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登上海可说是源起于福州路，清末以来属英租界地面，也叫四马路，其间酒楼、茶园、烟馆、妓院林立，却也是戏院、报馆、书店、墨庄的营聚之地，向有文化街之称，盈溢着不中不西颓荡的气息。1949年之后，烟馆堂子之类的当然被一扫而空，但报馆、书店仍在，虽然所剩无几，且都是公营的。经过几番思想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社会主义改造渐人大同佳境，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像我这样在红旗下成长的青年，却斗志消沉，寻寻觅觅，在福州路的“上海旧书店”里“淘宝”，如一头丧家猫怀着隐秘的希冀，踯躅在文学探险的途中，在幽暗的角落嗅辨前贤往哲的遗踪，寻觅“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快乐”，给创伤的心灵涂抹片刻的抚慰。
这个文学青年，不幸的是社会主义的阳光与雨露并没有把他培育成天天向上的茁苗，在他的心灵中，精神的巨厦与理想的乐园几乎是残垣断壁。由于自小孤僻，加之与社会愈益疏离，甚至更觉得周围充满了敌意。他不怨天尤人，也不对抗社会，只是愈阴郁沉默而沉溺于想象世界之中了。不过他那种孤芳自赏似乎并没导致绝望和毁灭，在狂想与好奇的满足中，在自我镜像的文字表演中，在期盼某种理想的观众，于是仍具有一种公共沟通的欲望，那或许是一种新的、属于个人的写作伦理吧。
1966年春，正是在旧书店里，我和朱育琳、钱玉林、王定国、汪圣宝他们认识。我们常聚在一起，谈论文学、翻译和创作。不久“文革”猝然而至，浸泡在大字报、造反有理、文攻武卫的红色海洋里，但我们仍然忘乎所以，晤言一室，更有一番偷食禁果的兴奋和疯狂，甚至像一班东林书生，议论朝政，痛斥奸佞。然而好景不长，到1968年夏，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终于朝我们头上落下来，一个个被关押、拷问……最惨的是朱育琳，因为比我们年长，被当作“教唆犯”而遭严打，据说他是跳楼自杀的，终年仅三十七岁。
在1993年，值朱育琳辞世二十五周年，我写了一篇追念之文，发表在海外的一个文学杂志上，后来被译成英文和日文。最近有朋友说，在《红坟草诗传》中，关于朱育琳和我们文学小圈子的情况讲得不清楚，我方明白当初自以为已经写过那一段，诗传中就写得较简略。现在再写这一段，有些新的回忆和反思，或更正个别不确之处，虽然叙述中少了些愤慨。也少了些色泽与气氛。那似乎是自然的，时间流逝愈远，记忆愈模糊，像一沓老照片给风干的血迹粘在一起，不同的时空互相重叠，分辨不清，方明白张爱玲写《小团圆》，无奈中只能求得自我的真实。
这两年多毕竟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一段，不仅因为青春岁月被文学赋予其意义，也因为为之所付出的代价——在漫长的日后背负沉重的记忆，从中轮番压榨出痛苦、欢乐与愧疚。回头看，那是历史大叙事中的一朵小浪花，却不无讽刺。到六十年代，社会空气越来越卫生起来，而在福州路上的旧书店里却沉渣泛起，散发着“封资修”毒素，我们的文学小圈子就像一个“毒瘤”，那都是代表某种私人空间的，被“文革”连根拔起，也足见其高瞻远瞩了。朱育琳被抓，靠的也是公领域的法力无边，那是在仁济医院找到了他的病历卡，上面有他的住址。于是把他捉拿归案。
越具艺术性的作品，就越有毒素。这句话让我一再琢磨：为什么“艺术性”有那么大力量？在当时黑白分明的文学史著作里，总有不少早被点名批判的，如徐志摩、李金发等，是冲在头里的，批评家也常引用这条作为批判的武器。没想到这些名字盘踞在我的脑际，想找他们的作品来看，这个“艺术性”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是中“毒”愈深了。
这是上海最大的旧书店，各类图书一应尽有。在文学书架上，多的是《卓娅与舒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类的前苏联小说，有革命回忆系列《红旗飘飘》等，这些唤起我们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有许多像《暴风骤雨》《上海的早晨》等，也束之高阁。对这些革命小说早已熟悉，上初中时，学校在茂名南路上，出校门右拐数百步到南京路，过马路即是少年儿童图书馆。那时新小说纷至沓来，《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凭一张外借卡一本本读过去。P3－6
刚从上海回来，又是一种好久没回家的感觉。每次总是那么匆匆，想去的地方没去，想见的人没见到。此前电子邮件（E－mail）里说好好的，这次一定要聚一聚。结果还是违愿。
老父说，从前住过的虹口老房子还没有拆迁。其实去年年头上我同内子已去找过一次。在七浦路上，幼时与外婆住过一阵。记忆中一栋日式房子，前面有个草坪。那天下午在那里兜来转去，踪影全无，连方位也吃不准，整个街道全变了样，那一排商铺应当是那个旧址吧。我望着内子，满脸歉意，她却兴致依然地面对着陌生的周围。我们来到四川路口，恹恹地，阳光特好，人特多。向苏州河望过去，烟尘滚滚。
想想觉得自己吊诡。真的存心要去看老房子，早就可问老父，他知道几弄几号。说实在没什么大不了的，自己也不见得很怀旧。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见与不见之间或许有什么东西梗着，是一种后射的欲望，或是恐惧在隐隐作怪？
在课堂上讲《论语》，“子日：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于是大讲特讲历史上孝子贤孙志士仁人，当仁不让，大有天下无我而塌陷之慨，突然一阵语塞，舌头打结，圣人的话果真这么灵验吗？脑子里好像涨满了水，灭了灯。学生们只见我的眼珠朝上翻，一下子翻不下来。
在上海生斯长斯四十年，然后出了国，然后来到香港，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过去于我渐行渐远，一片芳草地，绿色越来越暗。回想起来，最温馨的莫过于童年记忆，与母性有关。大冷天里外婆冲的汤壶子，塞在被窝里，早上汤壶子冷了，感觉到外婆温暖的脚。过年大姆妈家里的砂锅，掀起锅盖，油亮的老母鸡汤，上面铺着冬菇、冬笋和发菜。还有做了让母亲生气之事，吃了她的藤条，听她说从前有个少年，犯了法要被砍头，刑场上说要吃一口母亲的奶，结果把她的奶头咬掉了，怪她只知道宠他……
母亲过世周年时，子女们从五湖四海聚在一起，夜话母亲生平点滴，也讲到小时候的许多趣事，我大多已记不起来。又讲起同孚路（母亲叫“同孚路”，不叫“石门一路”）老房子的左邻右舍，从前我叫阿姨爷叔的，大半已经物故，这些在我听来总觉得隔了一层，方明白这些年来回上海，已然是一个过客。同孚路拆迁后，老父弟妹等搬到闵行附近，离开市中心黄金地段，不由得感喟，穷达各有命定。然而现在住得毕竞要宽敞亮堂得多，谁也不想回到过去。
有时经过石门一路，两边都已拆清。围墙围起来，像白色的屏风，里面工程正在进行，如火如荼。
但记忆的碎片犹存。外婆给了二分钱，于是去路口拐角的小书摊，一分钱可借两册，坐在细条长凳上看，看完了就发呆。那时的小人书还画得很粗糙，不像后来赵宏本的《三国演义》、王叔晖的《西厢记》，画得那么工笔而写实。那些古代打仗的画面，马上将军的头被一刀砍下，头颅掉在地上，一缕血飞溅出来，看多就生厌了。有一回看到一个外国科幻故事，好人发明了新式武器，操纵着电气，从一幢楼通到另一幢楼，串到楼顶，就把楼炸了，好多坏蛋都死了。看完之后长长地发呆，从来没有那么兴奋过。
童年之于文字有一种永久的魅力。像柏林之于本雅明，上海之于张爱玲。在海外的日子里，读他们的东西，在浇灌乡愁之余，像孩子赌气对自己说：我也写得出来的。然而逝水流年，马不停蹄忙这忙那的，无非为稻粱谋，我的记忆似乎变得愈漂泊起来，发呆的机会也愈稀少了。
本雅明的《1900年之际柏林童年》，薄薄的一册。为此他写了五六年，有四个不同的版本。在自我放逐中意识到再也难返那个曾经朝夕与共的城市，他与记忆的书写格斗。像普鲁斯特把过去的碎裂图像编织成每个人可从中发现自己身影的锦毡，本雅明把儿时印象剪辑成一幅幅柏林风景画，似乎在见证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在往日的缤纷回忆中捕捉历史定格的瞬间，该是在捕捉他的梦寐以求的“灵氛”吧。
对于本雅明的著作，最引人兴味的莫过于他的“灵氛（aura）”一词。他自己也为之着迷。不断浮现在他的文本之中，扑朔迷离，难以界定。“灵氛”像是西斯延大教堂穹顶上米开朗琪罗的画，代表着独一无二的真迹：又像是远山依稀的树影，蒹葭苍苍，伊人可望而不可即。那是一种理想美的境界，即使在技术复制的时代不见得就此完全消逝，它会闪现于不经意处，如在阿热特的摄影镜头中，巴黎的一角街景，一片荒芜的隐喻，或如电影的“作者印记”中，一种超越了机械操作的结果。
我喜欢张爱玲在上海写的东西，如早期照相银粉晕黄的底色里，萦绕着鸦片烟般的“灵氛”，透过沪港双城的珠帘叠影，幽灵们一个个活得精彩。她后来的写作犹如在复制“灵氛”，毕竟时过境迁。《半生缘》里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这一句五内震裂，灵光顿显，道尽她在大洋彼岸的离散之旅中乞灵于回忆与书写的艰辛。
搜索自己的老照片，虽非烬余，犹如花果飘零，所剩无几。回想起那一段日子，整个社会刚浸润在“红海洋”里，自己却成了个“逍遥派”，不时与三两同志，带着方镜照相机在淮海路以西，即旧时法租界一带探胜寻幽，在窗户砸碎的洋房、荒芜的庭院之间徘徊流连。主人被扫地出门，新的主人还没有入住。我兴致不浅，故作姿态，在同行者宽容或纵容下，摄下我的“颓废”造像。
发现几张都是在黄浦江畔照的，背景都是海关钟楼。这似乎是自然的，作为上海年代的象征，这海关大楼的钟声与我晨昏相处。从虹口到石门一路，从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有多少不寐之夜与梦醒之际，倾听这钟声，飘来荡去不觉年轮辗转。
凝视着这些照片，耳旁仿佛响起一个“灵氛”的召唤，脑际浮现出江畔的钟楼，像孤独的时间之流的守望者。不禁低吟起自己在1967年写的诗句：
像一个变换黑衣白衫的怪影，大笑着从空中逃遁。谁能留住你——匆匆的熟客，你使伟人们心力交瘁，徒然悲泣。
我伫立在暮色中，怀着哀愁，倾听这钟声，像失帆的小舟在宏大起伏的波浪上颠簸，无奈凝视着空空的双手。
华年不再，沧海难为，“空空”的感觉依然如故！本雅明的“灵氛（aura）”一词有多种译法，有的译作“灵光”，有的作“光晕”等，我更喜欢“灵氛”，对我另具一种通向远古的蛊惑，尽管自知做不了“上下求索”的醒世者。
这本小书于我意味深长，收入几篇写上海的文字。关于七十年代的几篇，部分收入已出版的书中。后来又写了几篇六十年代的，都刊登在《书城》上，大多作为2006年花城出版的那本《诗选》的延伸。那一阵子在教学与研究的挤压中写了这些闲文，急就章无暇推敲，聊以纪实而已。写上海的文字完成于2000年，一直搁在抽屉里，前年发表于《上海文学》。《地下的浪漫：“文革”初期上海的一个诗歌聚会》一文在2003年芝加哥亚洲年会上宣读，是为译稿，涉及一些朋友，也算我个人的文学记事，姑作为附录。
2013年3月8日于香江将军澳居所
《灵氛回响（精）》是著名学者、诗人陈建华的个人文学记事。“灵氛”来源于本雅明的“aura”一词，有多种译法，有的译作“灵光”，有的作“光晕”等，陈建华更喜欢译为“灵氛”，有一种通向远古的蛊惑，有一种“上下求索”的醒世者的感叹。本书特色明显，有六十年代的文学回忆、七十年代的回忆片断，还有九十年代回到上海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虽是回忆文章，但有现代人的思考，视野开阔，见人所未见，文史交融，启人心智。
一部充满“文革”惨烈意象的个人文学记事，一曲“上下求索”的醒世者的悲歌。陈建华编著的《灵氛回响（精）》是一部精美的散文集，共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侧重于追叙六十年代的文学理想与追求；第二部分侧重于人生的反思与追问；第三部分侧重于追忆上海的过往，带有温馨的回忆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