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住在以色列的老人沃尔夫岗·卡佛岗从16岁到27岁的青春年华是在中国度过的。老人在《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1951）》里回忆了他的一家在希特勒上台以后在德国的生活以及来到中国的经过。二战时，许多犹太人到中国上海避难，但沃尔夫岗和他的父亲却主要生活在中国的重庆，与处于侵略者轰炸下的中国战时首都共患难，老人的回忆以真实的历史细节再现了战争时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场景和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再现了战争给犹太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在今天已难以想象的痛苦。

《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1951）》讲述了德裔犹太人沃尔夫岗·卡佛岗一家为逃避德国纳粹迫害，在接连被英、法、荷兰等国拒绝入境后，过境苏联到达中国新疆乌鲁木齐，1940年到达重庆，并在重庆度过11年峥嵘岁月的故事。

1940—1951，中国历经抗日战争、国共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跌宕起伏的大历史之外，普通民众的生活是怎样的？《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1940－1951）》作者沃尔夫岗·卡佛岗作为一个外国人，如何在千疮百孔的中国活下来？他看到的中国手艺人、乞丐、美国兵又是如何生活的？他关注的细节往往是被大历史忽略的，这种记录在令我们意外的同时，尤其具有填补空白的历史价值。

自序

1 老师说：坐下，犹大！

2 好日子结束了

3 这个世界还有谁肯接纳我们？

4 从莫斯科到成都

5 重庆：挂球了，挂球了！

6 重庆：生活从不中断

7 军舰和江边酒吧

8 德国医生的好口碑

9 这个洋人真行！

10 父亲的思想停留在德国

11 一个正常的男人不能没有女人

12 我们行医生活的“不合时宜”

13 手艺人、茶馆和乞丐

14 只剩下一个空瓶子

15 空军基地和美国人

16 我想独立生活

17 不能怠慢鬼神

18 帮会里的“洋鬼子”

19 艰险生活中一朵雪绒花

20 遭遇土匪的穷日子

21 父亲的最后夜晚

22 她的芳名是素雅的兰花

23 心心相印，不需要语言表达

24 小公园来了两个警察

25 新政权下的婚礼

26 你们是谁？

27 目的地——以色列

28 我们感觉是在度蜜月

29 以色列，我骄傲地穿着军装到处走

30 素兰突然说，不要走开

1940年8月1日，我们终于到达莫斯科。苏联的官方旅行社，一家叫国际旅行社的，给我们安排了火车、旅馆以及在旅馆和餐厅吃饭的饭票。我们的整个行程是在莫斯科停留五天，再坐五天火车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然后乘坐俄国飞机到中国境内的第一个机场乌鲁木齐。这条路线是从欧洲到中国最短最快的路线，通常是那些外交官和商人使用的。我们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使用这条路线的犹太人。

我们到达莫斯科，被安排住进的是一家豪华旅馆，一切都棒极了！我们到克里姆林宫旁散步，不少人开始和我们交谈。他们说的是意第绪语1，却自认为是德语。他们能够看出我们是德国来的，因为我傻乎乎地穿着当时德国少年的标识服——长灯笼运动裤。莫斯科是没人那样穿的。我不时听到周围的人小声说：“德国人！德国人！”但当我父亲向他们打听犹太人的情况，他们就吞吞吐吐，一个个溜走了，好象害怕他们的影子似的。看来，苏联人和外国人打交道显然会惹麻烦的。

我们回到旅馆，倒霉的事便来了。几个便衣警察在等着我们，要我们马上离开莫斯科，因为外国人在莫斯科不能作不必要的逗留。我后来才知道，在我们父子俩到达莫斯科时，苏德间的战争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双方都在赶时间2。莫斯科到处是暗藏的德国间谍特务和戒备森严的克格勃3便衣保安。战争前夕的苏联尤其不能让德国来的人作不必要的逗留。

父亲告诉他们，苏联国际旅行社的安排是在莫斯科停留五天。他们说不行，要我们赶快带上行李，他们马上送我们到火车站。他们警告，赶不上当天的火车后果严重。我想：“有多严重呢？是要把我们送到西伯利亚流放吗？”父亲又问：“那到乌鲁木齐的飞机票怎么办？”一个警察说：“赶快上车吧，我们会给你钱，你们到阿拉木图自己买票去。”他说的是英语，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是父亲给我翻译的。

他们很快把我们拉到国际旅行社，那里给了我们许多现金卢布，因为来不及出票了。然后，又鸣着警笛全速行驶到火车站，拉着我们跟着已经启动的火车赛跑。在千钧一发的时刻我们跳上了火车。

父亲高声问：“我们的行李怎么办？”

“我们会给你们送去的！”

我父亲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真担心他会发心脏病。苏联在柏林的国际旅行分社应当知道这些规矩。这样的事在德国是不会发生的。

在火车上我们住的是头等厢，豪华舒适。餐车里供应的饭食更是棒极了！一日三餐，每餐都有咖啡、牛奶、黄油等，这在当时的德国是一般人得不到的好东西。我们用国际旅行社发的饭票付账。

我们车厢里有一个年轻的女士会说一点德语。她刚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遥远偏僻的地方当医生。她抱怨自己身上的衣服太寒碜、苏联的生活水准太低、买不起新的等。她德语说得很不错，很高兴有机会和我父亲交谈，练练口语。另一对夫妇德语也说得挺不错。但是不管他们说得多完美，都可以听出里面夹杂着意地绪语。自然地，父亲的话题就转到犹太问题上来。但他们却吞吞吐吐，想掩盖自己是犹太人这样一个事实，随后他们就告辞，不见了。

长长的火车只有一节车厢是头等厢，里面的装饰很豪华。每个房间内有四张床。有时我们也到其他车厢内走走，遇见很多普通硬邦邦的玉米饼，这就是工人阶级“天堂”的饮食。风景很单调，沿途看到的大都是一望无际的草原。有时也经过一些“波将金村庄”4，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粉饰现实的宣传。在面向铁路的一面有高高的美丽建筑物，后面掩盖不住的是泥土房子的平民窟。每次车要起动，动力不足的蒸汽机车都很费劲，那是轮子打滑。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机车必须后退把车厢压紧，然后把机车加足马力，列车才缓缓向前移动。在德国，从来没见过这样起动列车的。沿途还遇到沙尘暴，当炽热的黄沙掠过火车，所有的窗户必须关得严严实实的，我感到我就要被热浪闷死了。在阿拉木图前的一站，有另外一节蒸汽机车加在列车后面，这样，两台机车把整辆火车一拉一推地弄上了山。

最后，我们总算到了阿拉木图。在那里我们要在国际旅行社住五天，然后乘苏联飞机到中国的乌鲁木齐。车站没有国际旅行社的标识，我父亲问人家，他们都回答“亚捏日那唷（我不知道）！”

P35－37

2011年11月，在以色列的“上海”——海法，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黄头发蓝眼睛，不像大多数黑头发黑眼睛那种典型的犹太人模样。我用英语和他交谈，他却开口说起地道的重庆话。我惊了一下，好像听到去世一年多的父亲在和我说话，心里一热，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说他在重庆好几处住过，龙门浩、中华路、五四路、白市驿。这些地名我都知道，听起来很亲切，只是我觉得有些奇怪，怎么在离中国和美国都很遥远的中东，和一位犹太老人谈起重庆这些旮旮角角来。

因为事先并没有安排，我是在以色列旅游的途中，临时被犹太朋友丹尼领到这位老人家里的。我们交谈的时间不长，这样我们就只能在匆忙中留影，约好以后在电子邮件中慢慢谈。

他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德籍犹太人，以色列公民沃尔夫岗·卡佛岗。

1940年，沃尔夫岗·卡佛岗随父亲逃避希特勒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接纳和庇护。在中国抗战和国内战争时期，他不是像其他几万犹太人那样住在上海，而是在中国的腹地重庆住了整整11年。从16岁到27岁，卡佛岗在重庆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完成了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过程。他的重庆话说得如此流利，我猜想，他这个人应该也修炼得像个重庆人了。抗战期间重庆的艰难，我听父母讲过。卡佛岗是德国难民，过惯了高水准西方生活的他，是怎样适应战时贫穷落后的中国内地生活的？他说他是开卡车跑长途运输的，说的又是地道的土话方言，说明他确实生活在劳动者之中，他是不是吃了很多苦？在回美国的路上，我都在想着有关卡佛岗的种种，越想心里越沉重，就等他的来信来回答我的各种猜想吧。

我于11月18日回到美国，正值感恩节圣诞节忙碌时期。没料到，卡佛岗的信在12月5日到了，随信还送来了他的英文版回忆录。他的原书用德文写成，于2002年在德国出版，英文版的出版正在策划中。我一口气读完这本书，读完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让国内特别是重庆的读者读到这本书。该书是人类文化瑰宝中的一颗小珍珠，打的是犹太印记，却来源于中国，养育在重庆。卡佛岗喝嘉陵江、长江水十多年，在重庆长大成人，娶了中国妻子，中国人不仅完好无缺地保护了一个犹太儿子，交给以色列的，还是一名优秀的战士。

看看他在书中说的：

1939年在受到英国、荷兰、法国等国多次拒绝入境之后，我和父亲终于乘火车离开柏林，过境苏联，转乘德中航班到达新疆的乌鲁木齐，最后转机到达重庆。这条路线是从欧洲到中国最短最快的路线，通常是那些外交官和商人使用的。我们是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使用这条路线的犹太人。途中，随身只有10马克的我们，受到中国人免费吃住的接待。到了重庆，机场的中国人还帮助我们寻找已在重庆居住的叔叔一家。

当我们到达中国内地的第一天，我们就受到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欢迎”。从此，我们和中国人民同呼吸，共患难。日本人以为狂轰滥炸就能让中国人屈服，他们完全低估了中国人民的骄傲与自尊。重庆虽然被轰炸成一堆堆瓦砾，但只要日本飞机一离开，大火一经扑灭，老百姓就开始在废墟上建小商店，搭简易棚子，只要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不能阻止他们重建家园，开始新生活。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每片木头、每颗钉子都在重建中反复使用。在战时的欧洲，不少人受不了痛苦宁愿选择自杀，而在这里，生活从不中断！

自从德国对波兰宣战，德国国内所有供应都是定量配给的，人们勉强吃得饱。中国抗战时期虽然生活那么艰苦，粮食还是自由买卖，只要有钱，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这对我们很新鲜。

我发现我总是喜欢在小街小巷里从头逛到尾。在那里，我满怀敬慕，观察那些手艺人，他们用手工制作修理各种器皿。他们几乎没有不能修的东西。中国人的这些技术专长是绝无仅有的惊人之举。

作者对重庆人民由衷的感激、赞美、崇敬、欣赏，跃然纸上。

在当时，作者是极为少有的始终把自己置身于重庆普通老百姓之中的外国人，他16岁就在重庆闯荡江湖找生活。他当过机修工、德文家教，在父亲诊所当德中翻译，后来又在白市驿美国空军基地当英中翻译。再后来搞长途运输时，受到司机同行的尊重，被授予帮会的荣誉会员头衔。

抗战胜利后，作者的父亲已是重庆著名的肺科专家，他家开始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作者本人也开始自立，搞长途货运，从美军剩余物资处理处买下了交通工具，虽然债务缠身，他却有了非常传奇的经历，他跑过四川、湖南、陕西、贵州、云南，在艰难的路途中缺油爆胎，有时不得不用酒精，甚至老白干做燃料；还遭遇过土匪抢劫，侥幸逃过地震塌方，可以说历经磨难出生入死。但作者自始至终保持犹太绅士的节操和道德底线，不管是技术还是品德都受到同行的赞许和尊敬。

云南姑娘素兰，与卡佛岗在一次运输途中邂逅。“自从我遇到这位姑娘，我的思绪天天都在她的身上，我开始梦想过另一种生活。”

冲破重重阻力，卡佛岗和素兰终于结为夫妻。但新婚的幸福很短暂。在抗美援朝那个特定历史环境里，哪怕走在街头，卡佛岗也常被当作人见人恨的“美国鬼子”，“外国人就是美国人，和他们走在一起的女人都是妓女”，这些误解和不公正对待让新婚的异国夫妻难以承受，他们只能选择离开中国。

作者郑重申明：“我一直都爱中国，爱中国人，爱中国的语言文字，爱中国的古老风俗和中国饮食。我感谢中国救了我的命。不仅救了我的家人，还接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中国。”“如果不是中国的接受，这些人的大多数包括我，就像被他们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一样。已经死在德国人的焚尸炉里了。就是这样，我一生都在感谢中国，不能忘记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接受的恩惠与热情。在日本侵略时期，大家都很穷。但我们仍然能找到谋生的手段，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人总是善待外国人，不像许多国家那样排外。”

1951年10月，卡佛岗带着他的中国妻子，前往以色列。他们参加了以色列建国初期艰苦卓绝的创建工作，从住入境关口的临时帐篷，到住集体农庄的铁皮屋。他在以色列军队中服过兵役，和在中国时一样，开军用大卡车，他时时视自己为一名战士，为保卫自己的国家骄傲自豪。最后，卡佛岗如愿以偿，成了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海法理工大学的高级机械师，他努力工作取得多项专利，直到退休。

现在，整整60年后，中国保护救助过的犹太人，重庆人民养育过的儿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被我这个重庆人“碰上了”！失散多年的儿子，被家人又找回来了！读了他的回忆录，无论从语言还是到思想，我都感觉他确实有着我们重庆人特有的风格。一次通信中，他竟称我为“重庆老表”。我感到自己身上有着某种使命，正是这种使命感促使我翻译了本书。

对犹太人的最初印象源于小时候看的一本书，书名叫《纳粹党旗下的暴行》，里面有一张照片，上面是山一样堆起来的尸体，是被纳粹毒气杀死就要投进焚尸炉的，地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我幼小的心灵则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恐怖。

懂事后看了不多的几部苏联东欧电影，如《最后阶段》、《华沙一条街》等，都记录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安妮·弗兰克日记》几乎是我那个时代女孩的必读之物。大学时看了《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两部巨著以及《苦海余生》的电影。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狠毒，不禁引发人们的疑问：他是不是因为害怕而迫害犹太人呢？

来美国以后，这方面的信息就更多了。有大师级人物拍摄的电影，如《苏菲的选择》、《辛德勒名单》、《钢琴师》等奥斯卡获奖电影；每年1月的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美国都要上演一部或数部与大屠杀主题有关的新电影、新电视剧；各地的大屠杀纪念馆都有不同的活动及仪式。其间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可以说不计其数，真正做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遇见卡佛岗与翻译这本书似乎纯出偶然，现在想来也与我长期对犹太人的好奇有关。

2010年11月，我和朋友乘游轮畅游东加勒比海。在船上碰到基甸等几对以色列老夫妇，谈话中他们觉得我对犹太人似乎还有点了解，便邀请我访问以色列。回美后不久就是感恩节、圣诞节，一下子忙了起来。一天，忽然收到基甸老夫妇的电子邮件，对我的以色列之行正式发出邀请，还给我拟定了具体路线。这下我算是真和犹太人打上交道了。

我还没有想过这样快就会去以色列。但既然迟早要去，有本土的犹太人邀请，当然应趁热打铁，抓住最好时机。

终于，在和那对老夫妇通信近一年，在恶补以色列古今历史文化、恶补《旧约圣经》之后，2011年的11月，我参加了“美国以色列旅行团”，对以色列和约旦进行了为期14天的旅行访问。犹太老夫妇到机场迎接我，送我到旅馆稍稍休息后又在饭店为我接风。旅行团结束后，我按他们的安排多停留四天，让他们开车带我游了旅行团足迹未到的许多地方。他们不仅带上自己的女儿，还把当导游的表弟丹尼也叫上了。这样浩浩荡荡一行人，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有朋友当导游和随团游很不一样，也可以说互相补充，让旅行近乎完美。我的朋友基甸夫妇和他们的表弟丹尼都是在“二战”爆发后的1940年，他们仅两三岁时随父母从维也纳逃到巴勒斯坦的，他们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

旅途中，我和我的犹太朋友们谈得很投机。我自认是高水准的旅游者，有准备而来，让导游越带越有劲。从最开始这对老夫妇对我的真诚邀请，到通信中他们认真切实的计划安排，以及我来了以后每天一板一眼的接待照顾，我见识了真正的犹太人，以往的神秘感逐渐消失了，我认为我找到了答案。这样的民族确实让人刮目相看，这样的民族绝对有他们的未来。

交谈中，导游丹尼得知我是中国重庆人，一下来了劲头，说要带我去见一个朋友，他是德国移民，抗战期间在重庆待过。这样就在我没有一点准备的情况下，顺路绕到本书的作者沃尔夫岗·卡佛岗的住所。

冥冥中，上天把我带到重庆人看顾过的儿子，喝嘉陵江、长江水成人的卡佛岗家里。随后得到的，就是今天这本闪烁着人性光辉的回忆录，它以平实的语言记录了中国人民，具体来说是我们重庆人历史上人道主义的义举。

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屠杀博物馆里，专门设有一个“国际义人园”，以纪念那些不畏强暴，救助保护犹太人免于大屠杀的义人，中国人何凤山的名字列在其中的一颗青松上。那是在“二战”期间，任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的何凤山先生，向数干犹太人发放了前往上海的签证，使他们免遭纳粹的杀害，被称为“中国的辛德勒”。

犹太人有一句名言：“救人一命就像拯救了一个世界！”

卡佛岗一家是唯一住在中国内地的犹太家庭，重庆人民是以色列人民心目中的“义人”。我为自己父辈的义举、为自己是重庆人而自豪！卡佛岗的回忆在重庆人民抗日战争的光荣史册上，又添上了温馨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