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汪曾祺说，散文是“文化休息场所”，“吕进专栏”正是这样一个氤氲着书香茶香、融合了吕进先生的诗学和人生的文化休息的“书吧”。无论是异域采风，还是怀人忆旧，抑或是漫步人生路，看似信笔所至，言顾左右的漫谈，实则借题发挥，小中见大，读者一路读来，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又陶冶了情操。回应读者的愿景，作者将“吕进专栏”结集成为《岁月留痕》。

《岁月留痕》内容丰富，全书分为异域风光、人物肖像、人生滋味三大篇章。有别于通常的山水游记，《岁月留痕》里的异域风光更多是各地的人文风情。作者吕进不是作为外在的观光者，而是以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视角，在大的比较视野里思考不同文化的差异，处处是对文明文化的发现和颂扬。在人物肖像篇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可敬可爱的诗坛前辈，如总是“右边”出事的艾青，和重庆关系密切的臧克家、高兰和余光中，外国学者许世旭、岩佐昌暲、卡拉别相，被鲁迅赞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冯至，“站在诗的高度对待人生，不从俗流”的“真诗人”方敬，“早稻田”出身的将军诗人朱增泉等，吕进以画龙点睛之笔，把这些大家们的精神风貌、人格光辉立体地呈现出来，凸显了他们传奇中的普通，普通中的传奇。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化背景，深刻的思想底蕴，纯净的诗心童心，达观通透的幽默智慧，使人生滋味篇里的人生况味读来格外有滋有味。

异域风光

 在国外购物

 乐天的美国人

 脱衣舞女状告市长

 回望莫斯科

 春节遇险记

 玛尔伽丽达

 漫步明斯克

 诗情巴黎

 在西班牙看斗牛

 荷兰三宝

 诗城前桥

 平安，日本！

 走近博多湾

 美丽之水

 汉江风韵

 难忘的鱼尾狮

 春节在新加坡

 黄袍佛国的风景

 北欧神话里的枪声

人物肖像

 右边出事的艾青

 为毛泽东改诗的臧克家

 细心淘洗的世界

 鲁迅赞许的冯至

 高兰与重庆

 徐悲鸿诗写“巴人”

 军旅诗人李瑛

 人比黄花瘦

 是真名士自风流

 兵气拥云间

 记金正雄

 卡纳别相先生

 秋吉教授

 天上的月亮在水里

 “中国通”许世旭

 马悦然的传说

 和薛林三次擦肩而过

 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

 台湾草根诗人詹澈

 微笑的犁青

 惟楚有才

 诗人孔孚

 打着绑腿的笔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轻派诗人刘湛秋

 天下谁人不识君

 先生本色是诗人

 香远益清

 美酒、香烟与诗人

 山城故事多

 深情一吻

 忆邹绛

 渝州两杨

 余，维也

 傅天琳一家子

 重庆“毕兹卡”

 重庆诗坛“三套车”

 想念培贵

 饮者余见

人生滋味

 新诗研究所的诞生

 志愿者

 有朋自远方来

 黄金王冠随笔

 黄金王冠的幕后故事

 如诗的年龄

 上善若水

 心中别有欢喜事

 减法的智慧

 我的八十年代

 再谈我的八十年代

 往来多草根

 儿子的故事

 投稿的故事

 虚惊一场

 天下桃李

 考研的故事

 三大导师

 五月的鲜花

 WCP记事

 平面邻居

 鸡汤变成玉米汤

 讲座生涯

 访台花絮

 台湾的月光

 蓝色的拥抱

 上园饭店与北纬饭店

 神秘的京西宾馆

 西苑饭店随笔

 东方威尼斯

 我当鲁奖评委

 诗歌节拾趣

 误会的乐趣

 夏天的诗

 与莫言在巴黎

 直辖之初

 子姜与榴莲

 我的中学老师

 我和《重庆晚报》

诗歌的“百家讲坛”

吕进先生的新诗话：“吕进专栏”之我读

后记

乐天的美国人

美国人给人的第一印象大多是乐天派。我应邀出席的国际学术会议是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地点在首都华盛顿的希尔顿饭店。学会会长司考特是耶鲁大学教授。国外的学术会议从来是学者自己的专业活动，没有专业外的人物参加的开幕式和“首长作重要讲话”之类。这和大陆、台湾不同。这个会议的学术报告会、论文宣读会和园桌会议共有198场，几天中，分批同时分许多会场举行。唯一的一次大会是颁发年度学术奖。

美国、印度、马来西亚各有一位学者是本年的得主。颁奖后，司考特即席讲话说，我们取得了成就。但凭我们的经验，一篇再优秀的人文科学的学术论文，也只有三个认真的读者。其中两个是审稿的编辑。“还有一个是谁呢？”司考特用幽默的眼光环顾全场：“就是作者自己。”在大笑声中，他故作严肃地说：“不过，这些论文的意义不小，它们可在不断地给我们制造终身教授。”如果说中国人在文科教授中看重博士生导师的话，在美国看重的则是终身教授。芝加哥大学教授温迪·多里格在会上新当选为本届会长。温迪上台讲话。她扶扶眼镜，第一句话就是：“我不是弄政治的，我到现在也没有闹明白，我是怎样当选的。”全场又是一阵大笑。

第一次和邀我讲学的俄勒冈大学东亚系系主任费希伦教授见面时，一脸花白大胡子的费希伦提出，如果不介意的话，他想陪我逛逛墓地。原来，在俄勒冈大学的校园里，有一大片上个世纪西部开发者的墓地。“那里的风景可好了。”他对我说。客随主便，我们便一道去了。费希伦在本校毕业后去印第安那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后又回到俄勒冈大学执教。他指着墓园的一棵很高很高的杉树：“多漂亮呀，也许1823年建校时它就在这儿了，和唐诗里的树太像了。”他回过头来望着我：“我就是为了这棵树才回俄勒冈大学来的。”他自己也笑了起来，很有点为自己的幽默得意。

一天晚上，我被邀去一家海鲜餐厅吃龙虾。美国人的主餐是晚餐，因此，晚餐的就餐者从来多，加上又是周末，餐厅里座无虚席。但见侍者在“OK”声中往来穿梭。点菜后，饮料先上来了。天啦，主人给我点的什么玩意儿？一个蓝色的像花瓶一样的饮具，足有一两尺长，放在我面前，都高过我的下巴了。我“哎呀”了一声，把大个儿的侍者也惹笑了。他对我打趣：“先生，要不要给你抬个楼梯来？”

美国人就是这样乐天。从尤金机场到俄勒冈大学的一段路面正在翻修。一个女工举着一块牌子，一面写着“暂停”，另一面写着“慢行”。我去俄勒冈大学时她在那里，一周多以后离俄勒冈时，她还站在那里。俄勒冈是海洋性气候，时晴时雨。她戴了一顶帽子，面带微笑。拿着牌子，做出夸张而滑稽的动作，提醒驾车人“暂停”或“慢行”。也许正是美国人这种乐天性格，使他们不放弃在一切场合找寻乐子的机会。电视主持人在报告中国将把宇航员送上太空时，不忘加上一句趣话：“也许中国的人口太多。”奥斯卡奖的颁奖晚会一开始，主持人比利·克利斯托就来了一段：“一年来的变化真大，一年前白宫还在抱怨好莱坞性事太多。今晚有十亿人在看我们晚会的实况转播，而只有琳达不看，她在忙着给节目录音。”全场哄堂大笑，因为，琳达是克林顿绯闻中莱温斯基电话的偷录者。

脱衣舞女状告市长

如果问我对美国的最大感受，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多样与个性。这多样，不只指千差万别的自然景观，也包括人文景观。美国的空姐是不统一着装的。华盛顿的出租车也没有统一的车型，除了车顶上统一的出租车标志，那各种颜色的车型真是千奇百怪。从一踏上美国飞机开始，就会对人种的多样产生印象，美国的“民族熔炉”之称的确名不虚传。文化类型多样多姿，就是餐厅也几乎囊括了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主要菜系。经济生活五光十色。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如果什么事都等“组织安排”，到了美国往往会失去许多选择和机遇。就拿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而言，去购物，每个商场的商品都是轮流降价的。在进门处搁有一种或多种彩色的广告单，说明本周的降价情况，顾客可以挑选，降的幅度有时到好几倍。

就连死刑犯走的不归路也不搞大一统。自从联邦最高法院恢复死刑以后，各州行刑的方式各异：枪毙，上绞架，打毒针，进毒气室和坐电椅。我在美国时，佛罗里达州的“黑寡妇”坐电椅就轰动一时。“黑寡妇”叫久迪·布艾罗亚洛，今年54岁，被控十几年前为了得到人寿保险金而毒死了丈夫和儿子。电视台播放了行刑前的久迪，苍老而虚弱。她是佛州150年来处死的第一位女人。后来据报纸报道，坐电椅是很痛苦的。电流的强度使受刑人吐血吐沫，两眼爆出来挂在两颊。

在社会的多元化中，每个人都有权保持自己的个性。等级观念很淡薄，普通工人也并不仰视总统。在学术会议上，我发现，美国教授不时兴像中国人那样一见面就递名片，因为在美国，“身份”没有在中国那么重要。美国人有一种非常成熟的心态：彼此平等，彼此尊重，个性自由。所以在美国，各样发式、服式、怪癖，很难引起别人说三道四，除非你的自由妨碍了他人的自由。人和人之间非常礼让和友善。在公共场合，你只要不经意地望了谁一眼，那人一定会立刻向你“Hi”一声。一次，我在飞机上和一位美国青年坐一排。我靠窗，他靠过道，中间的座位是空的。他一路上在笔记本电脑上忙碌。空姐送饮料来了，他满怀歉意地对我说，对不起，我可以将杯子搁在中间这个小桌上吗？好像中间的空位子属于我一个人似的。一个周末，我坐火车从纽约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回纽约时突然下起雨来，而从火车站到地铁车站还有一段路，我无计可施。无奈中，只好从皮包里找出一个塑料袋，权当帽子。那塑料袋长长的，戴在头上很像“文革”中挨批斗时用的高帽子，怪怪的。我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回头率”，谁也不在意，所谓“见怪不怪”。这就是“有容乃大”的美国人。他们使人想起美国东面的大西洋和西面的太平洋。两个大洋加起来，够宽阔的了。

遇到争执，就由法律裁定。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是个整治社会秩序的强硬派。他要限制脱衣舞女裸露胸部的表演。于是一位舞女状告市长。状纸说，只限制脱衣舞女，不限制脱衣舞男，是对脱衣舞女的性别歧视。最后由法院定夺：“我们必须承认，公众对男士和女士裸露胸脯，其心理反应非常不同。男士的露胸不涉及任何性暗示，而女士在公共场合露出胸脯，一般都会引起性联想。因此，纽约的做法没有违宪。”朱利安尼胜诉。

P8-11

“吕进专栏”与“文化自信”——“吕进专栏”编后感／胡万俊

《重庆晚报》副刊“吕进专栏”从2010年12月14日首发第一篇开始，持续一年多，共刊登近60篇，今天(2011年12月27日)告一段落了。作为读者，我一字一句地认认真真地通读过，对“诗”，对“诗人”，对“诗与人”……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体会，获益颇多；作为编辑，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完成使命般的轻松与快乐。

我认识吕进老师，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作为即将成立的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学生五月诗社的负责人，我和学校团委的老师一起，登门拜访当时在外语系任教的吕进老师，请他担任诗社顾问。那时的吕进老师，已在中国诗歌理论界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因此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是：表情慈爱、平和，目光犀利、自信；高而瘦，有玉树临风之范。当时也有一个最大的不解，便是：他为什么没在我们就读的中文系里当老师呢？这似乎更“专业对口”一点嘛。但至今都没问过他。

而我知道吕进老师的大名，却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

在四川省营山县城西公社九大队六小队那个后来被称为云雾村的偏僻而贫困的小山村，我很小就发蒙读书了。因为父亲就是当地的民办小学教师。他说他曾考上过大学的，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据说-叫“小地主”，我一直都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被贫下中农的子女给顶替了。我清楚地记得，每当他提起这些的时候，眉宇间没有一丝怨恨，只有淡淡的遗憾。

我相信父亲的话。因为在乡亲们眼里，特别是在我眼里，他显得与众不同，很有文化。除了会教书外，他还经常从街上(即二三十公里外的县城)买回不少书报杂志，“当饭吃”(我母亲经常这样埋怨)。我现在还留下印象的，有《春潮急》、《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之歌》、《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和《诗刊》、《星星》等等。回想一下吧，在那些缺吃少穿的艰难岁月，他居然敢于勒紧腰带，让自己，更让下一辈，去吸收一些在隔壁邻居眼里肯定毫无价值的精神营养，那是何等的境界与气魄！

我父亲还喜欢一个人在堂屋里走来走去的，用“川普”高声地念诗。那语气，那腔调，有板有眼的(大一点后我才晓得那叫抑扬顿挫)。我先是完全不懂，后来居然似懂非懂了。

感谢父亲，让我认识了文字，认识了文学，认识了诗。让我知道了“诗刊”二字居然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题写的(那真是龙飞凤舞啊)，也让我知道了吕进老师。因为那些报刊杂志上，经常印着一个名叫吕进的人写的专门谈诗的文章。

感谢党和国家，及时拔乱反正，父亲的(也是我的)家庭成分没有影响我考上大学。入学后，当我听说那个名叫吕进的人居然就在我们学校教书的时候，我马上写信告诉了父亲。后来据母亲说，父亲读了我的信后，完全傻了。他靠在篾墙边，沉默了很久很久，最后，跑到屋后山坡上的祖坟前，哭了一场……

我跟吕进老师有缘。他虽然没有在课堂上直接教过我，但对我帮助很多。大学四年，我在《青年文学》、《青年作家》、《北京文学》、《飞天》、《红岩》、《四川日报》和《重庆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百余首习作，尽管都很稚嫩，但有幸不断得到他的点拨与鼓励。毕业前，我结集成一本《诞生的河流》，他欣然作序。该序很快刊登在当时影响极大的《诗歌报》的头版显要位置。我至今还保存着吕进老师那篇题为《小河流向远方》的序言手稿。

参加工作后，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社会物质世界高速发展，而精神领域，比如文学，特别是诗的命运，渐渐跌向低谷。也不知从何年何月起，不开窍、不懂事，甚至醉酒、滥情、神态迷离、举止乖张……突然成了世人对文人尤其是对诗人的印象。一提起诗、诗人、作家，甚至一提起文化、文化人(也包括报人)，总会遭遇怪异的目光，甚至嘲讽与侮辱。这其中的误会与冤屈，何人何时才能解开？多多少少受此影响吧，我也和东南西北那些曾经狂热无比的“诗友”们一样，很多年不写诗，更不读诗了。难道，世俗的流毒已经侵蚀了我们的骨髓？

2010年11月，我所在的《重庆晚报》决定对不懈坚持了25年的副-刊再度进行改版，编辑思想、版面策划等具体工作细节，面临突破与创新。一天下班路上，我突然想到一个思路，便立即与吕进老师进行了电ig-沟通。双方一拍即合，“吕进专栏”由此萌芽。

这一年，我和吕进老师联系比较频繁。为了组稿，我必须打扰他了。前几天，接他一短信：“年底从新加坡回来。趁政协开会，到时抽空聚聚。”这很难得。因为，他大多数时间不在重庆，更不在家里，“在路上”。他虽年过七旬，仍精气神十足。除了教授、博导、访问学者等职业身份外，他还是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是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奖项评委，是重庆市政协委员、文联领导，是市内外一些政府机构、组织的特聘专家、顾问……吕进老师始终将他个人的专业方向与社会责任、时代进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治学及作为，便有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吕进专栏”以“岁月留痕”为主题，用回忆形式，谈“诗”，谈“诗人”，谈“诗与人”，谈古今诗坛佳话，谈中外文化交流……题材丰富，视野开阔。手法精巧，文风亲切。貌似信手拈来，实则精雕细琢。在这片“精神家园”及“人文高地”上，我们能看到沧桑岁月留下的痕迹，能看到作者一系列叙事诗般的人生背影，能看到中国新诗、当代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阵痛、变革、发展的剪影！

“吕进专栏”一经刊发，境内外报刊、网站纷纷转载，既扩大了影响力，也在更广范围及更大程度上，为“诗”和“诗人”正了名。吕进老师的笔下，无怨尤之气、有阳光之色，不悲悯、不矫饰，字里行间，洋溢着一股让人敬服、令人振奋的“文化自信”！

“吕进专栏”每篇不过千字左右，小文章、大手笔，融纪实性、故事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吻合了当今大众读者的阅读需要。换言之，这些文章，拿起有“读头”，读了有“想头”。一张报纸，虽然只有“一天”的生命，但只要经过作者、编者们真正的用心、努力，到了读者那里，这张报纸的生命力，有可能得到延续。生命力决定影响力，故《重庆晚报》将“有生命力的阅读”定为副刊的办刊宗旨及奋斗目标，而“吕进专栏”类的文章，便有着示范性的意义。

另外，“吕进专栏”里还有不少篇目，披露了含有特殊价值的信息。比如，在读到《“早稻田”出来的将军诗人》(2011年3月1日)及《将军诗人朱增泉的华丽转身》(2011年11月22日)这两篇文章时，我都激动不已，甚至大胆地想：说不定正是因为我们这位将军诗人(朱增泉中将曾任总装备部副政委)某个透着灵感的意见或决定，才有了航天英雄杨利伟们更诗意的飞翔！

读了“吕进专栏”，我们还会弄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诗，很简单，旧体五言八句，新体分行而已；诗，很伟大，从古至今，都不屑于沦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职业，却是一种事业，一种精神，可以跨越历史的樊篱，可以贯穿生命的始终！  于是，写到这里，我又很傻很天真地想：如果每一个人的血管里，都能奔流着一滴诗的血液，那么，我们互相打量的眼神，或者，我们对这个名利交织、变化万千的世界的理解，是不是可以变得更明亮一点，更柔情一点呢？

那该多好！

应《重庆晚报》副刊部之邀，2010年底至2012年，我在报纸的“文学”副刊开设了专栏，每周二出场，每篇文章都在1000字多一点，从2011年1月到2012年12月，整整两年。无论我在重庆，还是在出差；无论我在国内，还是在异域，我都坚持执笔，并从电脑上将写就的文章发往副刊部主任胡万俊的邮箱。第一年的栏目是“岁月留痕”，第二年的栏目是“幕后故事”，两者其实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回忆性的随笔：或写人，或写事。没有想到的是，读者的关注度和专栏文章的转载率居然都比较高，这本书就是两个专栏的结集。由于想控制篇幅，做一本精致的书，就没有把文章全部选入。比如，写人物的，如果一个人有好几篇，就只入选1篇。

当然，也选入了几篇过去在《重庆晚报》发表的文章，它们并不属于这两个专栏，比如留学莫斯科大学和访问美国的几篇，《儿子的故事》就更久远了，文章里的那个中学生已经早就成了父亲了。选入这些文章，是为了珍藏和纪念曾经的日子。

钱钟书先生说过：“目光放远，万事皆悲。”以我的人生经验，我非常认同这句话。一般来说，年轻人看生活往往看得比较梦幻；人到中年就多少有些看透了；进入老年，更会把世间的一切看得比较淡，体会到了人生的“悲”的命运。经历多了，就会懂得：世上后浪推前浪，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消逝，一切都在发生，时过境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对于搜集我写的东西，搜集别人写我的东西，我从来都不太积极。不少东西随写就随扔了。从无穷尽的历史视角看，个人终究太渺小，人生终究太短暂。太看重现世功利的人，为名缰利索套住的人，是很傻的。寻求减法人生，打造简单境界，繁华之余，归于平淡，“看淡”其实是一种大智慧。

“看淡”的是过往烟云的名利，我从来就不消极地看待人生。相反，我总在努力守住梦想，守住人格的尊严、文学的尊严。知识分子要有所担当，介入当下的改革大业，保留社会关怀、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兴趣与能力。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对社会的一切进行“诗意的裁判”。充当公众的良心，推动历史的前进，这是当下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期待。

谢谢《重庆晚报》，这两年写专栏文章时我才醒悟到，从上个世纪的新时期开始，诗坛的许多事件我是亲历者，许多人物也交往较多，的确应该记下来，留下一点点痕迹：人生的，诗坛的。

这本书是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我也感谫十相关方面的支持和厚爱。

吕进2012年圣诞节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