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据《周扬文集》选入作者在1932—1936年上海“左联”期间写作的文章，其中涉及周扬对文学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典型、真实性等文艺基本问题的论述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文字，并附录了他新时期写的两篇论文。据《成仿吾文集》选入了作者在上海居住期间创作和发表的文学批评作品。

李初梨、彭康两人的文学论著主要从《“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中选出；另据饶鸿竟编《创造社资料》，选入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据黄侯兴主编《创造社丛书·文艺理论卷》选入彭康的《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据《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选入彭康的《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

朱镜我有着扎实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著作的译介、评述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后人辑有《朱镜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本卷据该集选入作者1927—1930年在上海期间的部分文论及相关文章。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是中国左翼作家的五位重要代表人物周扬、成仿吾、李初梨、彭康、朱镜我的编选合集。

凡例

前言

周扬

关于文学大众化

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读《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

自由人文学理论检讨

文学的真实性

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

“国防文学”

现实的与浪漫的

现实主义试论

典型与个性

关于国防文学

——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

现阶段的文学

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

附录：

 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成仿吾

学者的态度

——胡适之先生的《骂人》的批评

歧路

评冰心女士的《超人》

《沉沦》的评论

《残春》的批评

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

编辑纵谈

诗之防御战

新文学之使命

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

批评与同情

作者与批评家

论译诗

真的艺术家

国学运动的我见

《呐喊》的评论

批评的建设

艺术之社会的意义

建设的批评论

民众艺术

批评与批评家

文学家与个人主义

祝词

全部的批判之必要

——如何才能转换方向的考察

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

革命文学的展望

李初梨

怎样底建设革命文学

一封公开信的回答

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

——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

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

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

——文学运动底新阶段

彭康

“除掉”鲁迅的“除掉”！ 

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

什么是“健康”与“尊严”

——《<新月>的态度》底批评

革命文艺与大众文艺

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

朱镜我

政治一般的社会的基础

——国家底起源及死灭

关于精神的生产底一考察

检讨《检讨马克斯主义阶级艺术论》

意识形态论

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批评与同情

没有比文艺批评还容易被人误解了的。它的职务在哪里？它的本质是什么？这些都是很难解答的疑问。不仅我们现在的文艺界因为这些疑问不曾得到正确的答解陷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便是外国的批评家也很少能为正当的解答的。

专就批评而论，我们至少已有价值批评与审美批评的两种。而以文艺为对象的文艺批评，专就方法分类，至少便有判断的批评与归纳的批评二种；专就态度分类，亦有主观的批评与客观的批评之别；其余如道德的批评、形式的批评等等，正自指不胜屈。

此外还有求疵与捧场的两种似是而非的批评。一是不为作者设想，一是专为作者欺世，要皆是文艺批评的异端，对于读者与作者一样有害无益的。我们现在的评坛，在别的合理的方向总无进步，只在这些异端上用功夫，实是很可叹息的一并事。乔那利斯特Journalist实行他们的乔那利斯姆Journalism，我们只好任其所为：只是忠心文艺的人，我以为应当大家起来把这妖氛一扫。为扫尽这种妖氛我们所能为而应即为的，便是阐明文艺批评的根本原理。

于讨论怎样为文艺批评之先，我们当想想我们现在渴望着的文艺批评所应具有的几个条件：

我们应当超越一切偏执的见解——文艺批评的纷异，大抵是因为评者固执一见，各不相容。其实假使甲能弃却己见，则乙的见解未必不能相容，乙之于甲亦复如此。而这种种的偏见其实它们自己便不外是一些不完全的东西；所以拿它们来权衡一件作品，根本上便无从完全权衡得出。偏见犹如一副着色的眼镜，一经带上了，便怎么也看不出实在的色彩来；有偏见的人犹如带上了一副着色的眼镜，他所见的色彩，是只对他一个人真的。所以我们为文艺批评的时候，如果想捉住作品的实在，还它一个相当的评价，那么我们非超越一切的偏见不可。

我们应当囊括一切部分的知识。一一文学以外的知识，暂且不说，文学上的知识，我们总应当都给一块收容的地方。我们不当取此而忘彼，因为各个的知识总是部分的，把它们综合起来，使各得其所，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完全的知识。譬如知对称之美的，往往不知复杂之美；知曲线之美的，往往不知直线之美；知纤细之美的，往往不知粗大之美。这便是知有其一而不知有其二的缘故。所以为文艺批评时，如果想捉住作品的全部，我们非囊括一切部分的知识不可。

总而言之，我们如果想捉住作品的实在与全体，我们的心境当如一碧的澄空，没有丝毫云雾，而又能把一切的个体包涵。要这样我们才能给各作品以相当的评价。

有了这样的了解与准备，我们才能讲到批评的方法上来。

一件文艺作品，是作者将一个情况用最适当的方法表现出来的。作者的努力在由无创造出有，由混沌创出形象，由部分的描写达到全部的表现。所以赏玩者的努力便是由部分的感触得到全部的暗示。这是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的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赏玩者可以由这具体的整个得到他所具有的美感，与它所带来的意义。

批评家原来也是一个赏玩者，不过当它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时，他是要批评这些部分的感触有没有效，具体的整个完美不完美的。尚不在此，批评家还要由全体的意义，反而批评作者之表现的方法的。譬如作者描写一些梁柱瓦石来表现一座建筑，批评家便由这些描写也构成一座建筑。他所构成的是不是作者想表现的建筑，这是关于作者创作时的意识的问题；不过明敏的批评家所构成的，总是作者所表现的建筑，却无疑义。批评家由自己所构成的建筑，再来批评作者的表现方法与描写时，批评家是与作者并肩而立，一同对着这座建筑。这时候，他不仅可以批评作者的表现方法与描写，他还能进而批评作者所自处的地位。

这样的批评，我们可以称它为超越的批评；因为它的主要的工作，是在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丝毫不把它去与固定的型式相比，也决不议论它的方法，只批评作者所取的方法的成结，与由结果反而批评它的效力。这样的批评，我们决不把外界的事物去比拟作品，我们承认作品的世界之独立性。

然而这种批评的主要的工作既是随作者的指导，由部分的感触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那么，这种工作之前，却也有两个困难之处：

我们要有十分的感触力，来捉住作品所描写的现象。

我们要有十分的想象力，来构成一个具体的整个。

这后者是全靠批评家的天资；只前者可以由批评家对于作者或作品的同情而变易。理想的批评家是能由作品得到最多的观念情绪之暗示而能表现出来的。然而，他对于作品或作者非抱有热烈的同情不可，因为文学是感情的产物，若是批评家对于作品或作者先有反感或没有同情，那便不论作品如何优秀，在这样的批评家的眼底，好的也不免要变为丑的，作者的观念情绪更无从感触得到了。

“文人相轻”，这差不多是古今中外的一个定律。所以差不多在一般人的眼里分明是好的东西，一到了文人们的眼底，便丝毫没有是非可言，只各是其是而非人之是。固然文人对于作品的监察力要比一般人强，然而他们的同情心反而比一般人弱，实是使他们相轻的最大的原因。

作品纵令如何不完全，只要作者是诚虔地在努力，那便是他向永远求生命的意志之表现。这种诚虔，这种意志，我们非尊敬不可。批评家尤应对于作品常存十分的同情，以完成他的使命。

艺术是人类反抗“死”的最高的努力。不问它怎样拙劣，诚虔的艺术家的作品，是一个微弱的人子之血泪的凝集。

我一方面愿我们的艺术家三省自己的虔诚，他方面愿我们的批评家把热烈的同情心点起。

八月一日

（原载1923年8月《创造周报》第13号）

P214-217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卷是中国左翼作家的五位重要代表人物的编选合集。

周扬（1908—1989）原名运宜，字起应，1908年生于湖南益阳。中学毕业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和大夏大学学习，1928年赴日本。1930年回到上海，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稍后，又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9月，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1933年，接任“左联”党团书记，直至“左联”解散，成为左联事实上的领导人。期间围绕“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问题，周扬同鲁迅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争。1937年9月周扬夫妇赴延安。1949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其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文革”开始不久，周扬被投入监狱。“文革”结束后获得平反，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1989年7月3 1日，在北京病逝。

周扬是现当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且长期担任党的文化部门的领导职务，对共和国十七年以及1980年代的文学理论噪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本卷据《周扬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选入作者在1932—1936年上海“左联”期间写作的文章，其中涉及周扬对文学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典型、真实性等文艺基本问题的论述和“两个口号”的论争文字，并附录了他新时期写的两篇论文。

成仿吾（1897—1984）原名成勋，曾用笔名芳坞、澄实、石厚生等。1897年出生于湖南新化。1921年留学日本期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在日本东京创立创造社。1921年4月回国，至上海，编《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1924年赴广州，在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任教。大革命失败后，经上海、日本，流亡欧洲。1931年9月经香港返回上海。1933年抵达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其后主要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校领导职务。1949年后，任中国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副校长、校长等职。1984年5月17日在北京病逝。

成仿吾精通德、英、日、法、俄数种语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重要译介者。著有《长征回忆录》、《战火中的大学》、《成仿吾教育文集》、《成仿吾文集》等。文学方面，成仿吾是新文学中文艺批评的重要开拓者；在文学观念上，倡导革命文学，强调文艺的社会价值；其文学批评笔锋犀利，是左翼批评家的重要代表。本卷据《成仿吾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选入了作者在上海居住期间创作和发表的文学批评作品。

李初梨（1900—1994）重庆江津人，原名李祚利，曾用名李初黎。15岁时赴日本留学，1925年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1927年10月回国，在上海加入“创造社”，成为该社后期的重要成员。1931年初，在上海沪东区巡视工作时被捕，1936年获释。1949年后历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中联部副部长、党委书记等职。1994年5月15日在北京逝世。

彭康（1901—1968年）原名彭坚，笔名彭子劫、彭嘉生，江西平江人。1919年留学日本，1927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加入创造社。1930年参加左联，曾任中共中央文委代理书记。1930年9月被捕，直至抗战暴发后出狱。1949年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宣传部部长，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西安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8年3月28日在西安逝世。著有《哲学的任务是什么？》，译有《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

李初梨、彭康两人的文学论著主要从《“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中选出；另据饶鸿竟编《创造社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选入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据黄侯兴主编《创造社丛书·文艺理论卷》（学苑出版社1992年版）选入彭康的《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据《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文学理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选入彭康的《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

朱镜我（1901—1941）浙江省鄞县人，1918年赴日本求学，1927年获帝国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27年10月回到上海，加入创造社，主编《文化批判》月刊。1929年，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朱镜我为文委成员，参与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建工作。1930年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在上海成立，朱镜我兼任党团书记。1931年冬，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35年被反动当局逮捕，1937年获释。1938年调皖南新四军军部，任军政治部宣传教育部第一任部长兼军部刊物《抗敌》杂志主编。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中，朱镜我随军部遭遇国民党军队包围，12日在突围时壮烈牺牲。

朱镜我有着扎实的哲学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著作的译介、评述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后人辑有《朱镜我文集》（海洋出版社2007年版）。本卷据该集选入作者1927—1930年在上海期间的部分文论及相关文章。

需要说明的是，1928年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发生的“革命文学论争”，本卷五位作家除周扬外都有所参与。由于受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左”倾路线的影响，他们的_文章除倡导革命文学外，也有对鲁迅先生的错误批评乃至攻击，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本卷所收文章对此有所反映。

本卷五位作家作品的篇目按写作时间先后为序。

本卷选编中，栗永清同志协助我做了许多工作，特此致谢。

朱立元

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