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路历程》许倬云50年代的杂文选集。

《心路历程》收录了许倬云先生关于历史、文化、教育等社会各方面问题的论述文章，以及他对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文章等，展现了他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深厚涵养和真知灼见。

此次重新出版这本旧日文集，对内容做了新的修订，使读者得以一窥大家风范。

《心路历程》是许倬云先生的早期杂文集，收录了他对亲人、友人和自我成长历程的回忆文章，以及对历史、科学、教育和社会现象的评论。字里行间都闪现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为国、为民之心，表达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知灼见和对工业化时代如何捍卫个人价值的深刻思考，即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些话语仍然鲜活如初，引人深思。

知识份子的宗教

寻真理的李济之先生

对科学的误解

科学工艺与国情

附录：中国科学思想的因素

个人与集合体

人鼠之间

从橘种到圣人

广告与宣传

说偏见

容异与存疑

由恶性补习说到目前的教育问题

改革与接受

试拟中国社会发展的几个论点

钱着“书之竹帛”

介绍何着“明清社会史论”

心路历程

我的母亲

一个残废者的来信

十步芳草

哭两位董先生

增录

 师恩永念——沈刚伯师周年祭

 沈师母灵右

 长忆济之师：一位学术巨人

 《思与言》50周年贺辞

知识分子的宗教

许多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人，对宗教逐渐采取了存疑的态度。许多宗教信徒也为此认为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缺乏生活的目标和准则。前者以为宗教建筑于一片神话和教条上，没有经过纯理性的批判和思考。后者却又以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及宇宙的运行方式，都必须见之神的昭示，或仙佛的意志，他们之中，不少人甚至以为科学家讨论的宇宙秩序，也只是神的存在的证明。

作为一个现代人文学科的学生，我必须对宗教下一个定义。宗教并不仅是具有教义、拥有信徒的组织；宗教更应是一种人生态度。因此，我愿意把宗教两字改为宗教精神。宗教精神的含意就包含了哲学以外更有热诚的信念。

普通的宗教信徒，也具有热诚，但是其来源往往起于希冀，起于恐惧，起于冲动。现世的利害及他世的遭遇支配了他的选择。换句话说，维持信心的动机往往免不了是欲望和需求。《韩非子》中记载的一个愚夫就为了。。使我无故得百束布”而告祝神明。大轰炸中，处处有人低首祷告，不管念的是哪一个宗教的神名，祷告者热切期望的神佑，仍是为了今生肉体的安全。甚至，天堂的构想、救恩的允许，无非反射生活舒适与安全的欲望。这一切，都有幻灭的可能；一旦信徒想望的东西永远不来，他就可能放弃宗教了。

缺乏任何信仰，整天只为了饮食男女而生活，人生也的确太没意思，而且有些人难免放辟邪侈，无所不为。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制裁，在实际行施时，也是很有限度的，更何况这两者只具消极抵制的作用，未必有积极增加生活情趣的作用。

一个有宗教精神的心智成熟的人，必须能不为形役，不为物役，却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指南针，把嗔欲贪念及恐惧都疏导到一个人生目标，使每天的生活都具有某种意义。

这一个境界，大约未必能由聆听传教得来，甚至也不见得能由思索经典得来。正如William James所说，宗教应该是“个人独处时的感觉、行为与经验，体认他自己与他以为神圣对象之间的联系”。他的话和A.N.Whitehead的定义颇有互相发明之处，后者认为，“依存于个人自身和个人以为是永久的属性，（宗教是）个人内在生活的艺术和理论”。两者都着重在个人自己的体念和个人认可的价值。

先看一个读书人可能获得的个人经验，也就是说，个人自己的体念。凡是认真的研究人员，大约都知道广博的兴趣是做研究的第一个推动力。选定一个题目做去，往往为了好奇心，为了要解答一团疑问的冲动。好奇的追寻绝不根源于任何生理的需要，而是纯粹心智的活动。而且，好奇可以继续发展，由一个问题推到另一个问题，始终在追索。若是有人以为追索应该有尽头，他也许会因为一生永远不得解答而沮丧，而嗒然中废。若是他一直就知道这是一个无尽无止的旅程，他反倒会为了“追寻”本身而发展出一种热诚。因为追寻是一种挑战，人在应付这个挑战时，却能精神奋发。喜好悠闲的人也许并不欣赏无休无止的追寻；但是悠闲有时会造成无聊，大多数的人还是宁可忙碌的。忙碌需要有目标，知识的追寻正可以做这样一个目标。（P1-P4）

台湾传记文学社通知我，《心路历程》简字本的版权，已经转移给厦门大学出版社。而且，传记文学社也传达了厦门大学出版社的讯息，要我为这一新的版本写一篇短序。

《心路历程》初版是1965年，到现在50年了，一本小书在出版50年后，居然还可以再版，对于作者而言，当然是很欣喜之事。尤其，因为我在鼓浪屿出生，战后也曾在厦门短期居住，这本书在厦门再版，当然更是令我感到温馨。

《心路历程》的初版，是在《文星》社出版，收集了我在1962、1963年间刊载于报章上的一些零散散文。今天回顾50年前，当时台湾的学术与文化风气，依然犹在目前。1962年，我从美国研究所读完书，回到“中央研究院，，工作。在我1957年离台时，台湾的经济还是非常窘迫，学术界的同仁，生活非常艰苦，更谈不上进一步的发展。5年之后回来，台湾竞然已是另外一番面貌，虽然生活并不富裕，至少大家已经可以过安定的日子。从1949年两岸分隔以后，台湾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可是，当时进行的一些改革，例如，耕者有其田和乡镇长、地方议员的民选，经过10年酝酿，已经有了可喜的后果，也奠下了此后经济发展继长增高和政治逐渐民主化的基础。

在这个时候，“戒严”时期的种种约束，依然存在，所以还有“白色恐怖”。然而，大家已经开始在憧憬未来如何发展。尤其学术界中我的同辈，一方面感觉有机会好好作研究了，另外一方面，也觉得文化的发展，此时不重新起步，更待何时？我的一批朋友们，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台大和政大的教学同仁，包括胡佛、杨国枢、李亦园等人，已经经常聚会，组织了一个同仁刊物《思与言》，在1963年出版了第1卷。我回台后，他们要我参加《思与言》，经过大家的商量，我们决定将《思与言》改组为一个学术团体“思与言社”，一方面出版杂志，一方面也经常彼此激荡，讨论共同关心的课题。承蒙朋友们的错爱，我被选为第一任的主席，定下了“思与言社”的会章和《思与言》杂志的编辑方针。因此，那几年，我在报章刊布的散文，都和《思与言》的宗旨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当时构想，两个方面：在文化方面，我们要赶上“现代化”，尤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应当立足在如何使中国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内，而不是抱残守缺，一味地自夸中国文化的优点，也不是如同“五四”初期那样，将中国文化贬得一文不值。我如此想法，就是因为在美国读书时，看到了美国代表的现代文化，有其优点，所以造成了300年来的辉煌成就；也有其弱点，以至于到今天，必须要有一些修正和改变。我当时觉得，台湾文化既有日本殖民统治留下的特殊风格，也是广泛地蒙受了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台湾必须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也必须检讨占据世界主流的现代文明。  在学术研究方面，日本统治台湾时期，没有为台湾打下学术研究的基础。日本的学者在台湾少数几个大学内，都只作专精的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风气，没有在台湾留下可以发展的基础。大陆来台学术界人士，总人口不多，而且大多数是在自己的专业有深厚的学养，却很少有人熟悉跨学科的沟通与合作。在学术研究零碎化的情况下，台湾的学术发展，或有自我设限的困境。台湾学界对于“科学”二字，颇有“科学主义”的误解。凡此，在这些散文中，我常常表示担心。

当时，《思与言》的同仁们，无可讳言，对于当局在“戒严”时期的作为，有相当的不满，而且大家也深切地盼望，台湾会走向民主和自由的方向。我们总以为，过去中国数十年来的发展，在介绍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精神时，并没有真正深切地剖析和评定这些西方文化精粹内在的长短和优劣。尤其在政治制度方面，一般社会大众，还是以为只要建立了民选制度，民主就实现了，只要有了法律保障，自由也就落实了。这种观念上的误区，是在“五四”以来，启蒙思想时代留下的缺陷。所以《思与言》的同仁们，经常比较各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共同认为，彻底的“革命”往往带来破坏，大于建设。所以，我们向往英国式的逐渐改革，“费边社”的传统，成为我们讨论的口头禅。英国式的内阁制，比总统制更不能规避责任，也较少政府集权的可能。我们也经常讨论到：民主，不是在多数压倒少数，而是在多数与少数之间，经过协调，取得折衷，以满足最大多数选民的需求。民主不是冲突，更不是对抗，而是协商。我们也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是在个人的自由意志；但是，个人的自由，也不应当高于个人的责任；自由和公平，都应当顾全。那些认真的思考，在《心路历程》中，占有至少三分之二的比例——今天回顾，似乎那时顾虑到，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弊病，今天居然都陆续出现了。

在当时的台湾，虽然文网有所禁忌，还是有一些杂志和报刊可以讨论这些问题。《文星》尤其是当时大家喜爱的读物，不过《文星》的投稿者，各有各的志趣，《文星》本身的好处在于能容纳不同的意见。《思与言》的作风，则是一群同志，围绕着共同关心的话题，个别提出自己的想法，将一个小杂志当作我们自己的论坛。五十多年了，

《思与言》还存在，而且，今天的《思与言》仍旧如同我们当时立下的规矩：每年有两位同仁，轮值主持“思与言社”，也承担杂志的编辑事务。这一传统，可以防止一个杂志为少数人掌握，而失去了团体共同运作的传统。顺便提一个闲话：我为了筹措《思与言》第2卷第1期的出版经费，“卖青苗”，将《心路历程》预售给《文星》的萧孟能先生，将那2000块预支的稿酬，出版了《思与言》。今日回想，犹如昨日。忆念故人，萧先生已经抱恨逝世，思之怆然。  许倬云

2014年7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