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是郑君里拍摄《民族万岁》时的日记（1939年4月7日到1940年1月15日），有15万字，近一百余幅图片，详细记录了这位忧国忧民的杰出艺术家在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对当地民众生存状况的观察和忧虑，对民族艺术文化的思考和实践。

1940年到1942年，郑君里拍摄民族团结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郑君里编著的《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气势宏大，反映了中国各地区等支援抗战的事迹以及风土人情等。在当时，英美等西方国家放映的有关修建滇缅公路的历史镜头，就取自这部纪录片。《民族万岁（郑君里日记1939－1940）》即为郑君里拍摄该片时的日记整理，再现了这位杰出艺术家在那段艰苦的抗战岁月里对民族生存状况和民族艺术文化的思考轨迹和艺术实践。具有极高的社会学、历史学的文献价值，对于今天的艺术创作和艺术价值取向也有很好的教育和指导意义。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廿九日（星期四）

平基堡

眼一睁开就看见天比平时亮，才记起是睡在屋外，满地是兽粪、乱草，连主人都搬到屋顶上去睡呢。

从屋顶下来五六个刚学或刚会走路的孩子，没有衣穿，身上一层污黑的泥垢算是衣服，最小的一个在地上爬，抓着马粪当早点吃，也许是饿极了，半天才出来一个善生育的妇人，盘坐着，一群小动物围拢来，她坦开了两只垂瘪了的奶子，两个小动物爬上去一人抢一只。我们布施了两三只发酸的回饼，于是吃过奶的小动物又用刚出乳牙的小嘴去嚼一薄片干饼。其余的大概是留着当一顿美膳。

说他们穷吗？他们每家炕上都有烟灯烟枪。

今天要赶一百十里路，我们又沿着贺兰山往南走。中午到达“长流水”，又是烟雾人家。太阳很炽热，牲口要休息到下午三时才能走。

为着坐车的位座的事，又发现同伴们的自私。他们只顾自己睡得舒服，却硬派我坐老陈——蒙藏会——的车子，我气得只好一笑，也许他们不致（注：应为至）于硬到不被刺痛的程度吧。

来时过贺兰山缺，迷糊中睡着了，这次存心想看看三关口，路在乱石中，长城圯倒了，这儿是贺兰山的尾关。

出了山，又是一片平原，前几天据说有小股的土匪，于是大家胆小着，轮流在车轼上嘹望，看见野草的影便疑心。

到平基堡已经是十一时。又在露天过夜。

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卅日（星期五）

宁夏，银川饭店

今日路程只有四十里，所以出发较迟。

再一次为同伴的自私所气恼，不大愿说话。

沿途看见许多风化了的古坟，据说有七十二个，是蒙古王为防止人家发掘他的坟陵所布的疑局。

无聊中学车夫驾车子。

二点钟才到宁夏，半路遇着卫等，自己无形表示意外的亲切，也许因为是意外，或许久未见熟人。他说；班里马上就上绥西，怕把我们漏下了，似乎也有点亲切。但究竟是一刹那的，不久大家都觉得应该矜持点。

主任为着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日期回（廿四号），据说发气，本来准备举行的“联合演习”因准备未周而未举行，于是我们的罪孽不如想象的深重。

晚上到蒙藏会去，碰见几位颇有志气的青年，谈些边疆问题，大体上我还是同意的，不过他们说，对蒙藏等少数民族目前的工作安定与向心——保持现况——不能谈动员，这话我还想不透。

——为什么日本能够动员蒙骑兵呢？

——借口是收买与武力压迫？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一日（星期六）

晴吴中堡  上午为着寄摄成底片到重庆，往晤第二厅的周希曾，他答应了，于是马上束好行装回金积。

长长的一百多里路，车夫拖着二百斤左右的重量一步一步地跑，路上的土灰把他的脚吸摄着，想不出他哪来的比我们超过几倍的体力，他们吃的是一顿面，一片饼，几口田里积存着的凉水。

在路上几次想把剧本翻出来思索，然而心里老不肯答应马上办。好像是害怕什么似的。似乎没有译书时那么有劲了。

我找不出一个自己心服的理由来原谅自己，但我仍旧是不看，不想。

这是危险的—一懒惰性？！

为什么剧本的构思发展得这么慢呢？

心里心想着快到三十岁了。

但今天是不看，不想的过去了。

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二日（星期日）

晴董府

早上赶车子回班里来，过了一个混乱而兴奋、错乱的生活。第一是同伴们的询问，第二是收到许多信，榕三封，秋农一封，小琳一封，朱逊一封，赵志德一封。三是组里有严重的人事问题，卫与王闹翻了，同事间又打架。

我知道家搬到南岸——牛儿好——知道榕当哨兵——拓荒——进步——知道稿子已寄到——钱也交到家里——知道阿丹十日上蓉转新疆。

但另一方面，我被朱逊骂作无耻之尤——流氓——利欲熏心——戏子，虽然心有点气，但还能够压得下来。

心里乱得很，但我反省了，我并没错。假如有错，最多是不应采取个别谈话方式来解决问题。

为什么一片好心会给人误会到这样悲惨的卑劣呢？我做人经验不够。——不，我这断定对方是太幼稚，这幼稚的唐吉珂德。

下午姚在卷底片付寄。傍晚到吴中堡把片子交妥周希曾便回来，已经是十点多了。到金积看见街上有两台影子戏，这种民间艺术很可用。

回来，同学打架的事闹大了，上面下命令把两个人押在禁闭室里。这种处置是失当，似乎心理上有点变态，从最便当散漫一变为专横与严厉。

这样可以把组健全起来吗？我很怀疑。

许多思潮在脑海中起伏，预兆着一种不安。

今天还发了电报到西安请马际伯去阿房宫取底片带来。

写了一封信给郑用之。说剧本未好，底片请多寄。P93－97

1938年，我和郑君里都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在郭沫若和田汉直接带领下从事抗日救亡宣传。那年冬，武汉沦陷，长沙大火，形势突变，第三厅重新部署工作，化整为零地安排队伍。当时领导要我们到西北去宣传抗日救亡，于是音乐科派了赵启海，美术科派了我，电影科派了郑君里，另外还配备一个电影放映队。1939年4月中旬，我们由重庆乘卡车出发，一路上以歌咏、美术和电影放映进行抗日宣传，同时还筹拍大型记录影片《民族万岁》。当时西北地方军阀割踞，环境复杂，如青海的马步芳、甘肃的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绥远的德王和康王、伊克昭盟奇司令和巴司令等。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方便起见，宣传科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西北巡回教育的政治组。

那年君里才27岁，我22岁，正是风华正茂，体强力壮。我们爬山涉水，走戈壁，过沙漠，坐牛车，骑骆驼，乘羊皮筏子渡过湍急的黄河。在黄河上大家坐木船拉纤进河套，风餐露宿过草原，喜登贺兰山，高歌《满江红》，这“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日子，今天思之犹“壮怀激烈”，再“仰天长啸”。

摄影队先在宁夏吴忠堡拍了青铜峡上杨家将的一百零八将白塔，拍了汉延渠、唐徕渠和秦坝关。又到内蒙拍蒙古族牧民生活，在阿拉善旗拍了吉兰泰大盐池……这新的战斗生活展现在一群青年人面前，那兴奋是难以形容的。特别难得的是在大青山拍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拍这组境头时还得到当年在绥远抗敌后援会工作的青年作家萧离、萧凤夫妇和李畏同志的协助，李畏后来一直随队当剧务到影片完成。

接着我们又乘无篷大卡车，历时5天5夜到甘肃兰州，在那里拍了回族同胞在清真寺祈祷抗日胜利的情景，又在五泉山下拍了被我击落的日机和日本空军驾驶员的尸体。摄影师姚士泉、顾秉良，以熟练的技术不仅摄录了许多珍贵的镜头，而且把黄河两岸的大水车也拍得壮丽美观。要知道那时候只有一只手提式“埃莫”摄影机，一次只能装100尺胶卷，上一次发条只能拍1尺，拍不到几个镜头就要换片子。君里经常跪在地上，双手掩住黑布袋帮助换胶片。

到青海已是十月寒天了，我还是和君里睡一个炕。往往我一觉醒来，他还伏在炕几上，在油灯下边啃冷馍边作第二天的拍摄准备。我不敢惊动他，只是思忖着这位十里洋场的大明星，过去的生活是那么优越，如今却那样吃苦耐劳地工作，不禁油然而生敬意。我知道他和戏剧家章泯在重庆分手时就约好，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剧体系这本书一分为二，分头去译，一年后回重庆合成出书，所以他一有空就译书，把随身带着的一本英汉模范字典的封皮也翻破了，补了又补。他这种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学习精神，成为我们的楷模，带动了比他更年轻的人们。

离西宁50华里的鲁沙尔，是我国藏传佛教善规派（俗称黄教，又音译为格鲁派）圣地塔尔寺的所在地。有金碧辉煌的大小金瓦寺和八大如意宝塔。我们到时恰逢7岁的金珠活佛座床大典，一连3天庙会，有跳神打鬼等节目，周围方园几十里的藏民一个个叩着“等身头”（这是一种跪下后全身伏地，又起来前进一步再叩头的虔诚动作），在几天或十几天之前一步一叩地从家乡赶来朝圣，有的求神，有的许愿，有的来还愿。那酥油做成的各种动物灯简直美极了。君里为了拍下这些场面，一早就从乐家湾坐牛车出发，双脚冻僵了，就下来又跑步又唱歌。他还到西宁邀请了30多个“儿童抗战剧团”的小朋友一起去鲁沙尔，把孩子们的歌舞也摄入镜头，增加了庙会的气氛。为了把藏民和喇嘛们祈祷抗日胜利的虔诚心情拍下来，他时而上屋顶俯拍全景，时而伏地仰拍8座如意宝塔；一会儿指挥喇嘛跳神，一会儿进庙堂拍瑰丽的酥油花和壁画、堆绣。尽管他身上沾满了泥土，马裤的膝盖也磨破了，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到草坪上拍藏女们唱歌跳舞。现在流行的《半个月亮爬上来》这首民歌就是当时由赵启海同志采录下来的。赵启海与音乐家王洛宾就在那时会见于青海，共同交流采风，记录和介绍了许多民歌，如《我愿做个牧羊人》、《大坂城的姑娘》等歌曲，至今还流传全国。

我则趁着庙会的3天时间在塔尔寺街头挂起一幅幅布画，如《保卫家乡》、《丈夫去当兵》、《一夫当关》、《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宣传画来开街头“抗敌画展”，每到一处都进行这种宣传，这是美术宣传到西北边疆最早的开拓。

3天的庙会是个大丰收，可是君里还不满足，他又和摄影师们奔赴互助县拍土族风光。当时君里是我们中间最健壮高大的。每逢坐羊皮筏子过河，他总是抢着背皮筏子。皮筏是9只羊皮扎成一组，吹足了气可坐五六个人，但这玩意儿顺水飞快，回来就要人背它，就像骑自行车上下坡一样。逢到这种场合，君里总是带头去干。一个摄影队只有2个摄影师、1个剧务，大小事情都要他去张罗。当时的西北不仅政情复杂，交通也十分不便，电影胶片就更缺乏了，他常说：“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寸胶片一分金。”戏还没有拍完，胶片已经用完了。他好像一个从花果山出来的猴子，带着还没有满足的心情，怀抱着一包样片，于12月中旬’回到重庆。他闷在剪接室里一个月，接来接去总感到缺少什么，于是过了1939年上灯节，他又和摄影师们再去青海补拍了些镜头，终于在这年夏天出片了。共7本。这是他为抗日宣传作出的贡献，也是他在拍故事片之前，在成为名导演之前的一段经历。时光流逝得很快，今天作为当年和他共同工作过的青年，也成为老人了。我边忆边写，思潮起伏。生活啊！你尽管是千回百折，终究没有亏待我们这一位艺术家；而艺术家历尽千辛万苦，最终也没有辜负生活的期望。

作者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