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自春秋五霸开始，列国间的争霸战争就已经奏响了诸侯争夺天下的序曲。随着战事的频繁和争夺的日渐深入，人才问题越来越成为霸主问争胜的关键，所谓“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尚贤者，政之本也”的观念正是那个时代诸侯对人才渴求的反映。此时诸侯的日趋坐大标志着他们已由过去周王朝的政治派出机构渐渐演变成为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政体组织，机构的复杂和严密使其对职事官僚的需求远超过从前，这一点成为士人渐受诸侯们青睐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因为士人既有知识技能，又有思想见解，其在诸侯的内政外交方面常常能够发挥他人所不能发挥的作用，这又使诸侯们不得不加倍重视士人，利用士人的特有才能，为诸侯安邦和争胜增加筹码。所以，时至战国初年，在各诸侯国中，礼贤下士普遍形成风气，布衣卿相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实，其中著名者如魏文侯之重用乐羊、吴起、李克、西门豹、翟角，并且“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如此等等，各国君主的招贤纳士，或直接委士人以政治重任，或养士以立楷模于国人，其尊士重士的方式虽不甚相同，但希望因此而收到政治利益、获得政治效果却不能不说是各国诸侯们的一致目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统治者为了各自的政治目的，需要士人的切实合作，希望士人也力所能及地配合这种要求，对此他们表现出相当一致的倾向性。而对不予合作的士人，有些执政者也不免提出严厉的批评和训诫，如鲁国的阳虎就曾批评孔子的“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为不仁、不知，以敦促孔子尽快出仕为官，为当局政治献策尽力。有的执政者对“不业”的士人竞赤裸裸地以杀戮相威胁，如赵威后问齐使云：“于陵子仲尚存率民而出于无用者，何为至今不杀？”这位被孟子称之为齐国士人“巨擘”的陈仲子，因有高名而坚持不与统治当局合作，所以深为握生杀之权的统治当局所深深忌恨了。由此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政治对士人的需求程度和统治者对士人的需求心理了。很显然，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家对士人的需求和任用，已与周王朝在此之前给予士人的待遇大不相同了。再者，进入春秋末年以后，不仅各国诸侯在对待士人的态度和待遇方面与周王朝的工具性使用不同，而且士人对其自身的社会定位及存在价值的认定也与以前大不相同。这主要表现在，士人随着自身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改变而开始自觉地将拥有的知识和技能独立化乃至本体化。也就是说，他们开始以自己的立场为立场，以自己的思想为思想，凭着自己的知识、学问和思想与当下政治清醒地保持着某种距离，并有意和政治家形成某种程度的制约和对峙。这就是颜躅之所以敢于同齐宣王争尊，子思之所以敢于对鲁缪公友而不师深表不满的原因之所在。后世史家常将此称之为道统的确立。
勿庸置疑，士人道统的确立是春秋战国时期发生的一件新事、大事，它的出现使此期士人具有了确定自身立场的能力，也因此成为此期士人处理自身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新起点。对于这一点，各国诸侯也普遍有所认识，统治者的普遍尊贤重士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政治家在新形势下比以往更需要士人的支持与合作，而士人却具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自觉的自我立场。这样，在人与当下政治之间既有可能合作、又有可能保持独立的基础上，士人与政治才具有了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关系的前提和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可以恃道以拒势，有了足以安身立命的真正资本；而政治家在寻求士人的政治合作方面却增加了更大的难度。这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士人与政治关系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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