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之一，作者借鉴史书构架，精心设计全书章节，既有纵向叙述，也有横向评论，充分显示有传有评、传评结合的特色。在纵向叙述中，将吴敬梓一生行迹、重要交游、思想发展结合在一起介绍；在横向评论中，分别研讨吴敬梓的思想渊源、学术见解以及创作得失，务使读者既知其人，又知其书。

陈美林教授潜心研究吴敬梓几近二十年，先后出版了《吴敬梓》(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等著作，发表了《论儒林外史人物进退场》(《文学遗产》84.1)、《试论吴敬梓家世对其创作的影响》(《文学遗产》85.1)等有关<儒林外史)研究论文四十余万字。现又推出力作《吴敬梓评传》。

作者借鉴史书构架，精心设计全书章节，既有纵向叙述，也有横向评论，充分显示有传有评、传评结合的特色。在纵向叙述中，将传主一生行迹、重要交游、思想发展结合在一起介绍；在横向评论中，分别研讨传主的思想渊源、学术见解以及创作得失，务使读者既知其人，又知其书。

《评传》体现了作者知人论世的态度，将传主言行、著述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地考察，又站在时代高度予以分析评价。既充分肯定传主思想所达到的高度和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又客观地指出其思想局限和创作中的不足，公允地评价传主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第一章 吴敬梓的时代

 一、新政权的逐步巩固和内部矛盾的日趋突出

 二、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群众的穷困

 三、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四、怀柔和镇压并用的知识分子政策

第二章 吴敬梓的家世

 一、“从龙”得官

 二、失袭迁居

 三、弃农学医

 四、以儒为业

 五、科举发家

 六、祖辈兴衰

第三章 吴敬梓的生平

 一、童年艰危

 二、赣榆生涯

 三、乡居岁月

 四、移家南京

 五、鸿博之试

 六、诗文刊刻

 七、修先贤祠

 八、创作有成

 九、病逝扬州

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二、吴敬梓的学术思想

(一)治“经”的见解

(二)对戏剧艺术的见解

 三、吴敬梓的思想局限

第五章 吴敬梓的创作

 一、《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间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一)《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知识分子生活

(二)《儒林外史》对科举弊端和礼教虚伪的批判

(三)《儒林外史》所反映的其它阶层社会成员的生活

 三、《儒林外史》的艺术特色

(一)《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二)《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

(三)《儒林外史》的人物描写艺术

 四、《儒林外史》的刻本、评本和译本

(一)《儒林外史》的刻本

(二)《儒林外史》的评本

(三)《儒林外史》的译本

人名索引

重要参考书目

后记

一 新政权的逐步巩固和内部矛盾的日趋突出

康熙帝玄烨继顺治帝福临即位之后，在位凡六十一年，于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国防等方面，孜孜求治，进行统一全国的斗争，以巩固他们的新的王朝，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玄烨先用八年时间平定了三藩之乱，接着又促使台湾再次回归大陆，使之隶属于福建省辖之内。对于北方沙皇俄国的觊觎，也高度重视，密切注意，任用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采取措施，加强军事防御，以抵制沙俄侵犯，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七月，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定了边界。而蒙古族败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却在沙俄的唆使和支持下谋反作乱，玄烨迅即采取措施，并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亲自率兵进讨，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从此，逐步统一了全中国，实现了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并为我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过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君主独裁也达到极点，皇帝“乾纲独断”，拥有生杀予夺一切大权。玄烨即位之初，就从辅政大臣鳌拜手中收回军政大权，进而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又将八旗旗主的权力接管过来。封建政权的全部权力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胤稹即位之后，除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政治、军事措施加强封建统治以外，在朝廷上先后清除了隆科多、年羹尧的权力，或将其禁锢，或将其赐死，并在乃父玄烨苦心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并以军机处凌驾其上，皇权更是空前加强。及至乾隆朝，弘历即位后继承父祖衣钵，用宽猛相济的手段驾驭大臣，统治人民。经过玄烨、胤稹的南征北讨，天下大定，因此弘历在位六十年，尤着重于思想控制。总之，在吴敬梓生活的康、雍、乾三朝，随着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皇帝权力达于极点，君主独裁空前严厉。

但是，即使在“盛世”，朝廷上的政治斗争也未曾稍有停歇。而有清一代的朝政之争突出地表现为满汉之争，这与清政权的结构有关。“世祖(福临，即顺治帝)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初制内外群僚，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清史稿·职官志一》)，意图建立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从表面上看，从内阁、六部等中枢机构到地方的省、道、府、县的主官，满、汉官员机会均等，但实际大权却掌握在满员手中，仍以满族亲贵为政权核心。特别是人关之初，这一情况尤为突出，所谓“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清史稿·职官志一》)。因此，从满族政权建立之日起，满、汉官员相互牵制的现象即已出现，刘子壮对此有极为形象的记叙：“满人日：‘吾所与定天下，而汝坐其成。’汉人曰：‘汝何知，非吾莫能。’……两不相能，则虽有便民之策，经国之方，相持而不能施，施之而不能左右以尽其利。”(《屺思堂文集·振纲领策二》)满、汉大臣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结成错综复杂的朋党，倾轧排挤，攻讦不休。如康熙中叶，有满人大臣明珠之党、汉族大臣徐乾学之党。及至康熙后期，玄烨诸子均觊觎皇位，各自邀结亲贵，招纳门客，窥探乃父立嗣意愿，彼此诟病，相互排斥，明争暗斗，无有休时。胤稹依靠亲贵朋党而夺得皇位，但即位之后，却“御制”《朋党论》，借驳欧阳修“君子有朋”之说，严禁朝臣树立朋党，并先后大兴年羹尧、隆科多之狱，打击异己，彻底清除年、隆徒众。乾隆朝也有满州大臣鄂尔泰之党、汉族大臣张廷玉之党。弘历为此十分忧虑，虽然他不无自信地宣称：“大臣等分别门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东华续录》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但也掩饰不住他对这种局面的不满，表示不能容忍：“朕为天下主，而令天下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同上)由此可见，终康、雍、乾三朝“盛世”，朋党之争从未稍歇，这就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中的离心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

朝争如此复杂激烈，必然促使吏治的腐败，终康雍乾“盛世”，贪纵之风席卷全国。顾炎武在抨击这种腐败现象的同时，又探究其产生根源，他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日知录》卷十二“俸禄”)但其实在康、雍、乾三朝声名狼籍的大贪污犯中，绝少有仅为一己之室家升口计而收受贿赂的官员，导致席卷全国的贪纵之风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于封建朝廷及其所规定的各项制度，以及统治阶级的的剥削本质。玄烨就曾公开告谕大学士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又说：“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察于细故也。人当作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因此，康熙一朝虽然处置了一些贪污犯如侍郎宜昌阿、总督蔡毓荣等，但更大的贪污犯如徐乾学、高士奇之流，贪污纳贿之恶名流布甚广，一时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东海，指徐乾学，江南昆山人)，万国金珠送澹人(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的谣谚流传。但玄烨并未罪责，反而亲书“光焰万丈”榜额送“物议沸腾，招摇纳贿”(《清史稿·徐乾学传》)的徐乾学荣归故里；南巡杭州时，又曾亲至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并御书“竹窗”榜额赐之(《清史稿·高士奇传》)。胤稹即位后，一再下旨，训饬督抚以下官员，务必勤求吏治，严禁贿赂，但并未能肃清朝野，杜绝弊端，即以其宠信之田文镜而言，在其巡抚河南时，虽颇有政绩，但御史谢济世就曾“疏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但为胤稹所包庇，说“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甚至反坐谢济世，“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鞫”(《清史稿·谢济世传》)。但弘历即位后，也不得不承认“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清史稿·田文镜传》)。乾隆一朝，贪纵之风更较前朝为烈，特别是弘历数度南巡，骄奢侈逸，所费不赀，上行下效，影响所及，官贪吏纵，虽有明令饬法，亦不能抑止日愈剧烈的贪黩之风。

P3-6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吴敬梓评传》是我所从事的吴敬梓系列研究的课题之一。长期以来，为此积累资料，考订辨析，去伪存真；研读吴敬梓及其亲友著述，设身处地，揣摩味况，务求深入了解和如实再现传主当时的境遇和思虑；同时努力学习理论著作，借以从时代高度予以分析和评价。凡此，几近二十年之久。

1988年5月，由匡亚明教授任名誉主任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邀请国内五十余位专家学者集会，商讨《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有关问题，承“中心”邀请，我也与会。会上确定由我撰写<吴敬梓评传》。自此，乃按照“丛书”要求重新写起。同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限期完成三年前所约《新批儒林外史》书稿，评传的写作乃不得不暂时中断。

1990年2月，我正在石家庄参加海峡两岸元曲讨论会。匡老派人到舍问，说主编会议决定《吴敬梓评传》纳入第一批出版的三至五部计划之内，希望能提前交稿。返回南京后，有关负责人再次向我传达主编会议决定。从大局考虑，这一要求不可拒绝，乃勉力应允。今年上半年，除指导研究生以外，推辞一切活动，专心写作，终于在6月上旬完稿。可见，《吴敬梓评传》之所以能顺利写成，是与“丛书”主编、副主编以及“中心”历届负责人的鼓励与支持分不开的。

限于识见，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深望海内外学人有以匡正。

陈美林于南京清凉山下

1990年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