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难中的激情——卡尔·德莱叶的生平和电影》是第一部关于德莱叶的英文传记。作者吉恩·德拉姆、戴尔·D.德拉姆恢复了本该属于大师的荣誉。他们对德莱叶及其同事作过大量的独家采访，并且在此基础上针对德莱叶的生平和拍片方法，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而审慎地评价和考察。

卡尔·德莱叶德莱叶影响了后来的很多导演，包括一些大师，例如罗贝尔·布莱松、拉斯·冯·特里尔、西奥·安哲罗普洛斯。影片中（关于德莱叶的纪录片《我的工作》）最让人感慨的画面，是德莱叶去巴黎参加《盖特尔德》首映式，当时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导演，也就是日后的大师们，纷纷前去向自己心中的大师德莱叶致敬，戈达尔、特吕弗、夏布洛尔，这些后辈都在偶像面前露出了紧张羞涩的一面。

电影工业体制崇尚华丽奢侈，偏重卖弄炫技，而置身其中的丹麦电影导演卡尔·德莱叶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大师。他忠诚地坚守自己的艺术立场，坚信电影可以通过关注个体生命来理解和把握人性的本真。

德莱叶以《圣女贞德的受难》享誉影坛，片中贞德受审时极度感伤痛苦的特写镜头，构成这部经典的基本影像。

德莱叶首创了不少影响现代电影的关键性拍摄技巧，这些技巧后来又经同时代的爱森斯坦、格里菲斯等电影大师加以运用而闻名于世。

《受难中的激情(卡尔·德莱叶的生平和电影)》是第一部关于德莱叶生平的英文传记。作者恢复了本该属于大师的荣誉。他们曾对德莱叶及其同事做过大量的独家采访，在此基础上，又针对德莱叶的生平和拍片方法，进行了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而审慎的评价和考察。

另外，《受难中的激情(卡尔·德莱叶的生平和电影)》作者吉恩·德拉姆、戴尔·D.德拉姆还提出了颇具眼光、极有价值的观点，即德莱叶率先让欧洲电影超越一般娱乐的水平而提升其自身的品位，从而使之进入艺术的殿堂。

前言

引言 外和内刚

第一章 哥本哈根的童年

第二章 新闻记者和飞行员

第三章 学艺

第四章 去国

第五章 进一步实验

第六章 初尝胜果

第七章 伟大与悲剧

第八章 卡尔·德莱叶制片公司

第九章 间歇

第十章 两部影片

第十一章 大材“小”用

第十二章 《诺言》

第十三章 最后一部电影

第十四章 梦想的终结

影片目录

参考文献

索引

第一章 哥本哈根的童年

在丹麦，卡尔·西奥多·德莱叶不仅被公认为伟大的电影导演，也是丹麦最伟大的电影创作者，其艺术核心似乎牢固地植根于丹麦的文化与风土。不过，德莱叶成为丹麦人纯属偶然，因为他的祖先本在瑞典南部，与丹麦隔着松德海峡遥遥相望。

尽管不必当真认为遗传在德莱叶的影片中显现出了可见的影响，但他的出身以及童年的经历却无疑不容忽视，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他告诉笔者，“我会给你们讲几件事，这会说明许多问题。”本书所充分论述的“许多问题”就始自“几件事”，并且受其左右。不过，在他讲述的几件童年往事中，德莱叶实在称不上坦率。也许他对于自己的出身和父辈并不了解，但确定无疑的是，他对许多他了如指掌的事实也讳莫如深。只有在他以及他家庭的许多成员去世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探索他的家世背景。

德莱叶的母亲名叫约瑟菲娜·伯恩哈尔迪内·尼尔松，1855年生于罗伊格，距离海斯勒霍尔姆不远，后者是瑞典南部斯科纳地区的一个商业城镇，与丹麦只隔着松德海峡。她的父亲，佩尔·尼尔松在当地的政府中任职(职务可能大致相当于治安法官)，并拥有一个相当大的农场。约瑟菲娜的母亲，奥利娃·奥尔森，是一个来自哥本哈根的丹麦女人。尼尔松夫妇生育了十二个子女，但只有五个长大成人。约瑟菲娜作为幸存下来的长女，无疑在这个大家庭中扮演了代理母亲的角色。

约瑟菲娜曾就读于当地的学校，但没有接受高等教育，也没有学习生意或者技能。她想必是待在家里，帮助料理了几年家务，因为直到1879年，她二十四岁时，才离开家，在卡尔斯洛庄园找到了一个女管家的职位，这是离海斯勒霍尔姆不远的格兰汀格的一所大庄园。与其他的仆人相比，她在这户人家中的地位令她属于“较高的阶层”，但当然没有到达中上阶层，一个对她而言高攀不上的位置。九年后，她还待在那里，依然未婚。在那个时代，婚姻对于一个年轻女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一步，人们难免要猜测她为什么依然保持单身。她的一张照片——卡尔·德莱叶终生把这张照片小心地放在自己案头——显示出她是一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女子，浓密而有光泽的头发编成发辫盘在头顶，高高耸起，目光坚定地直视着相机镜头。

卡尔斯洛的主人是一个丹麦人，他们家族在哥本哈根经营着欣欣向荣的羊毛和亚麻生意。兄长继承了生意，身为幼子的延斯·托尔普则买下了卡尔斯洛，移居瑞典，成为地主和马场主。他买下卡尔斯洛不久，约瑟菲娜就去那里工作了。托尔普能够找到这样的女管家可能倍感幸运。她习惯于管理家务，而且拜她的丹麦母亲所赐，她能够讲丹麦语。既然托尔普不讲瑞典语，这绝对是个有利因素。约瑟菲娜定居在了卡尔斯洛。

然后在1888年6月，约瑟菲娜怀孕了。不管是她自己，还是她的家人，从未透露过孩子生父的身份。芒坦·德鲁齐在他撰写的德莱叶传记中，声称延斯·托尔普是孩子的父亲，并提出了精心收集并分析的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间接的，并且由于年深月久，根本无从查证。我们所知的就是，1889年1月中旬，她前往哥本哈根，寄居在一位通过招收付费的寄宿客人来增加收人的寡妇家中。就在那里，斯托姆街5号，卡尔·西奥多·德莱叶于1889年2月3日出生。

德鲁齐指出，一个在哥本哈根举目无亲的年轻女人在私人家里寄宿而不是去医院很不同寻常，而其他想离开家中秘密生产的年轻女人通常都会选择医院。既然延斯·托尔普在哥本哈根的家就在附近，德鲁齐暗示，假设延斯·托尔普安排了这一切，并支付了费用，也是合情合理的，尽管他没有承认这个孩子是自己的。之所以猜测延斯·托尔普是德莱叶的生父，这也可以算是一条佐证。

约瑟菲娜很快就为孩子找到了养父养母，然后返回卡尔斯洛，继续她的工作。她的去职及其原因似乎不成其问题。这是否也证明了延斯·托尔普是孩子的父亲呢？

最初的养父母没有资格监护儿童，于是这个孩子被送进了孤儿院。丹麦的有关当局试图寻找孩子的父母，因为他们认为丹麦的纳税人没有义务来承担养育瑞典孩子的费用。不过，约瑟菲娜在孩子的出生证明上登记为她的家乡的瑞典城镇的名字拼写错了，所以无法确定她的住处。于是他们前往哥本哈根的托尔普家打听消息。这似乎的确说明了托尔普家族与约瑟菲娜的孩子有牵连，但是，也许未必如德鲁齐所认为的延斯·托尔普是孩子的父亲，或者他们仅仅是想帮助一个得力的雇员也未可知。

无论如何，直到那时仍对自己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一无所知的约瑟菲娜，飞快地赶到了哥本哈根。她在报纸上刊登了广告：“一个绝望的母亲希望好心人收养一个漂亮小男孩，孩子的父亲去了美国”。德莱叶告诉笔者的“几件事”之一就是他的父亲跑掉了，他微笑着说，“去了美国，所有的坏人都去那里”。有趣的是，约瑟菲娜的一个弟弟也确实移民去了内布拉斯加州，他在那里活到将近一百岁的高龄。

1978年，德莱叶的儿子埃里克给德鲁齐打电话。他从姐姐那里听说德鲁齐打算写一本有关他父亲的传记，正在收集资料。德鲁齐说，埃里克“被我的好奇心激怒了”，要求他放弃写作这本书的计划，最重要的是，要对任何有关他父亲身世背景的资料守口如瓶。当埃贝·内高在1950年为德莱叶撰写简短的传记时，德莱叶已经向内高讲述了他希望公众知道的一切，这些应该足够了。德鲁齐回答说，关于德莱叶身世的更多资料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埃里克听了更担心了。

最后他告诉德鲁齐，他自己对于父亲的家世也很好奇，曾想过联系瑞典马尔摩的有关当局。在着手这件事之前，他与母亲谈论了一下自己的计划。她告诉了德莱叶，希望德莱叶亲自给儿子讲一下自己的祖辈。不过，德莱叶对此的反应与常人大相径庭，他立即给埃里克写信，告诉埃里克切不可这样做。德莱叶的家庭这一话题是个人隐私，是他与他妻子之间的秘密，不应该再外传。在这种情况下，埃里克告诉德鲁齐，他也应该尊重这个秘密。埃里克说，关于他父亲的家庭，他只知道，约瑟菲娜是一名仆人，被农场的主人欺骗了。

婴儿德莱叶，此时由哥本哈根市政登记处登记为“卡尔·尼尔松”Karl Nielsen(他妈妈姓氏的丹麦拼法)，后来被一个姓彼得森的家庭收养。

P4-6

关于卡尔·德莱叶的出版物屈指可数，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人深藏若虚的个性相吻合。在一个自命不凡、把曝光视为生活方式的圈子里，卡尔·德莱叶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隐私程度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尽管总是对采访者彬彬有礼，德莱叶却从未渴望自己像名流一样尽人皆知，他告诉人们，如果想了解他，应该去看他的影片。他简简单单地说，他就是他的电影。他是丹麦人，这个小国的本分的人民历来无意在世界舞台上兴风作浪。这一点加剧了他的默默无闻。尽管他的电影生涯跨越了五十余年——伴随着电影业的诞生与成长——他仅仅拍摄了十四部影片，其中还有九部是默片，这使得他很容易受到忽视。然而，毫无疑问，卡尔·德莱叶是电影艺术的伟大天才之一，如果缺乏对这个人及其影片的深入理解，任何电影史都是不完整的。

在任何历史性著作中，最直接、最根本的问题都是所呈现的材料是否确凿可信。我们自始至终都牢记这一点，并会指出任何由于任何原因而导致的资料不确定之处。不过，我们认为，本书的读者应该充分认识到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所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样他们不仅能够更明白哪些资料的可靠性有限，而且能够理解何以如此。此外，我们为本书搜集资料时的经历也令我们萌生感激之情，我们觉得，对那些惠赐助力的人士，普通的、正式的、通常也是机械的致谢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真情。于是，我们尝试在前言中对我们的研究经历做更为个人化的细致描述。这一方面是为了告诉读者资料的来源及其可信度，另一方面也为了更清楚地表达我们对那些拨冗相助的人士的感激。没有来自下文所讲述的那些人士的帮助，是不可能完成这本书的。

在1964年德莱叶七十五岁寿诞之际，《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一篇祝词．引导我们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们对德莱叶的崇敬由来已久，并且观赏了他在美国发行的影片。戴尔·德拉姆自1952年以来定期与德莱叶通信，当该报纸提醒人们，其实没有关于德莱叶的英语著作，而且其他语言的著作也寥寥无几时，我们决定承担起这项任务，以一部英语的卡尔·德莱叶传记来填补电影史上的空白。

我们与卡尔·德莱叶的通信始自他接掌哥本哈根的达格玛影院不久。他希望有个信息来源，向他介绍美国最新上映的影片，提供事实、背景和观点，以供他遴选影片在达格玛上映。他向电影史学家西奥多·哈夫提及了这一期望，于是哈夫请求戴尔·德拉姆担任卡尔·德莱叶在美国的情报员。持续十五年之久的令人欣喜的通信就以这种方式开始了。卡尔·德莱叶的英文很漂亮(他总是自己打字)。除了信件之外，我们每年还能收到别出心裁的圣诞礼物。有一年是安徒生童话的精美版本，几本关于丹麦的图文并茂的书；有一年是《伊甸园以东》的某个场景的加长版(他对詹姆斯·迪恩印象极其深刻)；还有一年是以我们的名义在以色列的丹麦林种下的几棵树。来自美国的信件显然对他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在信中推荐了《卡门·琼斯》，该片在达格玛是个了不起的成功，帮助它树立了战后哥本哈根最负盛名的影院的声誉。

有这一重通信关系作为背景，我们感到自己拥有了写作我们所期望的那类书籍所必不可少的与卡尔·德莱叶的联系，我们向他提出建议，他立刻欣然应允。

下一个步骤起初令我们有所动摇，尽管我们相信，这是绝对必要的，即，学习丹麦语。我们带着几分胆怯投入了学习，在艾尔斯·弗里多夫松的热情帮助下，最终完成了我们本来心存疑虑，认为绝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我们的采访绝大多数是以英文进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无法阅读丹麦文的话，丹麦电影博物馆收集的大量剪报资料，就会一无用处了。本书所有的非英语材料，除非另有标注，都是由我们自己翻译的。1967年2月，我们到达了丹麦，在接下来的七个月中，我们在丹麦电影博物馆工作，采访卡尔·德莱叶和其他相关人士，探访有望找到的影片拍摄地点，试图尽可能多地了解卡尔·德莱叶和丹麦。从各方面而言，这些经历都令我们获益匪浅。

当然，最重要的，是与卡尔·德莱叶本人谈话的机会。我们总共做了八次访谈，每一次都持续三到四个小时。在这些访谈中，卡尔·德莱叶毫不踌躇地主动提供信息并回答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他觉得戴尔·德拉姆作为大学教授的身份给他以信心，确保本书会是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而不是他所谓的“廉价的心理分析货色”。他对此非常介意，因为他相信电影和他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严肃性。我们确信卡尔·德莱叶与我们谈话比他跟其他依然在世的人谈话要随意得多，我们视这种信任为特权。

丹麦电影博物馆尽其所能为我们提供礼遇和帮助。馆长伊布·蒙蒂任由我们使用图书馆的所有资料，并安排放映卡尔·德莱叶的全部影片，这是评价他整个电影生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此外，我们得到允许，可以在剪辑台上拉片子，以分析单个的场景和画面。本书中来自卡尔·德莱叶影片的插图因此几乎全部取自影片本身，而不是工作照。

向读者提供洗印的影片剧照，自然不及工作照细节清晰，对比强烈，但我们认为这一决定是符合读者需求的。工作照通常提供的是没有在影片中实际出现的场景，而且，既然它们几乎都不是出自影片的导演之手，实际上无法体现影片的真意。对于《诺言》和《格特鲁德》两片，卡尔·德莱叶坚持亲自指导工作照的拍摄——这对一个导演来说是不同寻常的行为——因此就这两部影片而言，使用工作照是合理的。亚努斯·巴弗德，博物馆工作照主管，一直保持无穷无尽的热忱和耐心，为我们冲洗一批又一批的照片，安排印制我们需要的剧照，成为我们工作中的挚友。

无须怀疑，在有关卡尔·德莱叶的资料收藏中，丹麦电影博物馆馆藏的大量剪报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不过，收集的资料势必众寡不均。《格特鲁德》资料颇丰，包括卡尔·德莱叶和其他人在制作过程中的访谈，自卡尔·德莱叶宣布要摄制这部影片起的批评与评论。同样，也有记录了《诺言》摄制的每一步骤的文章、图片、采访和花絮。

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影片资料则相对匮乏。博物馆建于二战结束之后，此前资料的保存工作是由个人或者电影公司来承担的，后来才移交给博物馆，因此这些资料难免缺损或遗失。而且，在并不重视传播与大众媒体的昔日，报纸与杂志也不会大量刊登关于电影的消息，至少在好莱坞之外是如此。因此，我们像所有传记作者一样，沿着时间回溯时，会发现资料的数量在减少，而人们在追忆四十或五十年前的事情时，不管他们多么希望有所帮助，其记忆也会恍惚淡化，或者自相矛盾。  除了卡尔·德莱叶本人，我们也与曾以种种方式与之合作的人会面，他们态度友好，对我们帮助很大。埃里斯·皮奥、本特·罗特和埃纳尔·费德斯皮尔，以及所有曾出演过卡尔·德莱叶的影片的人，都期望与我们分享与卡尔·德莱叶共事的回忆。我们也感谢另外两个给我们来信并提供帮助的演员：奥拉夫·乌辛和埃纳尔·西塞纳。亨宁·本特森，《诺言》和《格特鲁德》的摄影师，与我们共度了一个漫长的下午与晚上，为我们介绍了卡尔·德莱叶影片摄制方式的全貌。摩根斯·斯各特一汉森，拉特纳电影公司的总裁，卡尔·德莱叶多年的好友，给我们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伊迪丝·奥特曼一尼尔森，腓特烈堡图书馆的馆员，在卡尔·德莱叶前来图书馆为自己各个拍摄计划查找书籍时结识了卡尔·德莱叶。卡尔·德莱叶会为其影片(不论摄制与否)的背景做大量的研究，他首先要去的图书馆就是位于他在达尔加斯大道的寓所附近的腓特烈堡图书馆。在这些年间，她帮助他为摄制基督生平的影片而查找有关巴勒斯坦的书籍，为设想中的美狄亚的影片而查找有关希腊的书籍，并逐渐与他及其家人熟悉起来，而她友好地与我们分享了这些经历。

卡尔·德莱叶亲自把我们引见给了卡伊·蒙克的遗孀利塞·蒙克。卡伊·蒙克是《诺言》的作者，也是丹麦抵抗纳粹的英雄。我们前往了日德兰半岛西岸的韦泽瑟，蒙克一家曾经居于此地，卡伊·蒙克在此向他小小的团体宣讲自由，并因此而被德国人杀害。蒙克夫人及其家人每个夏天都要返回此地居住一段时间，她热情地引领我们参观那一地区。卡尔·德莱叶于1954年前来韦泽瑟拍摄《诺言》，蒙克夫人也向我们讲述她与卡尔·德莱叶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共事的经历。

卡伊·蒙克的五个子女中有两人在我们探访期间也在韦泽瑟，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我们与蒙克一家的交往以及他们对卡尔·德莱叶的印象，对于理解卡尔·德莱叶最成功的影片，也是他最爱的一部影片的背景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卡尔·德莱叶作为导演，关系最为密切的两家制片公司是丹麦的北欧公司和帕拉迪昂公司。它们对我们也无私襄助，特别向我们开放了工作照的档案。北欧公司的O.贝里森和帕拉迪昂公司的弗兰克·伦德，还有塔格·尼尔森，帕拉迪昂公司的前任总裁，为我们提供了只有卡尔·德莱叶的至交密友才可能提供的大量信息和帮助。

照片的另一个来源是哥本哈根两份主要的报纸：《贝林时报》和《政治报》。卡尔·德莱叶在做新闻记者的岁月里与之联系紧密。《贝林时报》的晚间版《B.T.》和《政治报》的晚间版《号外报》的电影栏目编辑，对我们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

我们发现丹麦皇家图书馆的资料慷慨地任由学者使用，我们为在那里受到的礼遇而心存感激。1970年夏天，在跟随友好的格蕾特·哈特柳斯学习了丹麦语之后，我们重返丹麦，逗留了一个月，从而得以观看在复活节期间上映的一部电视片，内容是关于卡尔·德莱叶筹划多年的讲述基督生平的影片。

丹麦电台的拉尔斯·格拉夫·尼尔森对卡尔·德莱叶的电影资料进行了旷日持久的研究，经过一番出色的侦查，他在以色列发现了十箱珍藏的资料。他将其带回丹麦，制作了一部电视片，尽可能地再现卡尔·德莱叶头脑中对于基督生平的叙述。尼尔森安排了节目的放映，借给我们一份在以色列发现的资料内容的完备目录，为我们复印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带回家，并赠予我们电视片的剧本。

雷奥·菲舍尔，卡尔·德莱叶多年的律师，对于寻找卡尔·德莱叶在以色列的资料最尽心的人之一，拨冗向我们慷慨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除了丹麦之外，我们还访问了卡尔·德莱叶工作过的其他国家。巴黎的法国电影资料馆为我们提供了堪称“孤本”的照片，玛丽·米尔森算得上是最可爱的东道主。斯德哥尔摩的电影历史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卡尔·德莱叶在瑞典拍摄影片《两个人》时的有趣照片，其馆长尼尔斯-雨果·盖博尔一直有求必应。北欧电影学院则向我们开放了卡尔·德莱叶早期在挪威拍摄影片的资料。

在奥斯陆，通过尼尔斯·布赖斯坦因的帮助，我们拜见了他的父亲伊拉斯谟·布赖斯坦因。在退休前，伊拉斯谟·布赖斯坦因曾是一名活跃的挪威导演。他那愉快而翔实的回忆使我们获益匪浅。也是在奥斯陆，卡尔·德莱叶在巴黎时的朋友，雕刻家埃米尔·利，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向我们讲述拍摄《圣女贞德的受难》时的卡尔·德莱叶以及当时他与卡尔·德莱叶的友谊。我们也有幸查阅了伦敦的英国电影学院的档案。

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艾琳·鲍泽，以及洛杉矶的唐纳德·戴施纳、阿瑟·奈特和马文·沃德，曾给予我们帮助与鼓励，对此我们深表谢意。

由于戴尔·D．德拉姆一病不起，本书的手稿一直搁置到1998年才有了出版的机会。琼·德拉姆对之加以修订，并重访丹麦，研究丹麦电影博物馆(如今是丹麦电影学院的一部分)的资料，自我们于1970年最后一次探访后，其资料又有所增加。在卡尔·德莱叶研究室工作是一种乐趣，谨向该处慷慨提供帮助的友好的工作人员致以无尽的谢意。身为研究者，不可能有更高的期望了。当然还应该特别向伊布·蒙蒂和亚努斯·巴弗德致谢，感谢他们宝贵的帮助与鼓励。这是美好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