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从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

王晓毅编著的《郭象评传》通过对郭象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他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

王晓毅编著的《郭象评传》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结合的视角，探讨了向秀、郭象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建树，展现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六十多年发展变化的历史画面。向秀是魏末“竹林七贤”之一，被迫从山林步入朝廷，首创“性分”学说，开辟了以人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郭象是西晋“元康名士”，以太傅主簿身份控制朝政，其《庄子注》堪称玄学理论的巅峰之作。《郭象评传》学术创见为：彻底消除宇宙本原论，破“君权神授”说，确立了个性的本体地位；人性由圣人与凡人两大类型构成，圣人之性以“因循”凡人之性为特征，而凡人则以实现个性为最佳境界；圣人治国的本质，是凡人（臣民）的“自治”。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前言

前篇 向秀评传

第一章 正始之音的参加者

 一、家世故里及历史文化背景

 二、养生之辩

 三、“竹林七贤”的历史传说

第二章 最后“出山”的竹林名士

 一、魏末政局与七贤分化

 二、后期“竹林之游”与《思旧赋》

第三章 西晋前期的玄学大师

 一、玄学思潮的复苏

 二、向秀《庄子注》研究

正篇 郭象评传

第一章 生平著作

 一、时代与哲人

（一）八王之乱与元康玄学思潮

（二）郭象生平事迹

 二、关于《庄子注》

（一）向秀、郭象《庄子注》公案

（二）《庄子注》的成书时间

（三）《庄子序》的真伪

第二章 融合与创新

 一、儒释道融合

（一）玄学的发展

（二）般若学的影响

二、诠释方法

（一）“迹”与“所以迹”

（二）“寄言出意”

（三）形名学

第三章 理论体系

 一、“性”本论

（一）“自生”说

（二）“独化”说

（三）理论意义

二、历史观

（一）应时而变

（二）圣王史

（三）思想渊源

三、心性论

（一）“性分”说

（二）“至理”与“物之理”

（三）“冥物”与“冥极”

四、政治学说

（一）“圣人”论

（二）“自治”论

（三）君权与士权

五、人生哲学

（一）“命运”论

（二）“逍遥”论

第四章 江左影响

一、张湛、韩康伯与东晋玄学

二、本体论的发展

三、生命哲学的变化

四、小结

 附录

一、年谱

（一）向秀年谱

（二）郭象年谱

二、著作历代著录与考辨文字

（一）向秀著作历代著录与考辨文字

（二）郭象著作历代著录与考辨文字

 三、背景考辨文字

（一）“竹林七贤”考

（二）张湛家世生平与所著《列子注》考

 四、主要参考书目

（一）古籍文献

（二）现代论著

索引

 一、人名索引

 二、文献索引

 三、词语索引

后记

正始改制带有不少理想主义成分，恐怕很难行得通。例如合并郡县一项，据夏侯玄粗略推算，可裁减一万名官吏，这就必然与封建官僚政治所固有的官僚膨胀规律相矛盾。其结果只能是，不仅被裁者将拼命反对改制，而且会引起整个官僚阶层的不稳定感和抵触情绪。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改制的进行，在正始中期之后，一些受到改制派打击而心怀不满的老资格官僚聚集在司马懿周围，形成了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骨干分子为卢毓、王肃、孙礼、王观、高柔、蒋济、钟毓、刘放、孙资、傅嘏等。其中，除傅嘏年龄较轻，资历较浅外，大都是曹操建安时期人仕的重臣元老。众所周知，正始名士大都是年轻贵族子弟，属于曹魏官僚系列中的第二三代，当他们掌握中央权力后，任用资历较浅的年轻人，是他们政令通达的组织保证，人事上的大换班将不可避免，老官僚无疑成了这场权力再分配过程的牺牲品。司马氏集团的骨干分子，由建安老臣组成，在改制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后来都积极地参与了高平陵政变。例如建安时期人仕的人物品评专家卢毓，自魏明帝后期起，任吏部尚书，正始年间，遭到免官报复。又如王观，建安时期入仕，正始时期曾任少府一职，后来因为反对曹爽被贬。在这一大批不得志的老官僚中，孙礼的行为最有代表性。这位建安时期人仕的老资格官员，在正始时期任冀州牧期间，因划分清河、平原两郡的边界得罪了曹爽而被打击，又出任并州刺史，临行前去看望司马懿时涕泣横流，两人暗示了推翻曹爽集团的决心。

与曹爽集团相比，司马氏集团实力上具有潜在的优势。从表面上看，曹爽集团占据了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门，但是他们大都是没有政治根基的年轻贵族子弟，与国家机器没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相反，司马氏集团的成员基本上是曹魏政权的创建者。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使他们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拥有雄厚的势力，门生故吏遍天下。这在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严重的中古时期，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政治财富，因为根据封建道德，门生故吏在任何情况下背叛其恩师，都是天理难容。因此，当这些老官僚老军官团结起来，并且拥有了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时，青年改制派的失败就是时间问题了。当时，反改制势力有了自己的铁腕领袖，那便是足智多谋、刚毅果断、“有大志而甚得民心”的司马懿。

司马懿与曹爽受遗诏共同辅佐幼主。大将军曹爽为辅佐之首，地位在司马懿之上。正始初期，两人尚无矛盾，后来正始名士集团将司马懿尊为太傅，权力中心移向曹爽集团，双方矛盾开始产生，自正始五年之后逐步明朗化。

P32-33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干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孑L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旋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我与南京大学的缘分特好，所撰两本最重要的书，都是这里出版的。

这个善缘，始于我大学本科的班主任潘群——他由山东大学调入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在其引荐下，我承担了《王弼评传》的撰写任务，并与中心诸贤相识。

1996年《王弼评传（附何晏评传）》问世，如果在魏晋玄学领域继续探索，下一个无法绕开的学术重镇，自然是向秀、郭象的《庄子注》。蒙蒋广学教授厚爱，《郭象评传（附向秀评传）》由我撰写。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及时雨。但是，我生性疏懒，所有出版的书，没有一本是主动写的，或是学位论文，或是结题项目，或是约稿。更糟糕的是，有严重的违约习惯，于是这本书的出版便步入了蒋教授催、我拖延的“遥遥”之路，掐指一算，延期三年之久。

说良心话，这期间我并没有中止对向秀、郭象的研究。之所以不能如约，是因为在这个学术领域，我所敬仰的前辈学者已经留下了有相当分量的著作，如汤一介先生的专著《郭象与魏晋玄学》、余敦康先生的论文《从<庄子>到郭象<庄子注>》等等。另立新说，谈何容易！况且一旦沉入魏晋历史中，尤其是进入那时的精神世界，等于落人了古代思想家“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本即将付梓的作品，其实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许多问题没有展开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向秀、郭象《庄子注》与《庄子》的关系，二是郭象玄学对东晋南朝儒释道发展的影响。如果再有几年时间，也许会理出些眉目，但是，200部丛书最后出版的大限已到，兵临城下，不得不“缴械”了。

遗憾之余，忽然想到《庄子》的一句话：“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看来所有完成的作品，都是有遗憾的，于是释然，自己解放了自己。但是，仍感到愧对“中心”诸教授组稿、催稿的辛苦，往事如烟，无法忘怀；陪蒋广学教授大雪中步行穿越清华园，与周群教授在荷清苑简易教工食堂就餐，迎童强教授于酷暑中的济南，与洪修平教授漫步西安作“玄佛之辨”。

从事魏晋玄学研究二十多年，从少年到白头。虽然成果寥寥，无法向那些将我扶上学术舞台的前辈交代，但还是想借出版之际，将这本书献给山东大学的业师丁冠之、郑佩欣教授，北京大学的汤一介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的余敦康教授，《哲学研究》的王生平先生。是他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坚持走到了今天。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应当如何对待后起的青年学者。

王晓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