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闲适、奢侈的中国情趣记录！从万物的细微处滋养美感，在生活的点滴中寻找乐趣，与《遵生八笺》、《长物志》、《随园食单》构成明清生活艺术的灿烂景观！

《闲情偶寄》是清代李渔的名著。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论及戏曲创作和导演、表演、妆饰打扮、园林建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草、医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堪称生活文化的百科全书。

本书以雍正八年芥子园《笠翁一家言全集》为底本，参考了《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单锦珩校点的《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等书。

《闲情偶寄》，又名《笠翁偶集》，是明清之交的文化巨人李渔所著。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论及戏曲创作和导演、表演、妆饰打扮、园林建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草、医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堪称生活文化的百科全书。

前言

  凡例七则

卷一

  词曲部上

  结构第一

  词采第二

  音律第三

卷二

  词曲部下

  宾白第四

  科诨第五

  格局第六

  演习部

  选剧第一

  变调第二

  授曲第三

  教白第四

  脱套第五

卷三

  声容部

  选姿第一

  修容第二

  治服第三

  习技第四

卷四

  居室部

  房舍第一

  窗栏第二

  墙壁第三

  联匾第四

  山石第五

  器玩部

  制度第一

  位置第二

卷五

  饮馔部

  蔬食第一

  谷食第二

  内食第三

  种植部

  木本第一

  藤本第二

  草本第三

  众卉第四

  竹木第五

卷六

  颐养部

  行乐第一

  止忧第二

  调饮啜第三

  节色欲第四

  却病第五

  疗病第六

衣衫

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绮罗文绣之服，被垢蒙尘，反不若布服之鲜美，所谓贵洁不贵精也。红紫深艳之色，违时失尚，反不若浅淡之合宜，所谓贵雅不贵丽也。贵人之妇，宜披文采，寒俭之家，当衣缟素，所谓与人相称也。然人有生成之面，面有相配之衣，衣有相配之色，皆一定而不可移者。今试取鲜衣一袭，令少妇数人先后服之，定有一二中看，一二不中看者，以其面色与衣色有相称、不相称之别，非衣有公私向背于其间也。使贵人之妇之面色不宜文采而宜缟素，必欲去缟素而就文采，不几与面为仇乎？故日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面相宜。大约面色之最白最嫩，与体态之最轻盈者，斯无往而不宜。色之浅者显其淡，色之深者愈显其淡；衣之精者形其娇，衣之粗者愈形其娇。此等即非国色，亦去夷光、王嫱不远矣①，然当世有几人哉？稍近中材者，即当相体裁衣，不得混施色相矣。相体裁衣之法，变化多端，不应胶柱而论，然不得已而强言其略，则在务从其近而已。面颜近白者，衣色可深可浅；其近黑者，则不宜浅而独宜深，浅则愈彰其黑矣。肌肤近腻者，衣服可精可粗；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矣。然而贫贱之家，求为精与深而不能，富贵之家欲为粗与浅而不可，则奈何？日：不难。布苎有精粗深浅之别，绮罗文采亦有精粗深浅之别，非谓布苎必粗而罗绮必精，锦绣必深而缟素必浅也。紬与缎之体质不光、花纹突起者，即是精中之粗，深中之浅；布与苎之纱线紧密、漂染精工者，即是粗中之精，浅中之深。凡予所言，皆贵贱咸宜之事，既不详绣户而略衡门②，亦不私贫家而遗富室。盖美女未尝择地而生，佳人不能选夫而嫁，务使得是编者人人有裨，则怜香惜玉之念，有同雨露之均施矣。

迩来衣服之好尚，其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又有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请并言之。其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大家富室，衣色皆尚青是已。青非青也，元也。因避讳，故易之。记予儿时所见，女子之少者，尚银红桃红，稍长者尚月白，未几而银红桃红皆变大红，月白变蓝，再变则大红变紫，蓝变石青。迨鼎革以后，则石青与紫皆罕见，无论少长男妇，皆衣青矣，可谓“齐变至鲁，鲁变至道”③，变之至善而无可复加者矣。其递变至此也，并非有意而然，不过人情好胜，一家浓似一家，一日深于一日，不知不觉，遂趋到尽头处耳。然青之为色，其妙多端，不能悉数。但就妇人所宜者而论，面白者衣之其面愈白，面黑者衣之，其面亦不觉其黑，此其宜于貌者也；年少者衣之，其年愈少，年老者衣之，其年亦不觉甚老，此其宜于岁者也；贫贱者衣之，是为贫贱之本等，富贵者衣之，又觉脱去繁华之习，但存雅素之风，亦未尝失其富贵之本来，此其宜于分者也④。他色之衣，极不耐污，略沾茶酒之色，稍侵油腻之痕，非染不能复着，染之即成旧衣。此色不然，惟其极浓也，凡淡乎此者，皆受其侵而不觉；惟其极深也，凡浅乎此者，皆纳其污而不辞，此又其宜于体而适于用者也。贫家止此一衣，无他美服相衬，亦未尝尽现底里，以覆其外者色原不艳，即使中衣敝垢，未甚相形也；如用他色于外，则一缕欠精，即彰其丑矣。富贵之家，凡有锦衣绣裳，皆可服之于内，风飘袂起，五色灿然，使一衣胜似一衣，非止不掩中藏⑤，且莫能穷其底蕴。诗云“衣锦尚絅”⑥，恶其文之著也。此独不然，止因外色最深，使里衣之文越著，有复古之美名，无泥古之实害。二八佳人，如欲华美其制，则青上洒线，青上堆花，较之他色更显。反复求之衣色之妙，未有过于此者。后来即有所变，亦皆举一废百，不能事事咸宜，此予所谓大胜古昔，可为一定不移之法者也。至于大背情理，可为人心世道之忧者，则零拼碎补之服，俗名呼为“水田衣”者是已。衣之有缝，古人非好为之，不得已也。人有肥瘠长短之不同，不能象体而织，是必制为全帛，剪碎而后成之，即此一条两条之缝，亦是人身赘瘤，万万不能去之，故强存其迹。赞神仙之美者，必日“天衣无缝”⑦，明言人间世上，多此一物故也。而今且以一条两条、广为数十百条，非止不似天衣，且不使类人间世上，然而愈趋愈下，将肖何物而后已乎？推原其始，亦非有意为之，盖由缝衣之奸匠，明为裁剪，暗作穿窬⑧，逐段窃取而藏之，无由出脱，创为此制，以售其奸。不料人情厌常喜怪，不惟不攻其弊，且群然则而效之⑨。毁成片者为零星小块，全帛何罪，使受寸磔之刑⑩？缝碎裂者为百衲僧衣，女子何辜，忽现出家之相？风俗好尚之迁移，常有关于气数，此制不昉于今，而昉于崇祯末年。予见而诧之，尝谓人日：“衣衫无故易形，殆有若或使之者，六合以内，得无有土崩瓦解之事乎？”未几而闯氛四起，割裂中原，人谓予言不幸偶中。方今圣人御世，万国来归，车书一统之朝，此等制度，自应潜革。倘遇同心，谓刍荛之言，不甚訾谬⑩，交相劝谕，勿效前颦，则予为是言也，亦犹鸡鸣犬吠之声，不为无补于盛治耳。

云肩以护衣领，不使沾油，制之最善者也。但须与衣同色，近观则有，远视若无，斯为得体。即使难于一色，亦须不甚相悬。若衣色极深，而云肩极浅，或衣色极浅，而云肩极深，则是身首判然，虽日相连，实同异处。此最不相宜之事也。予又谓云肩之色，不惟与衣相同，更须里外合一，如外色是青，则夹里之色亦当用青，外色是蓝，则夹里之色亦当用蓝。何也？此物在肩，不能时时服贴，稍遇风飘，则夹里向外，有如飓吹残叶，风卷败荷，美人之身不能不现历乱萧条之象矣。若使里外一色，则任其整齐颠倒，总无是患。然家常则已，出外见人，必须暗定以线，勿使与服相离，盖动而色纯，总不如不动之为愈也。

妇人之妆，随家丰俭，独有价廉功倍之二物，必不可无。一日半臂，俗呼“背褡”者是也；一日束腰之带，欲呼“鸾绦”者是也。妇人之体，宜窄不宜宽，一着背褡，则宽者窄，而窄者愈显其窄矣。妇人之腰，宜细不宜粗，一束以带则粗者细，而细者倍觉其细矣。背褡宜着于外，人皆知之；鸾绦宜束于内，人多未谙。带藏衣内，则虽有若无，似腰肢本细，非有物缩之使细也。

P110-112

《闲情偶寄》，又名《笠翁偶集》，是明清之交的文化巨人李渔所著。其内容十分丰富，包括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论及戏曲创作和导演、表演、妆饰打扮、园林建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草、医疗养生等诸多方面，堪称生活文化的百科全书。

李渔(1611-1680)，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原籍浙江兰溪，出身于一个医药两兼的商人家庭。其父亲李如椿长期在苏北古城如皋从事药材生意，其伯父李如松是“冠带医生”，则在如皋四处行医，李渔就出生于江苏如皋。由于其特殊的际遇和思想的变迁，他大约三十七岁前后改名渔，字笠鸿，号笠翁。人们习惯上称他李渔、李笠翁。李渔少时家境优裕，生性聪明，读书刻苦，从小又常随父辈出入达官贵人之门，多得指点，学问大进。不料他正在学海遨游之时，父亲突然病逝，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李渔肩上。十九岁的李渔面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在为父守孝三年之后，举家回到原籍兰溪，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崇祯八年(1635)，在婺州(今浙江金华)应童子试，深得主考官的赏识，被誉为“五经童子”。不过，后来的乡试却名落孙山。适逢明季动乱，改朝换代，他出仕和建功立业的机会相继失去，只能买山归隐。他在原籍营构伊园，过了三年神仙般的日子，经济上又陷入困境。四十一岁前后他远走杭州开始了卖赋糊口的生活。居杭期间，他文思泉涌，辛勤笔耕，创作了拟话本小说集《无声戏》一、二集，《十二楼》以及《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奈何天》、《蜃中楼》等传奇。但他一入卖文仍不足以养活全家，加之其著作屡遭盗版，他只好移家金陵。在六朝古都近二十年时间，他构筑了名闻宇内的芥子园，实践了他的园林美学思想；营建了芥子园书铺，出版了许多书籍；继续从事写作，完成了《十种曲》的其余几种：《慎鸾交》、《比目鱼》、《凰求凤》、《巧团圆》，以及《论古》、《笠翁诗韵》等书的撰述，其中最负盛名的是杂著《闲情偶寄》。为了生计他还组建了家庭戏班，自编自导，上演他的《十种曲》的片段以及经他改编的传统剧目。他带着家庭戏班先后到过北京、陕西、甘肃、山西、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湖北、河北、安徽、江苏等地，巡回演出，普及了戏曲文化。晚年的李渔产生首丘之念，康熙十六年(1677)，他举家迁居西湖，拟修建层园以养老。无奈贫病交迫，连修订《一家言》的工作也难以为继。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十三日，年近古稀的李渔撒手人寰，葬于西湖九曜山之阳，实现了“老将尸骨葬西湖”的夙愿。

李渔一生奔走江湖，从事文化产业，以一人之力量和才艺，养活全家几十口人。生活拮据，到处叫穷。其生前死后遭到来自各方的攻讦，多是时代环境使然。鲁迅称之为“帮闲文人”，就主要源自《闲情偶寄》。称呼虽略有贬义，却比较中肯。平心而论，《闲情偶寄》的内容决不是帮“忙”，而的确是“帮闲”。今天看来，“帮闲”的内涵也注入了时代的气息，需要重新研究定位。从其文学创作、理论研究实践看来，他是戏曲家、小说家、诗人、词人、文学理论家、史论家，而通过考察《闲情偶寄》一书的论述对象，可见他还是曲论家、戏剧导演艺术家、戏曲活动家、园林艺术家、生活美学家、养生专家、休闲艺术家、烹调艺术家、美食家。此外，他还是教育家、出版家、书画家等等。过去，他仅以戏曲家名世；二十年前，我曾将李渔定位于文化巨人，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现在，从他在《闲情偶寄》中体现出来的不同凡响的思想闪光，再结合他的其他作品及其所作所为，可以证明，他还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以人为本、物为人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提倡节俭、不断创新的科学发展思想，今天仍然熠熠闪光，都是值得借鉴的。于是，我们可以断言，李渔不仅是文艺通才、文化巨匠，而且是卓越的思想家。

《闲情偶寄》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又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前人多顾名思义，直接认为是寄情之作。也有人说，是讲究生活艺术的书。诸说皆有道理，但都不全面，也不准确。今天看来，《闲情偶寄》体制上是一部杂著，题目的关键字是一个“闲”字，“闲”与“忙”相对，古代人“忙”的是“经国之大业”，那么，“闲”的则是经世济民以外的生活琐事。具体说来，这是一部全面总结、研究戏曲文化和生活文化的杂著，其中包含休闲文化、养生之道等生活智慧和艺术。那么，为何该书将戏曲创作和导演与养生、休闲等生活艺术等量齐观呢？原来李渔本人将戏曲创作、导演、表演也视为休闲，他在《闲情偶寄》卷六云：“予生无他癖，惟好著书，忧藉以消，怒藉以释，牢骚不平之气藉以铲除。”他把著书也视为一种休闲方式，其他如导演戏曲、构建园亭、摆弄器玩、养花种草、饮馔烹调等，也是如此。李渔既研究养生休闲，为人民大众的养生休闲服务；而其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养生休闲，如此而已。过去养生休闲属于统治阶级，李渔“帮闲”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养生休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李渔就属于人民大众。可以预言，随着时代的发展，李渔对人类的贡献与意义将越来越大。

先说《闲情偶寄》的内容特点。

人文性。在《闲情偶寄》“声容部”的“肌肤”一节，有一条周彬若的批语云：“此等妙论，不知何处得来。予向在都门，人讯南方有异人否？予以笠翁对；又询有怪物否？予亦以笠翁对。试读此书，即知予言不谬。”时人以笠翁为“怪异”，正是看到了他的异端思想。他说：“凡说人情物理者，千古相传；凡涉荒唐怪异者，当日即朽。”“世间奇事无多，常事为多，物理易尽，人情难尽。”把“人情物理”当做文艺创作的源泉和批评的标准，在当时有振聋发聩之功。他认为，王道本乎人情，肯定人类的正当欲望，人的欲望应该受到尊重，应该得到满足。他说：“世间万物，皆为人设。”(《种植部·草本第三》)作为个人，应该尽情享受人生乐趣，根据自身环境，尽可能改善生活条件，讲究生活方式，努力过上安康、潇洒、高雅而有情调的生活。他论述养身和休闲，时时刻刻以人为本位，他尽量满足自己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超前消费，借贷养生。虽说度岁无资，却不能不赏水仙；尽管到处告贷，但他嗜蟹如命，螃蟹上市，一日不可或缺。“性嗜花竹，而购之无资，则必令妻孥忍饥数日，或耐寒一冬，省口体之奉，以娱耳目，人则笑之，而我怡然自得也。”(《居室部·房舍第一》)他讲究养生休闲，防病治病，节制色欲，都是以人为本位的。《居室部·房舍第一》有一条王安节的评语：“无一语不入人情三昧。”是对《闲情偶寄》基本精神的精当概括。尤其是他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力普及性的知识，遭到世人的诟病，他坚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其实这也是从人性人情出发的，正是他“怪异”的表现。同时，他善待生命，不仅终身不食牛犬，而且对“鹅掌”制作方式的残忍表示极端反对。他创作戏曲，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曲文和宾白“贵浅显”，充分为观众着想，让无文化群体也能了解剧情等等，均体现了可贵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由此我们可以定论，李渔应该是十七世纪中叶当之无愧的卓越的思想家。

创造性。李渔自称：“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西方哲人说过，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我们眼睛的发现。作者在生活中处处留心，具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所以能见人所未见。加之他善于思考，勤于总结，又能形诸文字。故翻检《闲情偶寄》，卷卷出新，篇篇见奇。他或自出机杼，或另起炉灶，所以，贮满新意。论戏曲创作，他主张“结构第一”，写人情物理，以新为奇，不仅确立了以戏为本，曲白并重的戏曲观，而且提出以“人情物理”作为批评标准；论戏曲导演，从选择剧本到改编戏曲，从授曲、教白到脱套都卓有新见。“自出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园林居室，种植饮馔，养生去病，事事出新，招招见奇。他所制作的“梅窗”、“锦笺”、“凉杌”、“暖椅”、“香印”；“四美羹”、“花露饭”、“五香面”、“八珍面”、“糟蟹”、“醉蟹”等，都是他的创造，不仅新人耳目，而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其苏州友人尤侗曾说：“入芥子园者见所未见；读《闲情偶寄》者闻所未闻。”山阴友人包璇所赠蕉叶联，其上联云：“般般制作皆奇，岂止文章惊海内。”这都是对其创新精神的肯定与赞扬。李渔终其一生，生命不息，创新不止。他是创新能手，是成就斐然的发明家。

实用性。“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李渔论曲，紧密联系戏曲创作与舞台演出实践，堪称中国戏曲史上难得的当行本色的曲家。其实，本书从戏曲创作导演，到选姿习技、园林居室、器玩饮馔、种植养生，既没有沿用前人的一字一句，也并非空穴来风，而都是他自身日常生活和从事文化产业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概括总结。既来源于生活实践，又指导生活实践，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都能从中得到教益。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但非工非农，不官不商，只能从事文化产业。他创作戏曲，办家班，自任导演；自行设计构建园亭，家居装饰，种植树木花草，把弄器玩；他精于烹调，懂药理，习医道，善养生，会行乐，既多才多艺，心灵手巧，又勤于实践，所以，他的戏曲创作演出，以及园林居室建筑设计、习技方法、养生之道、休闲方式、花卉种植、烹饪技术等等，都不是纸上谈兵，都能产生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且能够直接仿照，且行之有效，仿之有益。“庶民之家，当崇俭朴。”李渔一生无固定职业，游荡江湖，到处举债，但他又讲究享受。他认为该享受的要会享受，当俭朴的则要俭朴。解决二者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节约资源，紧缩开支，崇尚俭朴，善于利用一切事物，充分利用弃物、废物。“则生平所弃之物，尽在所取。”他的享受是在俭朴原则指导下的享受；他的俭朴是不影响生活享受基础上的俭朴。其进步的消费观念其实是一种具有人本思想的新的理念，长期以来不能为世人所理解，但今天人们回过头来认识了李渔，他的消费观仍有其永久的实用价值。

局限性。在男尊女卑，一夫多妻制的封建时代，李渔未能免俗，他将男女比为天地，鼓吹“天能用地，而不能为地所用”，“天也者，用地之物也；地也者，听天之物也”(《颐养部·节色欲第四》)。重男轻女乃至于歧视妇女的思想根深蒂固，时而形诸文字，出现了不少伤害妇女的言论，散发出庸俗腐朽的气味。他自称：“年将六十，寻花觅柳，儿女事犹然自觉情长。”虽然体现了人性人情，开诚布公，也坦率得可爱，但显然不合时宜。

再说《闲情偶寄》的艺术成就。

李渔主张写文章要“如造物赋形”(《词曲部·结构第一》)，《闲情偶寄》写作的总体原则就是随物赋形。文章内容决定其表现形式，根据不同的论述对象采用相应的形式和方法。《闲情偶寄》就有几种笔法，各有各的用处。《词曲部》论述戏曲创作，涉及几个方面，内容较多，就采用长篇论文的架构，有总有分，先总后分。细分为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六项，逻辑严谨，论述详尽。其他《演习部》、《声容部》、《居室部》、《颐养部》的主干部分，也大致如此。

而《饮馔部》有“蔬食”、“谷食”、“肉食”三十一款，《种植部》计有“木本”、“藤本”、“草本”、“众卉”、“竹木”七十一款，名目繁多，内容庞杂，不能采用单一的表现形式，随物赋形具体细化为各种写作方法。一是抓特征。说“梧桐”，紧扣其一年一节，“有节可纪”的特征，喻之为“草木中一部编年史”；并引用自己少时所作《续刻梧桐诗》，说明“观树即所以观身”的道理。显得不落俗套，别开生面。二是抓亮点。“肉食者鄙”，本是《左传·庄公十年》的名句，本意是居于高位的人目光短浅。他抓住不放，却另起炉灶，“食肉之人之不善谋者，以肥腻之精液，结而为脂，蔽障胸臆，犹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复有窍也”。并举例论证，振振有辞，概括出全新的内涵。三是创新意。说桃花，由“大率桃之为物，可目者未尝可口，不能执两端事人”，借桃说人，进而说到“色之极媚者莫过于桃，而寿之极短者亦莫过于桃”，引出“红颜薄命”的主题；说李，“自有此花以来，未闻稍易其色，始终一操，涅而不淄，是诚吾家物也”，借“李”说人的操守。四是驳成说。李渔论“竹”，颇费斟酌，前贤关于“竹”的文字车载斗量，难以下笔。于是李渔另辟蹊径，大谈种竹之道。对前人“种竹无时，雨过便移，多留宿土，记取南枝”的十六字诀，提出质疑；对“雨过便移”直接予以反驳，并提出“未雨先移”的根据，最终得出“宜阴忌日”的见解，有功后世不浅。五是找话题，借题发挥。具体方法有如下数端：

其一是节外生枝。《饮馔部·肉食》说鳖，“予性于水族无一不嗜，独与鳖不相能，食多则觉口燥，殊不可解”，似乎山穷水尽，于是笔锋陡转，却柳暗花明。大写不食鳖的善报，乙未遭火未焚，己卯遇盗得免，甲申、乙酉逢凶化吉，言之凿凿，班班可考，虽然果报之说未可置信，但从创作角度看，峰回路转，曲径通幽，文笔是出彩的。写杏，说到树性喜淫，名之为“风流树”，进而又生发出“情能动物”，“情贵乎专”，水到渠成；写柳，由柳说到蝉，再说到的“乌音宜晓听”的几点理由，恰到好处。其二是合理延伸。说“梅花”，前人精彩文字太多，难以下笔，于是他宕开一笔，由“驴背浩然”，写到观梅之具、纸屏等等。他善于寻找话题，写“绣球”，实在无话可说，于是“天工之巧，至开绣球一花而止矣。他种之巧，纯用天工，此则诈施人力，似肖尘世所为而为者”。甚至巧用文字训诂来充实文章，他写“榆槐”，“此二树者，可以呼为‘夏屋’，植于宅旁，与肯堂肯构无别。人谓夏者，大也，非时之所谓夏也”。其三是突发奇想。《众卉第四》由“草木之类，各有所长，有以花胜者，有以叶胜者”，进而说道：“是知树木之美，不定在花，犹之丈夫之美者，不专主于有才，而妇人之丑者，亦不尽在无色也。”前后之间看似没有关联，却由此及彼，说出新意，实为至理，令人叹服。以开花比喻作文，闻所未闻，却出现在李渔笔下。他说“金钱”等花卉，妙笔生花，“梅花、水仙，试笔之文也，其气虽雄，其机尚涩，故花不甚大，而色亦不甚浓。开至桃、李、棠、杏等花，则文心怒发，兴致淋漓，似有不可阻遏之势矣”；“迨牡丹、芍药一开，则文心笔致俱臻化境”；“至于金钱、金盏、剪春罗、剪秋罗、滴滴金、石竹诸花，则明知精力不继，篇帙寥寥，作此以塞纸尾，犹人诗文既尽，附以零星杂著者是也”。才气横溢，头头是道，四个层次，有条不紊。文章是“做”出来的，却又不着痕迹，怪哉！

形式上运用以论带叙、夹叙夹议的方法，往往通过比较，或古今对比，或同类相比，或人花相较，就事论理，或边破边立，破中有立。他以花明志，如赞扬牡丹的“强项”；借花说理，如通过“金钱”，说明写文章的道理；以花喻人，“是知树木之美，不定在花，犹之丈夫之美者，不专主于有才，而妇人之丑者，亦不尽在无色也”。说“萱花”，人谓对此可以忘忧，佩此可以宜男，但万无一验，由此得出“书之不可尽信”的结论；谈“海棠”，“吾又谓海棠不尽无香，香在隐耀之间，又不幸而为色掩”，果然新人耳目；说“蕙”，由兰蕙相若，说到“则是变蕙成兰，而与‘强干弱枝’之道合矣”；说“虾”，忽然笔锋一转，“治国若烹小鲜”，借花卉虫鱼评说政治经济，诚为一大发明。通过论花，演绎哲理，“花者媚入之物，媚人者损己，故善花之树多不永年”；“有功不能无过，天下事其尽然哉”等等。总之，他认为“世间万物，皆为人设”，所以“言草木，动辄以人作喻”。他信手拈来，别开生面，各尽其妙，令人叫绝。由此可见其思想的深度和议论的技巧。

李渔要让绝大多数文化人读懂《闲情偶寄》，所以文字浅显，繁简得宜，语言通俗，雅俗共赏。既能大量运用经史百家、典故、前人及自己的诗词(他所引用的自作诗，在其《一家言诗集》中多能索引获得，但个别字词略有改动)，又能吸收民间谚语、俗语、民谣、格言等。《诗经》、《论语》、《孟子》、《本草》等经史百家信手拈来；同时，也有“羊几贯，帐难算，生折对半熟对半，百斤止剩念余斤，缩到后来只一段”等民谣，形象地说明羊肉的折耗很重。他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弄花一年，看花十日”，“过得七月半，便是铁罗汉”等，增加了通俗性。《闲情偶寄》中有不少篇章内容和形式达到完美统一，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美散文，《种植部》的《芙蕖》作为散文中写荷花的佼佼者，就曾作为古典白话范文，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李渔《笠翁一家言·诗集》卷三，有五言诗一首，其序云：“有借余《闲情偶寄》一阅，阅不数卷即见归者，因其首论填词，非其所尚故耳。以诗答之。”诗曰：“读书不得法，开卷意先阑。此物如甘蔗，如何不倒餐？”《闲情偶寄》前半谈戏曲的创作、导演，较为高雅抽象；后半说生活、饮食、养生，比较通俗形象。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加以选择安排，不妨倒过来看，可能有意外的惊喜。

总之，李渔是在全家衣食难以为继的困境中完成这部著作的，艰难困苦的环境条件是他的压力，也是他发奋著述的强大动力。李渔之所以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文艺通才、文化巨匠，甚至还是卓绝的思想家，除了他先天的聪慧、过人的勤奋以外，最主要的由于他一直是在逆境中生活成长的。除了政治地位的卑微，经济上的窘困，还有正统文人的冷眼，别有用心者的攻讦。所以，他这本书的写作，典型地说明了逆境成材的道理。如果认真耐心地读懂本书，你的聪明才智一定能再上一个台阶，尤其值得广大青少年思考。这也是我乐意冒着炎热酷暑，挥汗写作，进行注评的根本原因。

本书以雍正八年芥子园《笠翁一家言全集》为底本，参考了《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单锦珩校点的《闲情偶寄》(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等书。在整理评注过程中，曾参考徐寿凯《李笠翁曲话注释》(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单锦珩译《白话闲情偶寄》(漓江出版社1992)、赵文卿、蒋聿修、章寿眉笺注《笠翁秘书》(重庆出版社1990)等书，在此一并说明并致谢意。《闲情偶寄》问世后，李渔友人吴梅村、周亮工、尤侗、余怀、杜浚等名流近二十人作评，共加批语七十余条。限于篇幅，本书未予收录。只选择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批语在“导读”中加以引用说明。本书体大思精，内涵丰富，为帮助读者掌握其内容，勉力做了简要注评。注释附于每节文字后面，以便于阅读；而“导读”原则上一章一评，自成一篇，力求完整。

为了节省读者的宝贵时间，我不再饶舌，就此打住。请翻开一页，赶快披阅正文吧。本书在注评过程中，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暨人文传媒学院领导为我提供了科研写作条件，特此致谢。限于水平和时间，本书中的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海内外方家批评指正。

沈新林

戊子年霜降于金陵随园悠然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