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思想潮流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心学思想几乎成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导向。《罗汝芳评传》介绍了这股思潮中的代表人物罗汝芳的主要思想，他的思想主要包括以“求仁”为宗旨、以“孝悌慈”为核心内容、以“天心”观为基础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几个方面。而近溪思想则是之后发展起来的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本书介绍了这一思想的演变过程。本书由吴震著。

16世纪中叶以降，阳明心学之发展大有超过朱熹理学的势头，逐渐演变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思潮。罗汝芳正是这股思想潮流之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罗汝芳评传》就是这位王学传人的传记。

作为泰州王学的传人，罗汝芳的心学思想也有其独特之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求仁”为宗旨、以“孝悌慈”为核心内容、以万物一体为最终归趋的儒家伦理思想；二、以“天心”观为基础，以敬畏天命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伦理学说；三、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以宣讲“圣谕六言”、制定“乡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近溪思想无疑是判断阳明心学以及泰州王学之走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近溪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凸现了儒家伦理的世俗性、宗教性的社会功能及其现实意义，并强调了只有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家庭的伦理观念、道德实践，良知伦理学的普世意义才能最终实现。《罗汝芳评传》介绍了这一思想的演变过程。本书由吴震著。

《中国思想家评传》序

前言

第一章 思想背景——从王心斋到罗近溪

 第一节 王心斋的生活世界

一、盐丁、商人、布衣儒者

二、格物安身

三、小结

 第二节 颜山农的生命体验

一、生命体验与乡村教育

二、“放心体仁”与“开心遂乐”

三、急救溺世的政治主张

四、小结

 第三节 何心隐的社会实践

一、乡村改良运动

二、讲学实践

三、小结

第二章 生平学履

 前言

一、家族背景

二、静坐制欲

三、拜师山农

四、回归孔孟

五、归学十年

六、拜师学“易”

七、格物之悟

八、浑化自然

九、出仕与讲学

十、晚年遗行

十一、小结

附录：罗近溪晚年“遗行”略考——从许敬庵、邓潜谷的角度来看

第三章 哲学思想

 前言：近溪以何为“宗旨”

 第一节 求仁宗旨

一、孔孟宗旨在于“求仁”

二、《中庸》义理“含藏无尽”

三、仁是归重在《易》

四、仁是心之种子

五、格物?“其格至善”

 第二节 孝悌慈

一、孝悌慈：“三件大道理”

二、赤子之心

三、源头心与后来心

四、捧茶童子却是道

 第三节 良知说

一、对阳明良知说之评议

二、现在良知、圣体具足

三、无知无不知

四、全体放下、破除光景

五、“当下”与“因时”

 第四节 身心观

一、身心灵妙、形神俱妙

二、身心“原不相离”

三、形色与天性

四、无善无恶

 第五节 天心观

一、“天心”说及其问题之由来

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

三、形有生死、魂只去来

四、上帝日监在兹

五、近溪思想的宗教性问题

 第六节 万物一体

一、仁者：“浑然同体”

二、乐体：“生活快乐”

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第四章 结语

 一、诠释视角的转换

 二、近溪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三、近溪思想的历史评价

 引征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到了王仲仁的长子王文贵一辈，家庭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根据史料记载，他开始经商，大概是属于自煎自贩的私盐商人。到了晚年，他曾出资为乡里修建石桥。这应当是由于经商而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才有财力行此“善举”。据载，这一善举得到了其子孙的继承，后来还受到了地方官员的嘉奖。正德年间两淮布政使林正茂撰写《安丰广容桥记》一文，对王文贵、王公美父子以及王公美之侄王尚瑞相继捐资修桥之善举进行了表彰。根据该文的记述，从正统十四年(1449)开始，首先由“东淘善士”王文贵修建，成化六年(1470)又由王公美继之，自此四十年(当在1510年左右)后，“义官”(按，不详)王尚瑞“捐己资而鼎新之”，这次修建之规模以及工艺之精都远远超过了以前两次的修建，在上流增加了“石闸”，在下流开凿了“直渠”，“盖有得乎治水之良法焉”，最后称赞道：王氏功德“盖实有可嘉者焉”。其中提到的王尚瑞，情况不明，大概与心斋父亲一辈相近，而王文贵即心斋之曾祖父。从林正茂的记载来看，王文贵父子的修建规模以及具体情况虽已不详，但王尚瑞的修建工作则非常正规，若王氏一族没有一定的财力，这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能够连续三代捐资修桥，决非是一般灶户所能做到的。至少从王心斋的祖父辈开始，由于王氏家族已开始从商，并逐渐积累起了一定的经济实力。由此亦可推断，王心斋少年时，便开始行商于山东与泰州之间，当有其特定的家族背景。总之，虽然心斋出身于“灶户”家庭，但从其曾祖父一辈开始，已经渐渐从“煎盐”的劳作中抽出身来，开始从事贩盐活动，到了心斋这一代，行商规模逐渐扩大，最终使得心斋获得了时间上的余暇以及经济上的条件，可以关心起学术问题，此是后话。

这里有必要谈一谈两淮地区的盐商问题。当然这是属于社会经济史领域的问题，笔者并不具备深人阐述此一问题的条件。根据已有的相关研究来看，除去官方的盐业买卖不论，自明代正统、成化年间开始，当地的私人经商活动呈现出活跃的势头，特别是到了万历年间，由于盐课的折银化措施的实行，由原来官方统一管理之下的专卖制度完成了向个体商人经营方式的转型。然而，私人贩盐行为虽然早在明初就遭到严禁，严重者甚至可以被处于死刑，但是成化、正统以来，这一法定制度基本上已名存实亡。根据霍韬(1487～1540)所上(约在正德年间)著名的《盐政疏》陈述，到了“弘治、正德年间”，盐法条例已经“大坏”，“私盐盛行”而难以禁止。他特别列举了“两淮”一带的情况，指出“民厌农田，惟射盐利”，“十五以上，俱习武勇，气复顽悍，死刑不忌”。“故淮安官军不惟不捕私盐，且受饵利而为护送出境矣。山东官军不惟不捕私盐，反向盐徒乞盐充食矣”。这里，霍韬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情景：两淮地区的盐民惟利是图，已到了连死刑也不畏惧的地步，其私自贩盐之势力，令淮安以及山东的官军也望而却步、无能为力，甚至还与私人盐商沟通一气。应当说，这幅社会情景正与王心斋来往于泰州与山东之间进行贩盐活动的时期相重叠。

再说王心斋的父亲王玒(号守庵，1445～1536)，据传此人生性豪放而喜“游娼家”，心斋几度苦苦相劝，但最终不听。这一记录意味深长，反映出当地的盐场并非以往所想象的那样：只有艰苦的劳作而无闲暇的娱乐。事实上，自成化、弘治以来，由于商人在盐场一带的聚集，盐场与其他乡下农村的情景颇为不同，有着一种特有的风气，在街坊通衢，既有“茶坊”、“酒肆”，又有“妓楼”、“浴所”。不少灶户有恒产而无恒业，故常以游食相逐，而“好逸恶劳”之辈亦所在多有。王守庵大概属于不务正业之辈。不过，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对于个中原因，不宜作过度揣测。有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心斋之家庭背景颇为复杂，在其祖辈中既有“百夫长”，也有行商者、务农者，甚至还有“游食”者。P-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我对罗近溪有所关注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在准备撰写博士论文《阳明后学研究》之时，开始大量接触近溪的资料。记得是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东洋文献中心，分几次将《盱江罗近溪先生全集》全部复印下来。初步翻阅了一遍以后，令我有一种感觉：此人得以与龙溪并称为“二溪”，其思想在晚明学界隐然成为判断阳明心学之走向的一个参照系，确有其故。继而读到牟宗三先生的大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对于其将“二溪”判定为能将阳明心学“调适而上遂”者的这一观点，在敬佩的同时也略感惊讶。

正如笔者在拙著《阳明后学研究》“后记”中所述，我当时对泰州学派(当然也包括近溪)未及着手处理。其中固然有诸多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笔者在内心深处感到的一个疑惑始终未能解开：当我们讨论龙溪思想时，可以深入到良知理论的内部，着重就其心学的一套观念体系，进行细致的哲学史研究，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泰州学派，从心斋、山农、心隐直到近溪，却可以发现：他们的那一套话语体系虽然仍属良知心学，但是若仅以观念思想史的分析方法对此进行考察则有诸多困难，甚至是不相适应的。

一言以蔽之，就近溪思想而言，在其思想构造中有着诸多复杂的面相，既有哲学的、思辨的议论，又有宗教的、政治的关切；同时在近溪身上还可看到观念与行动、思想与实践的密切关联。这也正是泰州学的一个特殊风格，与龙溪、绪山等阳明第一代大弟子着力于在义理层面重构心学理论及其解释体系，并主要在知识阶层展开话语活动的思想风格就有很大不同。笔者之所以在本书第一章，着重考察了心斋、山农、心隐的生活世界、生命体验及其社会实践，其因盖在于此(当然，对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作了必要的观念史分析)。同样，在第二章对近溪的生活轨迹、思想历程铺陈较多，也是因为考虑到近溪思想之特殊风格在于“决不就每一概念之分解以立新说”(牟宗三语)，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思想观念的生动反映。基于这一考虑，在第三章以及在后面的“结语”中，除了对其心学的义理体系进行哲学史的分析之外，同时也注意考察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个别问题，例如，近溪思想的宗教性问题、政治化问题。当然总的来说，构成本书的正文部分——即哲学思想的考察部分，仍然着重于概念体系和问题脉络的整理分析，在方法上基本上属于观念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另须说明的是，为何本书关于近溪年谱的撰述和近溪著作的考辨付诸阙如的原因。理由是，从书末的引征文献中可以看到，佐野公治的一系列论文对于近溪的生平活动及其著作刊刻等情况，已作了十分详实的基础性研究；程玉瑛的《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一书事实上亦可作为“年谱”来读；李庆龙的博士论文《罗汝芳思想研究》对近溪著作有全面精细的书志学考察，他以《近溪子集》八卷本为基础，通过与其他十二种主要版本的排比对勘，整理出了《罗汝芳语录汇集》，共达六百三十六条；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蔡世昌在今年刚完成并获通过的毕业论文《罗近溪哲学思想研究》中，有《罗近溪先生年谱》之作，内容亦堪称详备。基于上述原因，故本书已无必要再作重复劳动，以免“狗尾续貂”之讥。

最后，对于竭诚推荐笔者担当本书传主的作者，并且长期以来热切关心本书写作过程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周群教授表示真诚的感谢！若没有他经常的略显“追讨笔债”式的电话催促和诚挚的精神上的鼓励，这将近一年来的时辍时续的写作还不知要延续到哪年哪月。另外，我的硕士时代的导师潘富恩教授也是本书的推荐者和审阅者，上海大学的方旭东副教授帮助翻译了内容提要和目录，也应当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