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本文集的20篇文章，是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建言献策的吴敬琏先生，从改革以来写作的900多篇文章中选录的。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同的思想、学说、方案之间的碰撞、辩驳和互相补充中前行的。吴敬琏先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观察、研究和思考，力求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对当政者的建议，为实现中华的腾飞贡献绵薄。

收入本文集的20篇文章，是从改革以来吴敬琏先生写作的900多篇文章中选录的。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同的思想、学说、方案之间的碰撞、辩驳和互相补充中前行的。吴敬琏先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观察、研究和思考，力求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对当政者的建议，为实现中华的腾飞贡献绵薄。

正像吴敬琏先生多次说过的，自从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以来，改革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光明大道；或者是沿着“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而一些对改革开放前的旧路线和旧制度的捍卫者，却利用大众对于因改革不到位和改革遭到扭曲而出现的权贵资本主义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把他们忽悠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以期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便恢复“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旧体制。

于是，中国社会经济就呈现出矛盾错综复杂的景象。对于应当如何认识和如何对待有关问题，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理未易查，善未易明”。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反映吴敬琏先生自己的观察、认识和主张。它们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由于写作时间跨度长达28年，在认识上前后也会有发展变化，但是，作为个人参加市场化改革这个伟大事业的心路历程，把它辑录成书，不但对于吴敬琏先生个人，而且对于中国改革的研究者，恐怕还是会有一定意义的。希望读者能够在了解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中，引发对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改革的思考。

作者自序

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

 (1985年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和改革经验的研究

 (1987年2月)

“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

 (1988年5月)

建议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1992年4月30日)

关于社会主义的再定义问题

 (1997年5月8日)

在社会保障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

 (1998年2月2日)

关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

 (1998年4月24日)

用“向供应方面倾斜”的政策治理通货紧缩

 (1999年6月)

股市七题

 (2001年3月)

国资委成立后的国有经济改革

 (2003年7月10日)

中国改革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

 (2003年)

对做好宏观调控的建议

 (2004一年5月17日)

“十一五”必须认真解决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问题

 (2005年3月7日)

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成因和出路

 (2006年7月22日)

反思改革，明确方向

 (2006年2月)

为了迎接中国发展新阶段需要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

 (2006年11月～2007年3月)

“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

——谈《西班牙旅行笔记》

 (2007年11月)

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够持续

 (2008年1月13日)

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

 (2008年6月16日)

让历史照亮未来的道路：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2008年7月)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改革、建设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光辉成就的八年。现在，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鉴史可以资治，温故可以知新”，在这个历史的转变关头，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八年来的经验，对于迎接充满希望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

二、18世纪欧洲产业革命以后，曾经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并在上世纪后半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能否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就成为与民族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一切社会阶级和政治派别，都要根据它们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所持的立场而受到历史的裁决；一种政策是否正确，也都要根据它们对于现代化进程所起的作用而受到实践的检验。一个个反动的阶级和政治力量由于背逆潮流而没落败亡。领导中国人民尽快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各种问题上采取的政策，尽管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却也是成功与失误互见。对于各项政策作出历史评价的根本标准，就在于它们究竟是否有利于推进现代化事业。

实现现代化，首先就是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进而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这一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将大量原来在生产率很低的产业、主要是传统农业就业的劳动力转向现代工业、商业、科学技术和其他非农产业。顺利实现这种转移的主要困难，在于如何得到足够的资金，用以装备转向高效率部门就业的劳动力和对他们进行智力投资。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困难尤其巨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情特点，在于“人口多，家底薄，发展很不平衡”。大量农村劳动力处在隐蔽失业状态，向非农业转移的任务重，资金的需要量大，而家底薄，国民财富积累不足，资金就更显得匮乏。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克服困难，推进现代化，就只能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上找出路，哪一种体制和政策更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稳定地加速现代化进程，我们就应当加以肯定和积极采用，反之，哪一种政策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加速现代化进程，就应当坚决予以否定和摒弃。

三、根据上述原则来观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包括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改变传统发展战略，使之转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改革封闭僵化的经济体制，代之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等等，都是能够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国民经济迎来了全面高涨的新局面。1979～1986的八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1979～1986年，我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10%、农业生产年平均增长9.4%，都远远高于前26年平均8.2%和3.3%的速度，在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的16个国家中遥遥领先。粮棉产量居世界首位。1979～1985年，我国原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中已有一亿多人转入工业、商业和其他第三产业部门。这一事实说明，我国国民经济的现代化建设，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四、然而，即使最近八年的现代化建设，也并不是没有偏差和缺陷的。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看来正确处理以下三方面关系至关重要。这三个方面是：(1)如何掌握工业化的速度和经济工作的重点；(2)如何正确处理消费同积累的关系；(3)如何保证经济体制的变革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在经济“起飞”的“助跑”阶段，不应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追求即期的高速度上，而应着重为高速成长准备基本条件。P9-11

收入本文集的20篇文章，是从改革以来我写作的900多篇文章中选录的。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不同的思想、学说、方案之间的碰撞、辩驳和互相补充中前行的。我自己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观察、研究和思考，力求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发表自己的见解和对当政者的建议，为实现中华的腾飞贡献绵薄。

正像我多次说过的，自从我国改革的市场经济目标确立以来，改革始终存在一个“向哪里去”的选择问题：或者是确立宪政，限制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的光明大道；或者是沿着“政府主导”的重商主义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末路。而一些对改革开放前的旧路线和旧制度的捍卫者，却利用大众对于因改革不到位和改革遭到扭曲而出现的权贵资本主义丑恶现象的正当不满，把他们忽悠到反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上去，以期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便恢复“对党内外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旧体制。

于是，中国社会经济就呈现出矛盾错综复杂的景象。对于应当如何认识和如何对待有关问题，也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

“理未易查，善未易明”。收入本文集的文章，反映我自己的观察、认识和主张。它们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完全正确，而且由于写作时间跨度长达28年，在认识上前后也会有发展变化，但是，作为个人参加市场化改革这个伟大事业的心路历程，把它辑录成书，不但对于我个人，而且对于中国改革的研究者，恐怕还是会有一定意义的。希望读者能够在了解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历程中，引发对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改革的思考。

吴敬琏

2008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