忽略和平。综观我国历史,长城的和平时期毕竟多于战争岁月。和平时期的长城关口是两边人民“互市”贸易、文化交流、交通往来、开放活跃的地点。而长城沿线的城镇,和平时期的这种作用就更多更重大。
二是保护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任重道远。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布局和建筑风貌,独具特色,历史根深。其中绝大多数城市均显示为中轴突出、布局方正、主次分明、内外有别,并且讲究和谐统一与形神兼备。尤其北京的明清旧城区(62平方公里)更是这种规划形制之最。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对旧城区的保护、利用和改造,一方面成效显著,另一方面还有过缺失。这个过程应当说是相当复杂的。所幸近些年逐渐地明确了加强北京旧城的整体性保护,并且开始了行动。例如:(1)旧城区划出25~30片历史保护区。(2)为整体保护皇城立法和规划。(3)成片保护东四、西四的老胡同四合院。(4)扩大对“世界文化遗产”北京故宫和天坛的整体保护,在周围进一步划定缓冲保护范围。(5)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大规模地加强北京古建筑与历史环境风貌的保护、修缮、整治。所有这些加强保护古都历史名城与历史建筑等的工作,几乎都有罗老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又如前些年同罗老谈起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中而新”建筑观时,我们用京剧的新编历史剧来对照。京剧的改革或创新,或者说京剧的现代化问题,显然都不能改姓,不能割断传统,其中尤其要体现“戏无理不服人、无情不感人、无技不惊人’的京剧传统艺术规律。这个问题,我们虽然谈得不多,达到的共鸣却非浅。
三是关于上海应列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上书。1986年,罗老、单老和我所谓的“三驾马车”正出差安徽,调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预备项目亳县时,突然得悉原已多方同意列入预备名单的上海,在建设部上报国务院时被除名。于是我们三个人立即赶到省政府所在地合肥,联名紧急上书万里副总理(请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协助紧急发出),申述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最典型的城市,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全国文化中心,等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应当全面反映中国古代、近代、现代三大历史阶段。我们的上书,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不仅上海,还有天津、武汉也被列为这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四是1985年第六届全国政协大会上,侯仁之委员倡议我国应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保护公约》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四委员提案。这是关系我国保护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天大的事。罗老是提案的四委员之一,尤其是至今仍在全国奔波,为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尽心尽力。例如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应当说他是第一个推动的人。
罗老说过:“大运河足以和长城媲美,它的‘申遗’不能再拖了……大运河‘申遗’是我的一个心愿,能否像当年对长城一样,请政协委员联名写一个提案。(2005年11月在杭州西湖风景区研讨会上)不久,罗老给大运河沿线18个城市的市长寄出了《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这封信引起了全国政协文史委的重视,此项工作列为2006年的工作重点。于是在2006年3月的第十届四次全国政协大会上,产生了58位委员联名的《应重视京杭大运河的保护和启动“申遗”工作》的提案。没多久,国家文物局把京杭大运河纳入了我国“申遗”的预备名单。
中国建筑干篇一律,又千变万化。广东开平保存的大量单栋独户、中西合璧的碉楼,成为了北美洲华侨故乡的见证。福建永定、漳州等地遗有数不清的聚族而居、版筑厚墙的土楼,留下了中原黄河流域历史移民南下的记忆。近年这两地的遗产都戴上了“世界遗产”的桂冠。此外还有20世纪末“申遗”成功的苏州园林、平遥票号名城和丽江纳西族水乡名城等,“而今古建徐霞客”的罗老事先均曾多次为之调查研究和支持“申遗”。
作家窦忠如先生著《罗哲文传》一书即将出版,嘱我为序。仅以这篇记忆的拙文代之。
郑孝燮
2010年9月30日
罗老已经年逾八句,可在我心目中依然年轻,这不仅因为他身体康健、步履沉稳,为了中国文物古建筑保护事业而不绝奔忙在全国各地,而且因为他仍然耳聪目明、思维敏捷,数十年前经历的往事记忆犹新。因此,当曹南燕女士盛情邀我为罗老作传以贺这位老人85岁寿诞时,我才明白自己的意识里发生了错觉。不过,我倒愿意这个错觉永远错下去——祝愿罗老永远年轻。
其实,为罗老作传的念头早在2003年就已产生,并始终萦绕在我的心头,之所以直到今天才了却这一夙愿,还是由于那个错觉的阻碍。当然,夙愿已偿,我首先要敬谢罗老多年来的不弃与错爱,使我得以长时期近距离地接触这位慈爱宽厚如海的老人,并接受那深沉而睿智惠光的淋漓沐浴。记得那是7年前的一个仲夏时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打算以—人之力用三年时间撰写中国当时28处世界遗产系列丛书,并在初步完成10部书稿后慕名进京拜访罗老,恳望罗老能为这套丛书作序推介。没想到,罗老不以我这后生小子狂妄浅陋和冒昧登门而拒绝,反而热情鼓励,慨然应允,并将我推介给当年联名提交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那份著名四委员议案之另外三位——侯仁之先生、郑孝燮先生和阳含熙先生,使我得以拜访在各自学术研究领域堪称泰山北斗的这三位老人。随后,我那套浅陋之作的第一辑在四位老人联袂推介下得以出版,特别是罗老不仅提供了数百张珍贵图片使拙作增添华彩,还不顾刚自美国讲学归来之风尘倦怠,连夜以工整清秀的硬笔书法撰写了长达数千字的溢美序言。由此,我在内心倍觉感动和不安的同时,也深深地领受了罗老乐于助人、成人之美的高贵品行。再后来,我先后出版的近20部拙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与罗老联系紧密,不是罗老提供珍贵精美的图片,就是题写书名、题词推介,或者在罗老亲自指导下执笔完成。其中,拙作《梁思成传》的创作,出版与推介,更是得到了罗老最无私的支持、帮助和关怀,因为罗老除了撰写序言,题写书名,提供图片、引荐访问,以及促成中国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深教授吴良镛先生,允准以其当年为出版《梁思成全集》撰写的长篇前言作为拙作代序之外,还将《梁思成传》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了百数十位政坛要人、学界耆宿和国外友朋。每每想起此事,怎能不感动涕零而又壮怀激烈呢?古云:大恩不言谢。面对罗老,岂可用一个谢字来表情达意,乐于助人、成人之美的罗老,又何尝需要什么感谢呢?窃以为,任何接受过罗老的高恩大德者,只要诚实做人、努力做事,并能够自觉地把罗老给予的淳美品行流播四方,应该就是对罗老的最好回报。行文至此,自揣在许多方面做得还很不够、不好,这不仅因为智识浅陋而不能深刻领会罗老那高贵品德和渊博学识之点滴,更由于今天仓促上阵执笔为罗老作传而感到惶恐不安,好在罗老一贯宽厚仁慈,鼓励我斗胆将这部传记贡献给他老人家,也奉献给所有敬爱罗老的人们以指正。至于执笔为罗老作传之前及创作过程中,与罗老相濡以沫近一个甲子的杨静华老人,我尤其要为自己一次次登门访问而老人从不厌其烦的美德表达最虔诚的敬爱。另外,需要着重提出的是,限于本书体例等因素,关于罗老“古建徐霞客”的丰富历程还不能在本传中详细记述,渴盼在罗老九秩高寿时再专门写一部《古建徐霞客游记——罗哲文文物古建筑勘查纪实》以敬贺。
特别感谢多年来教诲扶掖我的郑孝燮老,当我向郑老汇报准备创作《罗哲文传》的初步构想并提请写—序言时,当时92.7岁的老人自言“责无旁贷”,并在约定时间前就早早地“交了稿”。捧读郑老满含深情的回忆性序言,除了为郑老与罗老这两位相识、相交、相契近一个甲子的同道挚友深情所感动外,也为郑老言词间的谦逊美德所触动,因为这种美德在到处弥漫着自我吹嘘和相互吹捧的今天,实在是弥足珍贵。
感谢曹南燕女士为我创作《罗哲文传》提出动议并支持,否则为罗老作传的夙愿还不知道要等到何时才能实现;感谢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张振光主任、张幼平先生和费海玲女士的认可、鼓励、帮助和辛勤劳动,否则这部传记也不可能如此精美而隆重地得以出版。因此,这部传记虽由我执笔完成,实则为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谢谢所有帮助和支持这部传记创作出版的人们,谢谢即将因为这部传记而不吝赐教的人们。谢谢!
嘉山后生窦忠如谨识于谦润斋
201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