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的年代(1914-1991)》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历史学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最重要的代表著作，历30年而成的全球畅销历史杰作！

他是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眼中的“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他是巴西前总统卢拉眼中的“最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他是尼尔·弗格森眼中的“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年代四部曲”的出版使霍布斯鲍姆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将他的声誉及影响由欧洲扩及全球。很多历史学家囿于单一的历史观念，而霍布斯鲍姆却视野广阔：“17世纪的普遍危机”“双元革命”“传统的发明”“原始的抵抗”“社会盗匪活动”“漫长的19世纪”“简短的20世纪”……他的全局观念以及从纷乱的历史碎片中厘清轮廓的能力是惊人的，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他所关注的历史的一部分维度。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是公认的“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历30年而成的心血巨著，全球持续畅销的历史杰作；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巴西前总统卢拉、意大利总统纳波利塔诺，爱德华·萨义德、尼尔·弗格森、托尼·朱特等欧美著名学者隆重推荐。

霍布斯鲍姆认为，学术不该为少数人服务，因此历时几十年时间写就了这部面向普罗大众、从法国大革命一直讲述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时间跨度达三个世纪的“年代四部曲”。在学者热衷于为大众“制造困惑”的时代，霍布斯鲍姆始终直面现实，坚持明晰流畅的论述和优雅洗练的文风，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和饶有趣味的写作方式，使这四部最高等级的学术著作能为普通大众接受，进而成为历史畅销书。

“年代四部曲”在世界史流行之前就叙述了全球范围的历史，它们不仅无所不包，而且具有全球意义。前三部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带来的资本主义和大众民主的发展。《极端的年代(1914-1991)》的主题则是20世纪的危机。

自出版以来，“年代四部曲”不断再版重印，已成为简明而深刻的历史叙述的经典，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第4部）《极端的年代(1914-1991)》内容简介：

二十世纪，为人类带来所能想象的最大希望，但同时也是摧毁了所有理想的极端年代。霍布斯鲍姆以专业史家的精辟洞见，和积极参与者的热情关怀，记忆了这个我们所由来的世纪。从大灾难的1914，到黄金的60年代，乃至天崩地裂的1991，这是一部短促的二十世纪史、一位宏观史家走过的一生，一个你我都曾或长或短、或深或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故事。

赞誉推荐

作者简介

前言与谢语

鸟瞰本世纪

第一部 大灾难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第五章 共御强敌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第七章 帝国告终

第二部 黄金时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第九章 黄金年代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第三部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第十七章 前卫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1

1992年6月28日，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事先未经宣布，突然造访战火中的萨拉热窝（Sarajevo）。当日的此城，已是一场巴尔干半岛战事的中心焦点，到这年年底，这场战事的牺牲代价将高达15万条人命。密特朗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醒国际舆论，有关波斯尼亚（Bosnia）危机的严重性。的确，看着这位年迈体衰的贵客，在枪林弹雨中来到此地，真是一个令人注目和感佩的镜头。但是密氏之访，却有一层完全为人忽略的理由，虽然这正是此行的中心关键：即他的造访日期。为什么这位法国总统，要特别选在这一天前往萨拉热窝？因为6月28日，正是当年奥匈帝国的王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于1914年在萨城被刺身亡的日子。不过数周时间，这起暗杀事件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凡是密特朗这个年纪的欧洲人，只要读过几年书，此时、此地，与当年那场由政治错误与失算导致的历史性大灾难，其间的种种纠缠、关联，一定会立刻浮上心头，再度闪现眼前。今日的波斯尼亚，又一次陷入危急关头，还有什么行动，能比选上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来访，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更令人正视这场危机的涵义呢？可是除了少数几名专业史学家和年纪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这层强烈的暗示意义。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

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这种与过去割裂断绝的现象，可说是20世纪末期最大也最怪异的特色之一。许许多多身处世纪末的青年男女，他们的成长背景，似乎是一种永远的现在，与这个时代的众人的共同过去，缺乏任何有机的联系。因此在这个两千年纪元将尽之际，历史学者的地位遂愈发比以前重要；因为他们的任务，便是记住已经为其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的角色也应该比以前扩大，不再只是单纯地作为一名记年记事、搜集资料的人，虽然这些也是他们的必要功能。回到1989年际，如果能举办一场国际研讨会，回顾一下两次大战后实行的和平解决方案，相信各国政府、尤其是高级外交官，必能由此获益匪浅。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显然都早已忘记当年是怎么一回事了。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1914－1991年间的“短促二十世纪”；不过本书的目的，并不在回述发生于这段时期的往事。当然，任何一个被他的学生问过下面这样一个问题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有关当年的一些基本常识，在今天也不能视作理所当然了。我的一位聪明的美国弟子问道，既然有所谓“二次大战”，是否表示从前还有过一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本人写作本书的宗旨，是为求了解、阐释为什么事情会如此发展，以及彼此之间有何意义关联可言。而对于一辈子走过“短促二十世纪”年月，如我这般年龄的人来说，本书不免亦有一种自传性的意味。我们等于是在叙述、详谈（以及在纠正）我们自己记忆中的往事啊。而且，我们是以男女演员的身份——不论我们的角色是多么渺小，不管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份角色——回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在那个大时代历史舞台之上演的一出戏剧。而同时呢，我们也如同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时代；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个世纪持有的观点，正是受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关键时刻的影响所形成的。我们的一生，是这个世纪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凡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读者，比如在本书写作之际才进入大学求学的学子，请不要忘记这个重点。对各位来说，甚至连越战也是古老的史前事情了。

可是对于我这一代，以及具有以上这种背景的历史学者来说，过去永远不能抹去。因为我们所属的时代，是一个依然以公众人物或公众事件为街道及公共场所命名的年月（如战前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以及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铁站）。那个时候，和约书上依然有人签字，因此也得有个名字以供辨认（如《凡尔赛和约》；那时候的战争纪念碑，也仍旧令人怀想起过去的年月。因为当其时也，公众事件仍然是我们生活肌理中紧密的一部分，而非仅是我们私人生活里画下的一个记号而已。它们左右了我们的人生，于公、于私，都塑造了我们生活的内容。对于作者本人来说，1933年的1月30日，当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的那一天，并不单纯是日历上的随便哪个日子。而是柏林的一个冬日午后，一个15岁的少年，在威尔默斯多夫（Wilmersdorf，西柏林一个区）附近的学校放学之后，正与他的妹妹一起往哈伦塞（Halensee）回家途中，看到了这个头条消息。即使到现在，我还可以想见这则新闻，仿佛梦境一般。

可是拥有这一段成为今生永不可分离的过去的人们，并不仅限于这位执笔作书的老迈史者。在广大无垠的地表之上，但凡有一定年纪之人，无论个人背景或人生经历如何，都尝过这同样一段重要经验。它为我们全体戴上标记，就某种程度而言，更出以同样方式。80年代末裂作数片的世界，其实正是1917年俄国革命冲击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们众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迹；只是我们都习惯用二元对立思考，将现代工业经济分成“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绝对选择，才能想明白。一个代表着以苏联为模式的经济体制，另一个则把其余的全部照单齐收。现在看来，情况应该比较清楚，这种二分法实在是一种武断、甚至近乎不自然的思考构造，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有所了解。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即使作者在此刻执笔之际，就算用回溯的眼光望去，的确也难再找出其他比此更为实在的区分方法，亦即将美国、日本、瑞典、巴西、韩国，一古脑全部并作一堆。并把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式经济体系，与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算作另外一边——虽然后者显然并不曾像前者一般，于80年代以后一齐纷纷瓦解。

更何况，在十月革命震荡终结之后存活下来的世界，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一方的制度前提作为模式来形成的。失败的一方，或是那些与失败者有所勾结的国家，非但销声匿迹，而且根本被逐出历史及精神生活。唯有在“善恶”之争的精神大战里，尚扮演着“仇敌”的角色。（这种下场，可能同样也正发生于输掉了20世纪下半期的冷战者身上，只是程度也许不同，为期不致如此长久。）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仰战争的世纪里度过一生，如此活受罪，正是其中必须忍受的代价之一。编狭、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连那些自诩思想多元开放的人，也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大到可以容纳各种对立竞争的世俗信仰永久并存的地步。信仰或意识形态的争执对峙——正如这个世纪历历所见的此类冲突——往往给历史学家寻找真相的路途造成重重障碍。史家的主要任务，并不在判定谁是谁非，而在力求了解那些最不能为我们所理解的事物。但是挡在了解道上的路障，不只有我们本身固执的想法，也还有形成这种种想法的历史人生经验。前一种障碍，比较容易克服，因为我们大家都熟悉的那句法国谚语：“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tout comprendre c’st tout Pardonner），其实并不正确，其中并没有真理存在。我们去了解德国历史上的纳粹时期，并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中予以观照，决非去原谅种族屠杀罪行。总而言之，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个不寻常世纪的人，自然都免不了对它有些意见。而了解，才是最困难的一门功课。

P3-6

任何一位当代人欲写作20世纪历史，都与他或她处理历史上其他任何时期不同。不为别的，单单就因为我们身在其中，自然不可能像研究过去的时期一般，可以（而且必须）由外向内观察，经由该时期的二手（甚至三手）资料，或依后代的史家撰述为凭。作为本书作者，本人一生的经历，恰与本书讨论的大部分时期重叠。其中多数时候，从青少年岁月开始，一直迄今，我对公共事务均极敏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以一个当代人的身分，而非以学者角色，聚积了个人对世事的观感与偏见。也正是因为这种缘故，这一辈子作为学史之人的学术生涯之中，多数时间，我始终避免将亲身所处的从1914年以来的时代当作研究题目。不过我倒不回避以其他身份，对这个时代发表见解。“本人的研究专期”——借用史学界的术语来说——乃是19世纪。但在此刻，我却觉得已经可以从某种历史角度，对1914年以来到苏维埃年代结束之间的“短促二十世纪”（ShortTwentieth Century），进行一番观察。有关这段时期的学术文献及档案史料，历来已经在人数同样盛大的本世纪历史学者努力之下堆积如山。但是作者对这个时期的认识，除了极少处偶尔引用之外，却不是根据这些纸上来源。

关于目前这个世纪的史料如此浩瀚，绝非任何一己之力所可窥其全貌，甚至仅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我们对这段史实熟悉的程度，绝对不可能如同——比方说——研究古典文物制度或古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的史学家们，对那漫长年月里写下的片纸只字，以及一切有关那漫长年月的著作论述所认识得那般深厚。然而即使有此作为借口，本人对这个时代的认识，若以当代史学界的博学功力判断，也实在有失零星片断。我所能做的最大努力，只有向那些特别尖锐、最有争议的题目之中深入挖掘——比方冷战史实或30年代历史——以满足我自己的要求为止；也就是说本书所陈列的观点，都能在专家研究的明察秋毫之下站得住脚。当然，我的企图不可能完全成功。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一定暴露了我的无知，以及某些具有争议的论点。

因此，本书的立足基点，看起来自然有几分奇特不平衡。它的资料来源，除了多年来广泛芜杂的多方阅读之外，并有本人在“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执教时，在研究生课堂上讲授20世纪史所必须涉猎的各种著作。除此，我也以一个亲身经历“短促二十世纪”者的身份，累积了许多个人对当代的知识、回忆及意见，亦即扮演社会人种学家所谓的“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或者索性归之于一名周游过许多国家、并且随时张大眼睛四下观看的旅行者身份，也就是我的祖先称之为“好管闲事之人”吧。这一类经验的历史价值，其可贵并不在我身历其境、亲临重大的历史现场；也不在于我知晓、甚或亲眼见过创造历史的大人物或政治家。事实上，根据本人偶尔在这一国或那一国（主要以拉丁美洲为主）扮演新闻工作者四下打听的经验发现，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无甚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多是为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不过，能够亲自认识人、地、物，虽然难免有主观误导之嫌，却也使人获益匪浅。也许单单是30年的光阴过去，亲眼看见同一个城市今昔之比——不论是西班牙的瓦伦西亚（Valencia）或西西里的巴勒莫（Palermo）——就足以使人惊觉本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之中，社会变迁之迅速与巨大。又或许是几句多年前的对话，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深藏在记忆之中，以备将来不时之需所用。如果作为一名史家，能够将这个世纪整理出一点意义，多半归因于本人时时观察聆听的结果。希望以此所得的一点心得，可以经由本书传送给读者一点信息。

本书写作的来源，当然也少不了我的诸位同事、学生，以及其他在本书写作之际，被我强行打扰的任何一位。在某些方面，欠下的人情自然很多。有关科学的篇章，承蒙我的朋友艾伦·梦凯（Alan Mackay FRS）及约翰·梦达克斯（JohnMaddox）的校正，艾伦不但是一位结晶学的权威，而且更如百科全书般博闻强记。经济发展方面的部分文字，有我在“新学院”的同仁，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兰斯·泰勒（Lance Taylor）亲自校读。更多的地方，则有赖大量阅读论文、聆听讨论，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Development Economic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UNU/WIDER）举办的多项总体经济问题研讨会上，仔细竖耳倾听获得的心得。这个位于赫尔辛基（Helsinki）的研究机构，在贾亚瓦德纳博士（Dr.Laljayawardena）的领导之下，已成为国际一大主要研讨重地。整体而言，本人以麦克唐纳·道格拉斯（McDonell Douglas）访问学者的身份，在这家令人仰慕的学术机构停留的那几年夏天中，所获裨益实在匪浅。这个协会以其接近苏联的地理之便，兼以其对苏联最后几年事务的学术关心，让我得到直接感受的良机。对于我所请教的人士的建议，虽然在此并未一一采纳；如在我笔下呈现谬误，也是作者一人之过。从同仁之间的研讨会上，我也受惠良多，学术中人在这类场合会面，主要是为了彼此挖掘知识。但是本人正式或非正式请教过的同仁如此之多，不可能一一在此致谢。甚至从我有幸执教的新学院各国弟子之中，也随带获得了许多真实资料，在此也无法分别列出。不过其中我要特别感谢厄古特（Ferdan Ergut）及朱尔卡（Alex Julca）交呈的学期报告，大大扩展了我对土耳其革命及第三世界移民与社会流动的视野。我也要感谢学生吉塞克（Margarita Giesecke）所作《论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APRA）及1932年秘鲁真理城（Trujillo）叛乱》的博士论文。

随着时间愈接近现在，20世纪史家的工作愈得求助于两项资料来源：一是报刊，一是统计调查报告。前者包括每天的日报或定期刊物，后者包括由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搜集举办的各项经济及多方调查统计。伦敦的《卫报》（Guardian）、《财经时报》（Financial Times）、以及《纽约时报》（New YorkTimes）自然是我要感谢的三家大报。至于联合国及其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各种刊物，也为我提供了无数宝贵资料，谨在书目中一一敬列。而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League ofNations）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全然失败，但是国联在经济事物调查分析上所做的无价贡献，尤以其首创的堪称为最高峰的《工业化与世界贸易》（Industrializationand World Trade，1945），却值得我深致感谢。上述一切都是着手进行任何有关本世纪经济、社会、文化等变迁的讨论时，不可或缺的参考来源。

本书所叙各项内容，除了明显属于作者个人的判断观点之处，其余便只有恳请读者包涵，完全以信任作为原则了。作者认为，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样一本书中引经据典，或显露任何卖弄学问之嫌。下笔之际，我尽量将参照引用的地方，局限于实际原文以及各项统计量化数据的原始出处——有时候来源不同，数字亦有差异——偶尔也引用一些出典，以佐证某些可能会令读者觉得不比寻常、意想不到、或不甚熟悉的陈述文字；或作者本人某些具有争议性的看法，也需要一点其他的意见参考。这一类的参考出处，在文中都用括号注明；其篇章全名，则在书末列出。但是这份书目不过是一张书单，仅用以详列本书中直接引述或提及的文字来源，其目的并不在提供一份进一步系统化研读的指南。有关进一步阅读的指南，本书后面另外有一份推荐书单。总而言之，以上所言的参考来源和书中页下附列的注脚，其用意并不相同，后者纯粹是为正文提供解说定义而作。

不过，在此作者依然应该点出某几部特别值得致意，或仰赖尤重的大作，以免原作者误会本人不知感谢。总的来说，我欠两位友人的研究成果尤深：一位是勤于搜集量化数据，孜孜不倦的经济史家贝罗赫（Paul Bairoch）；另一位是曾担任“匈牙利科学院”（The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长的贝伦德（Lvan Berend）。作者之所以有“短促二十世纪”的概念，原始构想即来自这两位友人。至于二次大战后的世界政治通史方面，卡佛柯瑞西（P.Galvocoressi）所著的《1945年以来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 Since 1945），为我提供了最翔实可靠，有时却辛辣锋利——此情自可体会——的指南向导。有关二次大战的题目，米瓦德（Alan Milward）的精彩杰作《战争、经济、社会：1939－1945》（War，Economy and Society1939－1945），令我获益尤多。而1945年的经济事务，作者发现魏氏（Herman Van der Wee）所著的《繁荣与变乱：1945- 1980》（Prosperity and Upheaval The World Economy 1945- 1980），以及阿姆斯特朗、格兰、哈里逊（Philip Armstrong，Andrew Glyn，John Harrison）三位合著的《1945年以来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Since 1945）所提供的内容最为有用。此外，毕克（Martin Walker）的《冷战》（Cold War）一书，其分量实际上远比一般书评的评价高得多，值得我们看重。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的消长，本人要特别感谢伦敦大学玛丽皇后暨威斯特费德学院（Queen Mary and Westfield College，University of London）的萨松博士（Dr.Donald Sassoon），他慨然将其这方面的未完巨著，借与我先行阅读。苏联方面的历史，我要特别感谢列文（Moshe Lewin）、诺夫（Alec Nove）、戴维斯（R.W.Davies）、费兹派区克（Sheila Fitzpatrick）几位的研究成果；中国方面，要感谢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舒朗（Stuart Sehram）；伊斯兰世界，要感谢拉比达斯（lraLapidus）、凯迪（Nikki Keddie）。书中有关艺术的论点，则得益于威列特（John Willet）论魏玛文化方面的著作（加上他本人的谈话），并要感谢赫斯凯（Francis Haskell）。至于本书第六章得助于格拉佛拉（Lynn Garafola）所著的《佳吉列夫》（Diaghilev），自是明显不过。

我还要特别向以下实际参与本书制作过程的多位人士，表示深深谢忱。首先，是我的两位研究助理：伦敦的贝德福（Joanna Bedford）以及纽约的葛兰德（Lise Grande）两位女士。在此，我要特别强调对葛兰德小姐深致谢意。若无她的杰出表现与无尽付出，本人在学识认知上出现的巨大疏漏，势将永远无法填补；许多半记半忘的事迹及出处，也不可能予以一一查证。我也要特地感谢为我打字誊稿的西尔斯（Ruth Syers）以及马伦尼·霍布斯邦（Marlene Hobsbawm）。后者系以一名对现代世界持极大兴趣，却非学术身份的读者的观点，预读书中篇章。本书的写作，就是以马伦尼这样的读者为对象的。

前面，作者已经表明对新学院诸弟子的无尽谢意，有他们耐心聆听我在台上讲授，种种观念与阐释方能在其中逐渐成形，在此，我将本书敬献给他们。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93－1994年写于伦敦-纽约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饱含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英国前首相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20世纪最清醒、深睿、无畏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影响，已经流淌进了巴西的血液。

——巴西前总统 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并对政治充满激情……一位把历史研究带出象牙之塔，带给普罗大众的伟大学者。

——英国工党领袖 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

很难想象除了霍布斯鲍姆，还有谁能持续写出如此高水平的著作：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代表了战后史学写作的高峰。别人激动、喧闹，霍布斯鲍姆冷静；别人愤怒、粗心，他讽刺挖苦、不偏不倚；别人求助于陈词滥调或体系时，他明察秋毫。他写出这四本书这一成就最吸引人之处在于他贯穿始终的泰然自若。既非过于单纯，又不太过世故、愤世嫉俗，他恢复了人们对理性探究的信心；他的文笔像一位优秀的中长跑选手一样柔韧、举重若轻，他追溯了现代性的出现、巩固、获胜和衰落。

——著名学者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霍布斯鲍姆的政治立场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一位真正伟大的历史学家。我依然认为霍布斯鲍姆“年代四部曲”仍是英语作品中近现代世界史的最佳入门读物……他最好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我和他都认为，是经济变化塑造了现代世界。他站在工人和农民一边，我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

——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任何他所涉猎的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理解。而如果他没有成为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他将仅仅作为20世纪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而被人铭记。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战后欧洲史》作者 托尼·朱特（Tony Judt）

当你合上霍布斯鲍姆的某一本书时，感觉就像结束了一场激烈的壁球比赛，筋疲力尽而又倍受鼓舞。

——著名经济史学家、《国富国穷》（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作者 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

霍布斯鲍姆已经阐明了许多题材和论点，从17世纪到20世纪末、从印度到拉丁美洲，其涵盖面之广令人诧异。他拥有极富创意的心灵和罕见的天赋，得以构思出新的概念并加以宣扬，而且这些新概念对之后的历史创作影响深远。就史学方面的才智而言，学界无人可出其右。

——著名学者 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

霍布斯鲍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面要归因于他对一切事物的无尽好奇心，以及他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这样的世界主义大都市的成长经历。

——著名历史学家、《第三帝国三部曲》作者 理查德·J·埃文斯（Richard J. Evans）

与这位瘦削的老者聊上几句，你就会被他带回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再平庸的人，与霍布斯鲍姆相处过一段时间，都会变得睿智而心思缜密……他深谙畅销读物的写作技巧，那些以工业和帝国为主题的系列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这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老学究所不及的。

——英国新锐历史学家、工党下院议员 特里斯特拉姆·亨特（Tristram Hunt）

霍布斯鲍姆是现代权威的史学家……他开创了对公众抗议、暴乱和起义的研究，他的著作对社会科学家和对历史学家一样重要。

——《泰晤士报》（The Times）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可以说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史学家，是极少数真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之一……无论是在对细枝末节的掌握上，还是在非凡的综合能力上，罕有其匹。

——《卫报》（The Guardian）

他似乎既从容不迫又熟练自在地徜徉于许多地点、主题和世纪之中，时而语带幽默并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天分。尽管霍布斯鲍姆的特质与布罗代尔颇为不同，但他拥有同样宽阔的视野、深入的观察能力、朝气蓬勃的精神以及(不得不再度强调的）天分。

——《世界报》（Le Monde）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一本严肃、精彩、雄辩而引人入胜的书。

——剑桥大学教授 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

这部作品的分析博学、精彩而富挑战性，它对文学、美学与科技成就的清晰阐述不仅视野宽广，而且颇具新意。

——《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他的两部关于西方现代社会起源的伟大著述——《革命的年代：1789～1848》与《资本的年代：1848～1875》——已经成为所有受过教育的英国人的精神财富的组成部分。

——《观察家》（The Observer）

这本精彩的书每一页都闪耀着光芒……以其令人折服的判断力，挑选出了基本的主题，并通过丰富的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例证对主题进行阐释……真是一本了不起的书！看在老天的分上，也为了你自己，读这本书吧。

——《卫报》（The Guardian）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相比标新立异和故作高深，使作品变得简洁、生动、有趣，远需要更多的天赋和勇气。这部出色的作品就充分显示了这两种品质。如同前两部作品，浩如烟海的知识在书中举重若轻，旁征博引的能力也无人能及。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大卫·坎纳丁（David Cannadine）

《极端的年代：1914～1991》

《极端的年代》是杰出的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对20世纪的个人洞见。这本极其值得阅读的好书视野开阔，学识渊博，激动人心。它回顾了人类灾难不断的20世纪兼具毁灭性和创造性的独特本质，并对未来提出了挑战性的预言。

——《旁观者》（The Specta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