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作者个人的角度，点滴回忆差不多六年的大学生活。全书采用文字结合老照片的体例形式，从宿舍、伙食、教室、讲座、体育、劳动、零食、电影等“专题”，谈自己当时在北大的学生生活。另外，还从蹭课、逃课的角度，与现在的大学生做了一个侧面的对比。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年入学的同学，在2009年有一次入学五十周年聚会。聚会前后，都有同学写了一些回忆，与大家交流。受到同好的鼓舞，本书从作者个人的角度，点滴回忆差不多六年的大学生活。

在作者眼中，五十年前的北京大学是政治环境比较严酷的一所大学，而其中数学力学系总是最左，数学力学系又以作者所在的数学专业为甚。所以，“我的这些回忆，不以全面、准确反映当时的北大校园生活为己任，只是记录个人的点滴回忆，供有兴趣的读者，增加对于半个世纪以前北大生活一个末端的局部了解。”

全书采用文字结合老照片的体例形式。作者从宿舍、伙食、教室、讲座、体育、劳动、零食、电影等“专题”，谈自己当时在北大的学生生活。“专题”前面的一章“我的大学生活”，会提供将近六年大学生活的一个轮廓。“专题”之后，专门谈及北大校园最核心的部分——燕园，谈论北大人特有的一点精神。

缘起

我的大学生活(1959～1965)

 入学北大

 课代表任免

 马校长下台

 大师本色

 毕业教育

 同学被开除

 生活散记

宿舍

伙食

教室

讲座

 无穷乘积

 纺织厂姑娘

体育

劳动

零食

电影

花絮

 业余的有组织活动

 一再“邂逅列宁”

 学习经典著作

 队列早操

 娱乐活动

 常游颐和园

 月亮圆缺

 发抖的腿

 国庆夜狂欢

对比

燕园

基因

尾声

附录：入学五十周年聚会记趣

入学北大

高考前报志愿的时候，高三大约有一半同学被召集到实验室去，学校跟他们说，“祖国需要你们，党信任你们”，动员他们报考国家急需的专业和机密专业，军工、航空、造船等。物理方面凡是我们中学生能够想到的，包括无线电、半导体、光学、地球物理、原子能等，都属于鼓励报考之列。

我虽然一直是班级学习委员，还是在1958年学校“勤工俭学展览会”上被挂大照片的全校为数不多的“二级”劳动积极分子，却没有被召集去接受动员。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出身”不够“好”(详见后面的说明)正式列入另册。但是我们那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真是非常成功，以至于我对于没有被动员报考国家急需专业和机密专业，毫无怨言。记得“党叫干啥就干啥”和“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两个口号，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才唱响的，但是远在这个时候以前，多年的教育在我们这样自觉接受教育的学生身上，已经形成了听从安排做“螺丝钉”的人生理念。

我从小热衷于无线电。可是现在，“党和国家”没有动员我报考无线电这样的专业，我就选择了最不机密的数学和民用建筑，当时这些专业似乎也没有保密和急需的意思。虽然自己不那么被信任，但我还是相信只要我不冲撞不叫我接近的专业，别的专业还是可能考虑我这样的考生的。当时我们功课好一些的同学，都有上北京念书的愿望。最理想的，自然是北大、清华了。我就斗胆以第一志愿报考北大的数学，第二志愿则是另外一所名牌大学的民用建筑。说实在的，在那次学校动员近半同学报考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的会议以前，我压根儿没想过会把数学或者民用建筑作为自己将来的事业。

高考以后经过大约两个月的等待，我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我要好的同学朱蔚文一起，到北大数学力学系读书，他在力学专业，我在数学专业。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有人揭发，北大的招生“不能坚持党的阶级路线”，1958年强调了一下，1959年又放松了；1960年还是1961年强调了一下，1962年又放松了。具体是不是这样，待考。

不过，至少对于“机密专业”和“急需专业”，“政治”好不好却一直是决定性的因素。记得入学北京大学以后，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原来是被录取到无线电系的，按照学系排列的学号都和我们不一样。但是可能因为家庭关系或者亲戚关系不是那么“根正苗红”，在北大报到以后，马上就被召唤到学校办公楼，调整到我们数学专业来。这样看来，高中毕业前夕，学校领导让我们知道自己已经被列入另册，未必不是爱护学生的举措，至少可以让我们少碰一些可以不碰的钉子。

从广州到北京，我和朱蔚文坐了三夜两天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还没有进入湖南，就已经晕车了，吃什么吐什么，一路全靠朱蔚文照顾。到达北京前门车站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读书即将毕业的姐姐到车站来接我们。想不到下了火车双脚着地，我的状态很快就恢复正常。当我们辗转来到北京大学的西校门进入北大的时候，看到在迎面的小桥两旁眼镜湖的两片水面，各有一支竖立的大水管，纯净的地下水不断地从管子里涌出来，形成两个小型的圆环瀑布。西门一带燕园的景色美轮美奂，很有积淀。后来走到学生宿舍所在的新区，房子却像是火柴盒一样。  现在，小桥还是以前的小桥，但是整个眼镜湖水系，则用水泥修整得比我们那时候考究了许多。不过，因为环境破坏，地下水自喷形成两个圆环形瀑布的美景，已经成为难以再现的记忆了。

 我们到北京读书的时候，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当时虽然因为“大跃进”折腾的缘故国家已经相当困难，但是因为全国支援北京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的气象还是可以用“兴高采烈”四个字来形容。天安门自不用说了，只说北京郊区护道的杨树，绿叶婆娑，沙沙作响，已经叫我们这些南方少年不胜赞叹。

刚住下来的次日，我的一位儿时玩伴就来找我，一起上颐和园玩。在广州，我们原来是中山大学附小的同学，后来他父亲因为院系调整来到北大，他们家也就住进了燕东园。小时候我们非常要好，实际上我是他的跟屁虫，因为他玩什么都比我强。我们已经许久没有联络，不明白他是怎么知道我到北大来了的。反正他带了一部照相馆都觉得陌生的127照相机，在宿舍找到我，拉我上颐和园，让我看“八国联军一枪打掉一个佛头”的千佛墙。当时在颐和园，人们完全没有拥挤的感觉。

国庆假日，广州六中我们这一届四个班上北京读书的二十多位同学，相约一聚，集合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九龙壁，大家还在九龙壁前面合影留念。

课代表任免

我一直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高中毕业前夕，团支部终于讨论通过我加入共青团的申请，并且在半个月以后通知我，学校团委已经批准我入团，即日起参加组织生活。但是一周以后，团支部书记又告诉我，鉴于我这样的家庭情况，学校团委其实无权审批我的团籍，要等待共青团广州市委员会的意见。结果，虽然我已经正式参加过一次共青团团支部的组织生活，却仍然不是共青团员。

所谓我“这样”的家庭情况，大概是三个：父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哥是“资产阶级右派”、叔父是资本家。另外一些因素，例如我姑姑是延安的老革命，大姐是随军解放太原的干部，就不起作用了。

进了大学，我向新集体的团组织重申争取加入共青团的愿望，并且表示愿意为集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过了几天，团组织通知我，班委会将决定我担任“数学分析”课的课代表。按照我当时和现在的理解，对于数学专业新生来说，数学分析是他们的主课。我感激组织对我的信任。

不久，庐山会议开始的“反右倾”斗争，在学生当中相当深入地开展起来。我勉励自己一定要以党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逐步做到真正“脱胎换骨”。高中时候，我们响应党的大炼钢铁的号召，先是照着化学书上的原理图用小铁罐“炼焦”，后来真的用土法炼出质量比较高的焦炭，以至于广州钢铁厂也曾经开车到我们学校来取焦。我在学习中回顾了这个例子，谈革命者一定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正确对待新生事物，不能只是指指点点。我是诚恳的，同学们似乎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时候，我哪里知道即使那样炼出来的焦炭可以用，也是非常浪费。

后来具体深入到大跃进有没有浮夸的问题。我说虽然有过浮夸，但那是前进中的并且现在已经克服了的问题。想不到这就闯祸了，因为我说有过浮夸。第二天，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开会，主题只有一个，就是批评我污蔑“大跃进”里面有浮夸。后来回想觉得“还好”的是，这只不过是在一个很大的教室里围坐的主题批判，还没有到让我站起来低头认罪的程度。

1959年的春天，广东的饥荒很厉害，我们在学校已经喝了两个月的粥。曾经在1958年头脑也挺热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出来向全省人民发表广播讲话，说去年凡是每亩二三千斤以上的产量，都是假的，更不用说那些所谓亩产多少万斤的“高产卫星”了。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粮食。他还说，问题是要振作起来渡过困难。

我援引亲耳听到的陶铸的广播讲话，但是团支部组织委员说，陶铸是党的中央委员，他“不可能”讲这样的“污蔑群众运动”的话。天哪，我的本意是虽有浮夸，要正确对待，现在却变成了污蔑群众运动。当天晚上，这位委贯通知我，鉴于我的情况，已经不适宜做课代表的工作，让我向一位同学交接。我恨自己为什么觉悟总是不高，勉励自己积极跟上。只要能够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维护党的威信，个人受委屈没什么关系，千万不能有抵触情绪。我主动找到那位同学交接课代表的事务，他平常不大讲话，嗫嚅地对我说：“哎，弄不清楚怎么回事。”

“政治好就是出身好”，出自大学高年级期间我们自愿“下连当兵”经受锻炼时解放军一位教导员的教导。他就是这么说的。虽然“身体好”作为第一“好”的“三好”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但是那时候已经很少这样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好、思想好、表现好”的新“三好”，其中“政治好”就是“出身好”。我天生“政治”就不好，现在“表现”也不好，自然“思想”也就没办法好了。

这里插进来说说一件有趣的小事。前不久看到一条“微博”，说：“怎样证明你老了？……苦瓜！没有一个小孩子会喜欢吃苦瓜的，即使肯吃，也不会像薯条、汉堡包那样自己主动要求吃。如果你最近发现‘唔，苦瓜的味道其实蛮不错呀’，并且吃饭时主动点了一盘，那么，不好意思，开始懂得欣赏‘苦尽甘来’的层次美的你，是老了！”这条微博的意思，就是把喜欢吃苦瓜作为“老了”的标志。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调皮地回应这条微博说：“我十八岁的时候，就老了。”

苦瓜北上老百姓的饭桌，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我们在北大读书一次下乡劳动的时候，我说广东有一种蔬菜叫做苦瓜，真的是苦的，可是很受欢迎。想不到上述那位政治很强的团干部同学却说：“我就不相信，怎么会有人喜欢吃苦的东西？”

P8-15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9年入学的同学，在2009年有一次入学五十周年聚会。聚会前后，都有同学写了一些回忆文章，与大家交流。受到同好的鼓舞，本书从我个人的角度，点滴回忆差不多六年的大学生活。

正如我的许多同学所说，五十年前我们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北京大学是政治环境比较严酷的一所大学，而在北大里面，数学力学系总是最“左”，数学力学系又以我所在的数学专业为甚。认识到这一点，我的这些回忆，不以全面、准确反映当时的北大校园生活为己任，只是记录个人的点滴回忆，供有兴趣的读者，增加对于半个世纪以前北大生活一个末端的局部了解。

我的个人接触，相当有限，大体上只限于同班同学和其他班级的少数几个同学。因为远离上层，不知就里，所以在我的这本书里面不会出现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描述。虽然作为一个学生，我对于前后两位校长都会有一点感应，但这也完全是个人的远距离感应，谈不上公众准确度。最可惜的，是在北大当时有点肃杀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们与老师的交往，除了毕业论文指导以外，基本上只限于课堂教学。

由于这些原因，我无法在学问和教育方面准备丰富的材料。为此我只好取巧，从宿舍、伙食、教室、讲座、体育、劳动、零食、电影、花絮等“专题”，谈我们当时在北大的学生生活。为了把这些“专题”串起来，前面的一章“我的大学生活”，会提供我差不多六年大学生活的一个轮廓。另外，就是从蹭课、逃课的角度，与现在的大学生做一个侧面的对比。在上述专题以后，我会专门谈谈北大校园最核心的部分——燕园，谈谈北大人特有的一点精神。没有在北大这块地方读过书的人，不容易理解以未名湖为代表的燕园在他们心目中的份量。

本书得以完成，首先要感谢北大同窗好友的鼓励和帮助，以及同意我使用若干岁月沧桑的合影。此外，尔山为本书的切入，提供了很好的意见；尔冈也非常关心本书的写作；王敏俐同学帮助拍摄了许多照片；李晖女士和连岳先生阅读了本书初稿；广州美术学院的彭哲同学帮助绘制校园地图和早年燕园鸟瞰；我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嘉欣同学和蔡哲同学也给予帮助；时在哈佛大学访问的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博士，受托拜访过燕京学社。在此一并致谢。

真实性是我的追求。但是因为全部材料出于半个世纪以后个人的脑海回忆，我不敢保证全部叙述都十分准确。同学和读者如果发现我的叙述之中有什么史实错误，诚望不吝指正。至于具体物事的感受、好恶和褒贬，自然个人色彩，见仁见智，不抱一体认同的奢望。

我的邮箱地址是lnswzk@mail.sysu.edu.cn和ch84111987@163.com，欢迎同学和读者批评指教。

王则柯

识于庚寅年夏

十多年前，开始受益于王则柯教授的经济学文章，后来因缘巧合，和他两位出色的孩子成了好友，慢慢了解和观察到他在家庭教育乃至生死观上的通透超脱，．自由自在，不着痕迹，仿佛是这个社会的外来生物，这一直是我的疑问，而答案我在他的《五十年前读北大》找到了，这位“成份”不好的数学系高才生，在残忍时代的一句内心独白：“我只是糟蹋自己，从不直接伤害别人。”

——连岳，专栏作家

曾经听王老师提到，他从来不会主动说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算被问起，也只说是在北京读书。其实我也有这个倾向，一是不想听到别人说“北大才女”，二是觉得自己无论是当初考上，随后就读，还是毕业至今，都有点混混噩噩的，衬不起这所名声太响的学校。不过，那四年的美好时光，把民主和包容的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人心，是我人生最大的奖品，当初在燕园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如今全是温暖的记忆。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在退休三年以后写的这本《五十年前读北大》，因为他书写的都是细节与故事。我边看边跟自己的回忆对比，虽然因相隔20多年而有很大不同，但那些熟悉的地名，那些不变的景色，像字里行间潜伏着的暗码，引起心情和感受的共鸣。一所伟大的学校，既有许多的名人和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也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学子。幸好有王老师这样记忆力超群的学生，让我们有机会通过一份个体回忆看到它一些平凡而真实的场景。

——李晖，《城市画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