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德、吴廷嘉编著的《梁启超评传》以梁启超一生中的学术活动为中心线索，比较全面地揭示了他的学术发展道路，以及家学渊源、师友关系、学术研究方法、主要成果、巨大贡献与局限等，充分肯定了他作为近代学术的创始人与奠基者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在近代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等众多领域中的成就。

沈大德、吴廷嘉编著的《梁启超评传》是一部大型的梁启超传记著作，全面、系统、深入地评述了他一生政治活动的是非功过以及在思想学术上的巨大成就和开风气之先的崇高地位，展示了中国近代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嬗变过程中一个爱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大师级学者对祖国命运和人生价值的思索，特别是对真理的不倦追求。该书依时间顺序，补以专题论析，以华美流畅的文字，将一位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生前和死后都有着巨大影响的历史伟人展现给读者。

总序

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序言

英文提要

第1章 饱学少年

 1.1 动荡中的摇篮

 1.2 家学与师承

第2章 光辉的起点

 2.1 时代骄子

 2.2 转型与抉择

 2.3 初试锋芒

 2.4 源头活水

第3章 艰难的里程

 3.1 宪政哀歌

 3.2 理财昙花梦

 3.3 归去来兮

第4章 一代宗师

 4.1 国粹巨子

 4.2 近代学术的开路先锋

第5章 千秋功过谁予评说

 5.1 盖棺尚未论定

 5.2 真实的梁启超

附录一 梁启超活动大事年表

附录二 梁启超主要论著分类编目

附录三 梁启超的笔名和署名

后记

1873年，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代伟人梁启超，诞生于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他是近代社会民主改革的勇敢先行者、启蒙运动的旗手与鼓手，也是近代学术史与文化史上的巨擘，当之无愧的旧国学的传人、新国学的宗师。过去，人们对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关注较多。尽管同时受时代局限，有一些曲解与不公，但对其这方面的主要活动与成就，毕竟有相当了解。而对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辛勤耕耘和贡献，所知则相对较少。本着唯陈言之务去的原则，本书主要就梁启超在学术文化方面的活动与成果，作些探讨性研究。

梁启超的故乡新会县，位于广州城西南面。东去近百里，是孙中山先生故居中山县翠亨村，梁启超诞生是年，孙中山7岁。从新会北向百里，乃康有为桑梓地南海县银矿乡苏村。那时的康有为，已是一个满腹诗书的小“圣人’。熊子乡居于新会县南端，是西江人海口七岛中最大的一个。距其十里远的崖山，为南宋抗元英雄陆秀夫、张士杰奋战到底、蹈海自尽的地方。他们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代代相传；他们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爱国热情，为当地父老有口皆碑。

新会濒海，“地单土薄”，“少寒多暑”，兼及“村落依山，炎气郁蒸尤甚”，“境之西南多农鲜贾，依山濒海者，以薪炭耕渔为业”，自然条件颇艰苦，“民无积聚而多贫”。其气候变幻无常，“一日之间，雨旸寒暑，顷刻辄易。夏秋之间，时有飓风，或一岁数发，或数岁一发。又有石龙风，其作则黑云翔涌，猝起俄顷”。不过，这种一年四季草木不凋、郁郁葱葱的秀美山野和云海苍茫、狂风漫卷、波涛连天的壮丽景观，又不能不说是上苍赐予人类的陶冶和磨炼。

新会的人文环境也很有特色。其风俗淳朴敦厚，讲求风骨。“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仕者以恬退为乐，竞进为耻。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谄屈。……其俗朴而野，其流弊也犷而不驯”。梁启超耳濡目染，身受其教。其弟梁启勋曾在《曼殊室戊辰笔记》中，生动地记叙过梁氏家族每年去崖山祭扫祖坟时，启超祖父于舟行往返途中，给儿孙们讲述南宋遗事时的慷慨悲壮情景。梁启超自己在《三十自述》中，于故乡虽着墨不多，但寥寥数语，自豪与眷恋之情，也已溢表于字里行间。

梁氏家族“宋末由福州迁南雄，明末由南雄迁新会，定居焉。数百年栖于山谷……且耕且读，不问世事”。至其祖父时，“始肆志于学”，做了个县教谕（相当于当今教育局长），系八品芝麻官。其父“少亦治举子业，连不得志于有司，遂一谢去，教授于乡”，当了个私塾先生。家有“数亩薄田，举家躬耘，获以为恒”。境况相当于略有积余的上中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梁启超自幼就读于祖父和父母身旁，家人把进取的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梁启超的祖父崇尚宋明理学，重名教，讲气节，全礼数。梁启超尊其为人说：“若夫勤俭朴实，其行己也密，忠厚仁慈，其待人也周，其治家也严，而训子也谨，其课诸孙也详而明。”而且，他为人虽谨肃，却也很有刚烈之气和任侠之风。分遗产时，不以嫡出自居，同继母庶母所出子均分田产，仅得几分而已。常与诸孙讲述古人嘉言懿行，每过古战场，壮怀激烈，吟哦作诵，正气凛然。

梁启超的父亲相对复杂。启超中举前，他是个躬耕陇亩的乡村小知识分子，家境并不宽裕。启超亡命日本时，家中田亩也未见增加。但梁父后来亲赴东瀛，向梁索款置产，竞以寻死来要挟，梁的学生集资1200元交付他，回乡购买了数十亩田地、一座房屋，成了中等地主。其为人则又颇有淡泊之风，“生平不苟言笑，跬步必衷于礼，恒情嗜好无大小，一切屏绝”，是个苦行僧。其处事准则是：“常以为所贵乎学者，淑身与济物而已。淑身之道，在严其格以自绳；济物之道，在随所遇以为施。”在乡里算个“名流”，办过地方团体，绝赌清盗，化解宗族械斗，有一定声誉。最为难得的是，他有比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梁启超发觉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时，最初想“弃官避世，奉亲以终”，而其父却“正色切责日：汝与项城既已共事，项城苟欲干国纪，汝宜思所以匡救之，阻止之，不得则思所以裁制之，惩治之，而唯思洁其身，非能率吾教也，遂督促克日北上”。梁成行后，与其父竟成永诀。而其父临终时，还责令家人不得电召启超返，以其国事在身之故。

梁启超母亲并非名门闺秀，但知书达理，聪明贤惠，家教甚严。她终日辛劳，兼任梁启超的启蒙教师，课字授诗，体脑皆不得闲。她特别重视对梁的品德教育，曾因梁6岁时说谎一事，笞其十数鞭，谆谆诫其不可再犯：“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我为，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应其应为而不为也……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为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而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为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盗窃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通过这一段话，不难看出梁母见识超群，确实是一个有良知、有自尊、有脊梁骨的不同凡响的女人。P1－3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第一次知道梁启超和他的《饮冰室合集》，是在六岁的时候。父母取了一本给我读，我读得半通不通，似懂非懂，远不如盂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能给人以自然亲切的想象和享受，只是对那赭红色的封皮、粗糙的纸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想来可能是商务印书馆的简装普及本吧。我把它撕得片片飞舞，然后和弟弟一起叠纸飞机，用之“欲与天公试比高”。1978年，我在戴逸教授悉心指导下，专攻清代思想史、文化史，开始认认真真地反复阅读全套《饮冰室合集》，以及《新民丛报》、《清议报》、《时务报》和其他大量近代报刊。在多少明白了一点梁启超其人和他的论著的内涵价值之后，我深感孩提时的无知，深悔我毁掉了家中的无价珍宝。虽然其余的书是“文革”时期被抄检去的，但我心中总还是有份沉甸甸的愧意。

然而，使我更加愧疚的是，从1981年毕业至今，我发现包括不少文化学者在内的许多人，对梁启超居然一无所知，对他的许多至为精彩的学术成果及其观点，几乎闻所未闻。作为一个专攻思想史、文化史的学人，我不能不感到一种巨大的困惑和失职之感。在我的人生伴侣与知己沈大德先生的激励下．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钱宏先生的支持下，我立意要写一本《梁启超评传》。本来的心很大，想写三十万至四十万字。但命运多舛，1991年9月26日，大德先生活活累死于病榻，我自己也沉疴缠身，仅1993年住医院就达三次之多、八个月之久。写作也就一拖再拖，连我自己都差一点打退堂鼓。

幸亏钱宏先生的坚持和帮助，我终于从消沉中重新站了起来，动手写完了本书。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同以前预想的计划大打了折扣，只有留待以后有机会再行弥补。只有一点聊可慰藉的是，这本书我是用我的心在写的。在这本书里，凝聚着我对伟大的近代启蒙学者梁启超及其一代人的崇敬，凝聚着我对勇敢无畏的当代思想家黎澍先生的仰慕，凝聚着我对我的恩师戴逸教授的感佩，还凝聚着我对大德的日夜思念。而且，由于大德生前曾多次同我探讨有关梁启超的诸多问题，所以本书也应算作他心血的结晶。

最后，再次感谢钱宏先生和邓光东社长，感谢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他们对作者的信任和友谊。

作者谨识

一九九四年六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