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已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出了这部在当代中国产生世大影响的伟大的书，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本书还收入巴金先生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片十几幅，装帧设计精美庄重，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随想录

 一 谈《望乡》

 二 再谈《望乡》

 三 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四 “结婚”

 五 怀念萧珊

 六 “毒草病”

 七 “遵命文学”

 八 “长官意志”

 九 文学的作用

 一○ 把心交给读者

 一一 一颗桃核的喜剧

 一二 关于丽尼同志

 一三三 次画像

 一四 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一五 小人大人长官

 一六 再访巴黎

 一七 诺利斯特先生

 一八 在尼斯

 一九 重来马赛

 二○ 里昂

 二一 沙多—吉里

 二二 “友谊的海洋”

 二三 中国人

 二四 人民友谊的事业

 二五 中岛健藏先生

 二六 观察人

 二七 要不要制订“文艺法”

 二八 绝不会忘记

 二九 纪念雪峰

 三○ 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后记“

探索集

 三一 “豪言壮语”

 三二 小骗子

 三三 悼方之同志

 三四 怀念老舍同志

 三五 大镜子

 三六 小狗包弟

 三七 探索

 三八 再谈探索

 三九 探索之三

 四○ 探索之四

 四一 友谊

 四二 春蚕

 四三 怀念烈文

 四四 访问广岛

 四五 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

 四六 发烧

 四七 “思想复杂”

 四八 世界语

 四九 说真话

 五○ 《入到中年》

 五一 再论说真话

 五二 写真话

 五三“腹地”

 五四 再说小骗子

 五五 赵丹同志

 五六 “没什么可怕的了”

 五七 究竟属于谁?

 五八 作家

 五九 长崎的梦

 六○ 说梦

 附录 我和文学

 后记

真话集

 六一三 谈骗子

 六二 我和读者

 六三 悼念茅盾同志

 六四 现代文学资料馆

 六五 怀念方令孺大姐

 六六 《序跋集》序

 六七 怀念丰先生

 六八 《序跋集》再序

 六九 十年一梦

 七○ 致《十月》

 七一 《序跋集》跋

 七二 怀念鲁迅先生

 七三 “鹰的歌”

 七四 《怀念集》序

 七五 小端端

 七六 怀念马宗融大哥

 七七 《随想录》日译本序

 七八 《小街》

 七九 三论讲真话”

 八○ 《靳以选集》序

 八一 怀念满涛同志

 八二 说真话之四

 八三 未来(说真话之五)

 八四 解剖自己

 八五 西湖

 八六 思路

 八七 “人言可畏”

 八八 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八九 三访巴黎

 九○ 知识分子

 后记

病中集

 九一 “干扰”

 九二 再说现代文学馆

 九三 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九四 一篇序文

 九五 一封回信

 九六 愿化泥土

 九七 病中(一)

 九八 汉字改革

 九九 病中(二)

 一○○ “掏一把出来”

 一○一 病中(三)

 一○二 我的哥哥李尧林

 一○三 怀念一位教育家

 一○四 “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一○五 谈版权

 一○六 又到西湖

 一○七 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一○八 我的“仓库”

 一○九 怀念均正兄

 一一○ 我的名字

 一一一 我的日记

 一一二 《茅盾谈话录》

 一一三 病中(四)

 一一四 我的噩梦

 一一五 “深刻的教育”

 一一六 关于《复活》

 一一七 病中(五)

 一一八 我的老家

 一一九 买卖婚姻

 一二○ 再忆萧珊

 附录 答井上靖先生

 后记

无题集

 一二一 访日归来

 一二二 幸福

 一二三 为旧作新版写序(存日，文见第一卷)

 一二四 人道主义

 一二五 “紧箍咒”

 一二六 “创作自由”

 一二七 “再认识托尔斯泰”

 一二八 再说端端

 一二九 “寻找理想”

 一三○ “从心所欲”

 一三一 卖真货

 一三二 再说知识分子

 一三三 再说“创作自由”

 一三四 《全集》自序(存目，文见第一卷)

 一三五 四谈骗子”

 一三六 答卫缙云”

 一三七 可怕的现实主义

 一三八 衙内

 一三九 “牛棚”

 一四○ 纪念

 一四一 我与开明

 一四二 我的责任编辑

 一四三 “样板戏”

 一四四 官气

 一四五“文革”博物馆

 一四六 二十年前

 一四七 怀念叶非英兄

 一四八 三说端端

 一四九 老化

 一五○ 怀念胡风

 附录 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

 后记 致树基(代跋)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要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分会”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分会”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P14-15

              一

三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当时我对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自己并没有信心。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感到进退两难。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写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作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更“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二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时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随想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垌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垌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高呼“万岁!”，可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有多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作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爝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朦咙，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清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八年中，“随想”终于找到箭垛而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卷书却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何安排。既然它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是“百家争鸣”，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原来都是为了“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忌讳?!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估计我的体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_百五十篇“随想”中也容纳得了。

我的病情渐渐地恶化，我用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梦魇作斗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里我也写作，只要手能动，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书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栏，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花了八年的功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十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说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承认，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索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愿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搁笔，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相信他们，尽我的职责，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的“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遗址还保存在那里，毒气房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写好第一百五十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巴 金 1987年6月19日

            致 树 基

树基：

《随想录》终于收在全集里面问世了。大家为它操了几年的心，有人担心它被人暗算，半路夭折。有人想方设法不让它“长命百岁”。我给它算了命：五年。但一百五十篇“随想”却消耗了我八年的时光。我总算讲出了心里的话。这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处处时时都有人堵我的嘴，拉我的手。

我不再像从前那样天真了。既然斗争，我就得准备斗一下，也得讲点斗争的艺术。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们去训这个，骂那个吧。我必须讲道理、分清是非，抓紧这一段时间完成我的五卷书。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五卷书联在一起才有力量。我只有用道理说服人。不能浪费别人的时间。

的确有好几次我动了感情，我决定搁笔，撤销专栏，像《鹰之歌》的鹰那样爬上悬崖滚下海去。幸而我控制了自己，继续写作，连载不曾中断，终于完成了五卷书，我现在不再害怕，可以说我是给武装起来了。

我回想起二十四年前的情景。那个时候我赤手空拳，一件武器也没有。每次别人一念“勒令”，我就得举手投降。有件事今天觉得古怪，可笑，当时却觉得可怕，不理解。运动一开始，大家都说自己有罪或者别人有罪，在这之前我从未想到或者听到这个罪字。它明明是别人给我装上去的东西。分明不是我自己的东西。我早已习惯不用自己的脑子思索了。我一开始就承认自己有罪，也是为了保护自己。我想保护自己只是根据一点经验(大老爷审案我太熟悉了)，其实我连保护自己的武器也没有，人家打过来，我甚至无法招架，更谈不上还手。在牛棚里我挨斗挨批，受折磨受侮辱，结结巴巴，十分狼狈。不知怎样我竟然变成给人玩弄的小丑，在长夜不眠、痛苦难堪的时候我才决定解剖自己，分清是非，通过受苦，净化心灵。

就这样我发表了我的专栏：《随想录》，但这已是“四人帮”垮台以后的事情，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已有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我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是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自己的思路。我想我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

我写得痛快。有话就说，无话沉默。一篇接一篇，为了编成集子，我把它们积起来，第一卷还不曾写到一半，我就看出我是在给自己铸造武器。这发现对我的确是受苦受罪之后的“深刻的教育”。从此我有了自己使用的武器库。

这样，我可以放胆地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了。

                     巴 金 1990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