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承担了两千多年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主要职责。为了明了在这漫长行程中文化传递的痕迹，就需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图书文化。来新夏编著的《书之传承（时间里的图书史）》分为两篇：上篇主要以图书为主体，讲述图书的出现、发展和历史经历，使人们了解文化传递主渠道的概况；下篇主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汇聚点，虽然并没有讲完整，但了解这些集结点，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足以了解中国图书的演变了。

从周秦时期的竹木简策，到帛书和纸书的交错、相承，图书承担了两千多年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职责。《书之传承（时间里的图书史）》追寻着这漫长行程中文化传递的痕迹，令读者深切体会到中国图书文化的历史价值。

《书之传承（时间里的图书史）》由来新夏编著。

序说

上篇

口传与纪事

简牍与帛书

纸和纸书

雕版·活字·套印

官藏与私藏

从六分到四分

流通与传播

下篇

三·百·千

十三经

二十四史

诸子百家

集

类书

丛书

地方志

兄弟民族文献

《佛藏》与《道藏》

后记

口传与纪事

一、远古的口耳相传

在文字产生以前，人们要想表达自己的思想，交流经验，只有依靠语言。但是，语言只是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既不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也不能永久地保存下来，所以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把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用概括、凝练、便于记忆的语言编成歌谣、口诀和故事等等，教人逐字逐句地记住，需要时便背诵出来。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彼此相告，就可以传到很远的地方；上代传给下代，下代再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又可以传得很久，这就是“传说’，。通过传说，此地方的人可以了解彼地方人的情况，后人能够知道前人的思想和生活情况。我们现在关于远古的一些知识，多半是靠着传说流传下来的，例如伏羲氏创制八卦，女娲氏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教民筑屋，神农氏尝药医病以及大禹治水等等。世界著名的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得赛》，也是靠这种方法流传下来的。

传说是靠口耳相传的，它根基于人们的记忆力，可是人的记忆力毕竟不是录音机，能将别人讲的话原封不动地录制下来。在相互传述的过程中，人们又往往会遗忘一点儿，或是增加一点儿。因此，一件事情，经过若干人的口传之后，就会变得离原样很远，它的真实性自然会受到很大的损害。这就是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古代传说的一个主要原因。

二、结绳、契刻和图画

古人为了弥补记忆力靠不住这个缺陷，想出了许多帮助记忆的办法。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在文字产生以前，曾采用过实物和形象的记事方式来传递文化，这就是结绳、契刻和图画。

所谓“结绳”，就是把绳子打成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结子。人们看到结子的大小、多少和位置，就可以想起每个结所代表的事情。用它传递信息，其他部落的人也能明白打结人的意思。我国远古时代的确流行过这种方法，如汉朝学者郑玄曾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历史上早已不使用，所以很难知道当时怎样结法，也不知道它们都代表什么意义。可是，在我国一些兄弟民族中，有过结绳或类似结绳的风俗，例如台湾的高山族曾结草为约，云南的哈尼族曾结绳进行贸易。在外国，波斯人、秘鲁人也都使用过结绳记事。

结绳的作用，在于它和人们的思想联系起来了。它既可以保存，又可以传递，所以，结绳能够成为交流思想的工具。

除了结绳，我国古代还采用过“契刻”的方式来传递文化。“刻，，是雕刻，“契”是什么？有人说是木版，有人说是骨版。无论木版或骨版，大概是一种能够在上面刻画符号、帮助记忆的材料。这种记事方法在我国历史上也早已不使用了，自然，我们不知道在那上面刻画了些什么和怎样刻画；但我国云南省佤族人曾采用过这种记事方法，云南省博物馆曾收集到佤族的一根传代木刻。木刻两侧刻着许多刻口，每一刻口代表着一桩事情。据介绍，他们每年在第一次吃新米的时候，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然后拿出这根木刻，由一位年老的人讲述每一刻口所代表的事件，从而，本村的历史就这样传递下去，这是古代传播知识的一个典型方式的遗留。

用图画传递信息，较之结绳、契刻更形象易懂。远古的人很早就会绘画，他们由于劳动生产的需要，常把周围环境中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物，画在他们所住的洞穴石壁上，现代考古已经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洞壁上的绘画。这些壁画都画得非常生动逼真，使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意思，譬如要约人去打猎，就画一头鹿或一头野牛和一个手持弓箭的人．作为信件通知其他人。这样，图画就起到了交流思想的作用。起初，人们要把表达的意思画得很细致精确；后来，人们习惯了这些图画，只要用几根线条组织成一个大概的轮廓，就可以使人知道绘画者的意图。这样，图画就逐渐脱离了具体事物的描绘，变为事物的一般意象的代表。人们拿称呼它所代表的东西的名字来称它，这就使得图画和语言结合起来，成为交流思想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最早的文字。这种文字一般称为图画文字或图形文字。我们的汉字，主要是按照这一线索发展而来的。

三、汉字的产生

文字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需要而逐步创造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经过漫长时期而形成的，汉字当然也不例外。P11－14

中国文化的传递，在正式图书出现以前，除口传外，记事传递的方式可分两个阶段：一是文字产生前所采用的结绳、契刻和图画，以实物和形象来记录，可是传递起来比较困难；二是文字产生后以甲骨、钟鼎和石鼓为载体，以文字记事来保存和传递文化，但它们仍然缺乏广泛流通这一图书的重要功能，所以还不能称为正式图书。

中国的正式图书应该说创始于周秦时期的竹木简策，其后历经帛书和纸书等相承和交错阶段。它们承担了两千多年中国文化薪火相传的主要职责。为了明了在这漫长行程中文化传递的痕迹，就需要比较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图书文化。中国的图书文化包含着图书的制作、典藏、整理、编纂和流通诸方面。剖析和阐述这些方面的成就将会自然地显示出中国图书文化的历史价值。

唐以前的中国图书，主要是手写本；唐以后由于新的印刷工艺出现，加速了文化的传递和传播。唐的雕版、宋的活字和明的套印是中国图书文化中印刷工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纸和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发展，使中国文化的保存和传递获得了便利和推动，也使中国图书文化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享有两大发明的荣誉。

图书的装帧随着保护和求美的要求而日益发展。筒书开始使用卷轴，帛书在卷轴外有折叠式的方册，纸书除继续部分地使用卷轴外，大部分都采用册页，从而先后出现了经折、龙鳞、蝴蝶、包背和线装等等不同形式。这些不同形式，不仅有保护图书的作用，还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其中包背装更为当今世界上图书装帧形式所取法。

中国文化遗产丰富，在手写简书阶段已有“学富五车”“积如丘山”的称誉。保存这些财富主要靠官藏。历代都有藏书处所和相应的管理机构，如汉朝“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清朝的“南北七阁”，至今犹可考见规模。私家藏书，唐宋以来日盛，唐代李泌已是“插架三万轴”的私人藏书家。藏书事业的发展，使纸张、印章、款式、装帧、版本各方面，都相应有所改进，使图书文化内容益增灿烂。距今四百余年的明范氏天一阁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它的规制和管理办法至今啧啧人口。其他藩府、地方衙署、书院和寺庙也都有专藏。所有这些编织成一整套典藏图书的体系，使中国图书发挥保存文化的功能基本上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局面。

大量的藏书如不加部分类次则不便使用，历代王朝都有求书、校书活动，并实施一套收集、整理、典藏等措施。图书整理工作的首要问题是分类。中国图书分类的最大特色是建基于学术分类。把图书按学术性质分类最早见于《左传》昭公十二年楚灵王所说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孟子所说“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对图书分类的类下分目有启示作用。秦朝的图书据知至少有国史、诗、书、百家语、医药、卜筮、种树、法令等八类。汉朝由于积极求书，藏书数量激增，汉武帝时便有“积如丘山”的感慨。汉成帝便于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派著名学者刘向主持整理国家藏书工作。刘向第一次提出图书分类的六分法，即按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大类来区分图书。刘向与子刘歆共同撰写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最早的提要目录和分类目录，它比西方的图书分类早达千余年之多。后来，中国又出现过四分、五分和七分等分类法。公元7世纪时，中国图书分类正式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以后虽然有些目录书没有完全按照这一分类，但大多数古典目录书都采用这一分类。

为了使人们能通过图书世代相传地继承和汲取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首先要识字和掌握最基本的常识。于是就有一套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启蒙读物普遍流传，承担灌输知识的任务。这些启蒙读物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三·百·千”之类图书。在过去的时代，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从中接受识字教育。在完成蒙学教育以后，有些人便开始接触以儒学思想为主的各种学识，于是有儒家经典结集的十三经，有自古至明的史事总汇二十四史，有涉及各流派的诸子百家和包含诗文词曲的别集、总集之类。经史子集是传统文化的主要汇聚点。

图书的数量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日益增多，对弘扬中华文化起到重要作用，但给收藏、省览和翻检带来了某些困难，于是从魏晋以来就出现了类书、丛书等图书的再编纂活动。首先出现的是资料汇编式的类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敕撰的《皇览》。这部八百余万字的大书，虽全书已佚，却开后世官修大书之端，对收藏、利用与保存文献有重要作用，并在某些方面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以后梁有《寿光书苑》《华林遍略》；北齐有《修文殿御览》；唐有《艺文类聚》《群书治要》；宋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都是千卷大书。明有《永乐大典》，清有《古今图书集成》，篇帙更多达一两万卷。丛书为群书之府，南北朝时的汇集地记，宋初的佛藏编纂以及宋朝的综合性丛书《儒学警悟》和《百川学海》都是丛书。明清两代，丛书的编纂，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超越前代，尤其是清乾隆时所编《四库全书》更为突出。它不仅丰富了国家藏书的复本量，还对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时期的文化遗产进行了一次系统的整理，虽然为了维护和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目的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损伤，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所起的流传和保存作用，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华民族是善于继承、选择和融合不同文化的，她不仅包含了汉文化以外的各民族文化，而且汲取了佛家等宗教文化。这样，中华文化就在不断吮吸新鲜乳汁，注入新的活力，推陈出新，使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永葆青春，成为民族的主要精神支柱。

当然，以图书为主要传递途径的中华文化并非一帆风顺而毫无艰险。秦始皇焚书就是统治者摧残文化的恶例，历代的兵火变乱和改朝换代也都给图书造成了厄运，因而有五厄以至十厄的概括，乃至清朝对图书的禁毁，都对中华文化的传递产生了消极的作用。中国图书在国内的流通开始很早，官藏从周秦以来，一直进行有限制的开放，在特定范围内流通；私藏则往往通过赠与、借阅和传抄等形式流通。至于作为商品上市则从东汉已有书肆的记载开始，历代都有书坊、书铺和书贩承担着国内的流传任务。而更值得重视的是域外流通。它使中华文化得以普及四方。日本在公元8世纪所编的《日本国现在书目录》就记载了唐时日本已收存的汉文图书近两干部，其中包括医学、诗歌、礼仪、历书等内容。明代在派使出访时往往带图书作礼物，外使来访也往往得到赐书。这些交流对友邦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都有所影响。它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增进了与友好国家的友谊。

中国的图书文化在中华文化的传递、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启迪人民的智慧和开展各国间的文化交流诸方面无疑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历史价值，可以毫无愧色地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可惜的是，人们对中国图书文化知之较少或知之不深，所以感到有必要加以介绍。为了使读者阅读时脉络清晰，上篇主要以图书为主体，讲述图书的出现、发展和历史经历，使人们了解文化传递主渠道的概况；下篇主要讲中国传统文化的几种汇聚点，虽然并没有讲完整，但了解这些集结点，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大致可以满足需要了。

为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流传，在这套丛书中专立了《书之传承》，意在从图书发展角度说明传统文化的薪火传递。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图书产生前的口传纪事和图书产生后的简帛纸书说到图书的收藏、分类与流通等环节，以使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传递的一条主渠道；下篇，从启蒙读物和经史子集说到类书、丛书、方志、佛藏、道藏以及兄弟民族文献，以使人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主要汇聚点。

这套丛书是为普及知识而作，所以我想尽量写得通俗些，但由于本书的内容人们比较生疏，加之我又缺乏这方面的写作经验，虽经努力，仍不免有生涩之处；而且由于篇幅限制，只能凭自己的主观设想，有选择地写这些内容，希望能给读者一个轮廓性的了解，但是否能达到或接近这一要求，则有待于广大读者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