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曾是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他才学深厚，为人坦诚，当过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老师，为毛泽东起草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稿。收入本书的文章主要是回忆或者纪念家英的，考虑到家英同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一生受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影响至深，所以这本书以首篇《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命名。出于同一考虑，本书特地选入了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25封信。

收入本书的文章主要是回忆或者纪念家英的，考虑到家英同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一生受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影响至深，所以这本书以首篇《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命名是适当的。出于同一考虑，本书特地选入了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25封信。

致田家英信25封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

校读后记

同家英共事的日子

深切思念家英同志

我所知道的田家英

悼念家英同志

忆家英二三事

对家英的一点纪念

忠心赤胆为人民

怀念田家英

益师良友

田家英与学术界

田家英同志谈治史

忆家英对农村公社和编史工作的一些谈话

难忘的调查

三次同家英到农村调查

大丰人民怀念田家英

怀念书友家英

忆《中国青年》的老作者田家英

苟利国家生死以 敢因祸福避趋之

我心匪石

书海文苑一知音

一点往事的回忆

忆战友田家英

倾听人民呼声 做好信访工作

指导我们做好图书资料工作

在家英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忆家英

爱书爱字不爱名

爸爸教育我们的点滴记忆

悼念一位执著追求真理的战友

沁园春·忆家英

悼田家英（四首）

满江红·永恒的怀念

心祭家英

回忆与怀念

田家英小传

编后记

1959年4月初，田家英从四川农村赶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人民公社问题是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在毛泽东主持下，由田家英执笔，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这个文件比第二次郑州会议决议又有所前进。毛泽东对这个文件比较满意。会议结束，田家英又返回四川农村，在大丰公社贯彻执行《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不久，毛泽东写给六级干部的信即4月29日党内通信下达了。田家英阅读之后，欣喜若狂。特别是对合理密植和要说真话这两条，更是百分之百地拥护。当时正要插秧，高度密植还是合理密植，两种相反的意见争论激烈。部分干部（他们是忠实执行上级命令的）和一些青年农民为一方，主张高度密植，有经验的老农为一方，主张合理密植，前者占了上风。如田家英说的，有些人好像着了魔，不根据条件，一个劲儿地搞高度密植，怎么说也不行。这一回好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有了武器，可以解决问题了。但是，某些持极左观点的人却截然相反，他们不让向下传达这封信。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毛泽东亲自下达的意见，居然可以被人封锁，可见极左思潮所形成的阻力之大。田家英认定，毛泽东的信符合实际情况，表达了农民群众的意愿，他毅然突破封锁，立即组织向全公社广播这封信。这封信在农民和基层干部中引起巨大反响。大丰公社大部分没有按上级要求的密植程度插秧，农民有了积极性，很快完成插秧任务。

田家英的魄力和勇气，博得人们的称赞。他的这一行动，绝非那种畏首畏尾，缺乏胆识，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所能做到的。这一点，倒有点像毛泽东的脾气。

后来，当调查组离别大丰公社的时候，8月6日那天，我们特地拜访了新繁县的老县委书记，一方面是告辞，一方面想听听县里对调查组有什么意见。那位老书记，年过50，是南下干部，对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人民，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风尘仆仆，到乡下调查了解情况，帮助下面解决实际问题。他对“大跃进”那一套，包括虚报产量、高度密植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那一天，他把心里话都掏出来了，这也表示他对田家英和调查组的信任。

他说：“你们这样做得对（指反对浮夸，反对过度密植等）。你们如果也像地方干部一样，真实情况不给中央讲，国家就危险。你们如果是地方干部，照那样做就要挨批判。你们刚来的时候，那些做法，我想是不是右一些。但后来想了想，你们的地位不同，是从中央来的，对你们来说，这不是缺点而是做得对的。除此以外，对你们再提不出什么缺点。你们是按主席的指示做的，做得对。但崇义乡的干部就不行了，他们上有省委、地委、县委。你们是坚持原则的。

“你们那里的群众干劲大，就是因为密植是自愿的。我们这里不大自愿。如果县委书记像你们那样，能不能脱手？那样做就要犯错误。搞密了，就是水稻一风吹倒，减了产，也不犯错误。搞稀了，谷子打得多还好，减了产，就受不了。老实说，你们那样做，我是同意的。栽秧子的时候，一天几次电话，催着我们抓紧密植。”

以上是从我的笔记本抄来的。当时老书记再三叮嘱我们，这些话只是内部对我们说的，不能向外面讲。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事过境迁，在党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不敢公开讲的正确的话，在30多年后的今天，可以而且应当公开出来。这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无益处。

1959年6月下旬，田家英离开四川，去参加庐山会议。我把他从成都送到重庆，独自一人回到新繁。不知怎的，一种惜别和孤独的感觉笼罩了我的感情，过了几天才逐渐消失。

田家英在大丰公社近4个月的调查中，同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他是那样地平易近人，那样深切地关心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那样地爱护和帮助当地干部。到了插秧季节，肥料不足，他带头同干部群众一起到成都拉粪水，一个来回30里地，有一个晚上拉了两趟。人们最爱听田家英讲话，不仅因为他口才好，操着一口浓重的四川家乡口音，更重要的是有内容，有道理，能打动人心。他善于把深刻的道理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最容易理解的感情，表达出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发扬革命传统精神时，讲到毛主席为了革命，全家牺牲了6口人，这时全场鸦雀无声，有的人哭了。田家英给大丰乡的老百姓和干部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直到1983年我重访这里时，当年的干部一提起田家英，有的人还流泪不止，为他的含冤早逝而惋惜，深深地想念他。记得那一天，我一到大丰公社，镇子上一下子就传开了，有人说：“田主任回来了！”有人就纳闷：“田主任不是死了吗？”一位妇女对我说：“田主任真是好人啊！”我这次来到大丰，看到的又是一番景象。亩产已过千斤，把1958年的浮夸产量数字都远远抛到后面去了。1958年人们想象中的高产，在20多年后变成了现实。集市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大量农产品上市，杂以服装日用品等，应有尽有，繁荣空前。这不由得使你感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农村，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

田家英在近4个月的四川调查中，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调查期间，我们还经常谈论全国形势，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是毛主席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田家英就是带着这个认识和一批材料上庐山的。调查组继续留在四川，随时向他提供调查材料。

田家英上山后，把我们调查的那个公社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情况以及其他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又把调查组反映劳动模范罗世发对浮夸和过度密植等问题不满的一份材料送给毛泽东。这件事引起当时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不快，与田家英发生争吵。后来毛泽东说了公道话，大意是：不要怕别人告状嘛。没有的事情不会因为别人说有，它就有了；有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别人说没有，它就没有。

田家英是个有话藏不住的人，在会议前期比较民主宽松的气氛中，他把自己对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的一些看法对别人说了，这些话很快在少数人中传开来。当整个会议转入反“右倾”，他就被人揭发，成了批评对象。只是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没有被划到“军事俱乐部”里面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候，田家英为了保护一起谈过话的胡乔木，冒着危险，去向李锐打招呼，叫他不要说出胡乔木谈论过的一些话。在当时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情况下，田家英这样做是对的。这同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中，对别人的错误不揭发，不批评，反而进行包庇的自由主义态度是两码事。这是应当说明的。田家英后来对我说，他当时考虑的是：胡乔木对党的贡献和作用比他大，宁肯牺牲自己，也要把他保护下来。危难之际方显英雄本色，田家英为党的利益作自我牺牲的精神，令人钦佩。

P58-61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本回忆文集终于与读者见面了。编辑这本书，是为了永远怀念家英，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把他——一个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优秀思想品德留下来，特别是留给青年一代。

收入本书的文章主要是回忆或者纪念家英的，考虑到家英同毛主席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一生受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影响至深，所以这本书以首篇《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命名是适当的。出于同一考虑，本书特地选入了毛泽东写给田家英的25封信。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拉开，混进党内高层领导的坏人，就置家英于死地。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3月28日，家英才得以彻底平反。家英含冤去世20多年了，但他的战友，他联系和接触过的群众，没有忘记他，他们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怀念家英的文章；1986年家英去世20周年的时候，又有一些同志写了回忆和纪念文章。读了这些文章，家英那种夜以继日为革命事业奋斗的形象，又浮现在我的脑际，引起我想编一本书的念头。为此，1986年下半年，作了组稿计划，得到曾和家英共同工作过的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家英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还有他的同学、朋友、亲属都积极写来稿子，既有文章，又有诗词。书中收入的文章和诗词，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发表。这些文章和诗词由于写作时间间隔较长，因此在某些提法以至用语方面存在一些差异，这一点需要说明一下。

这本书能够出版，要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和具体帮助；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同志在编辑、印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本书的出版，希望对读者，特别是青年人，有所启迪和教育。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作为田家英的家属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愿。

董边

198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