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年代(1789-1848)》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史诗巨著。世界主义的历史叙述和优雅文笔的完美结合。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全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1789-1848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作一概要阐述。

《革命的年代(1789-1848)》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

《革命的年代(1789-1848)》讲述了：19世纪，一个以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为主轴的世纪，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于革命的硝烟中诞生。革命的年代是一场新旧交替的双元大爆发，旧经济被碾碎于工业革命的巨轮下，旧制度被送上民主断头台。自此，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自由主义功利政治携手改造欧洲，从而开启由欧洲主导的现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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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序言

导言

第一篇 发展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业革命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义

第二篇 结果

 第八章 土地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第十四章 艺术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就其本来的情况而言，1789年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谁若没认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认识了这个世界。像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城市从未特别繁荣兴旺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虽然已经衰落，但城市的传统依然很强烈。即使是这样的地区，乡村或者说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特别高。据我们所掌握的估汁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地区，农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农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一比例则提高到90％以上。事实上，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4／5的欧洲大同。即使以英国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然，“城市”(urban)这个词的含义模棱两可。按照我们现代的标准，1789年时，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大都市的欧洲城市只有两个：伦敦和巴黎，它们的人口分别为约100万和50万。人口在10万或10万以上的城市大约有20个，其中，法国有两个，德意志有两个，西班牙大概有四个，意大利大约有五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传统上是城市的故乡)，俄国有两个，葡萄牙、波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和奥斯曼的欧洲部分各一个。我们所谓的城市，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城镇，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种小城镇里。小镇的巾央是教堂广场，四周耸立着公共建筑和贵族宅邸，人们只需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广场走到农场。1834年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后半段，当时奥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镇里，但即便在当时，城镇人口的3／4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两万的小城镇里，约有半数生活在人口规模2000～5000的小城镇。这些就是法国的短期雇工们在其法兰西之旅(Tour de France)时漫游过的城市。巾于随后几个世纪的萧条停滞，这些城镇16世纪的外貌就像琥珀中的苍蝇一样，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呈现的宁静色彩，正是唤醒德意志浪漫诗人抒发其热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耸立在小镇上；在这些泥泞的城镇里，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犹太人崇拜他们神奇的犹太教教士，而正统的犹太人则在这里为神圣法律中的细枝末节辩论不休；果戈理(Gogol)小说中的钦差大臣驱车人城，来这里恐吓富贵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r)则在这里思索购买死者灵魂之事宜。但是，满腔热情、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来自于这样的城镇，他们发动革命或赚取第一笔财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罗伯斯庇尔来自于阿拉斯(Arras)，巴贝夫(GracchusBabeuf)来自于圣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仑则是阿雅克修(Aiac．cio)人。

这些地方城镇虽然很小，却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里人头脑灵活而又见多识广，他们瞧不起那些来自周围乡村四肢发达、行动迟缓、无知愚钝的乡下人。[从当时社会上那些注重实际之人的标准看来，死气沉沉的乡间城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德意志很多通俗喜剧对待偏僻闭塞的小镇(Kraehwinkel)就像对乡下佬(显然他更土气)那样，严厉地大肆嘲讽。]城乡之间，确切地说，在城市职业和农业劳动问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在许多国家，靠着税务壁垒，有时甚至是用旧城墙硬把两者区分开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普鲁士，政府急于把纳税人置于适当的监督之下，想方设法把城市活动与乡村活动实质上完全分隔开来。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没有做出如此严格区分的地方，人们通常也能从外貌上认出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在东欧的广阔大地之上，城里居民就像是一个个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岛。即使他们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属于同一民族，城里人的外表与周围农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穿着打扮不一样。的确，除了从事室内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人以外，城里人多数个子较高，尽管他们的身体也许比较纤弱。[例如，1823～1827年，布鲁塞尔城里人的平均身高要比附近的农村人高出三厘米，在鲁文(Lou-vain)，城里人比农村来的人平均高两厘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大量的军方统计资料可资佐证，尽管所有资料都是19世纪的。]他们思维敏捷，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可能，而且肯定为此而自豪。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与农村人一样封闭，他们不了解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愚昧无知的程度与农村人也没什么差别。

地方上的城镇实际上仍然从属于所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它靠周围的农民和自己的劳作维生(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此外几乎别无生活来源。城市里的专业人士和巾产阶级通常都是谷物和牲畜交易商、农产品加工者、律师和公汪人(他们为拥有土地的贵族们处理其财产事务或无休无止的诉讼)、商人一企业家(他们为农村中从事纺织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以及颇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贵族及教会人士。城里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为附近农民以及靠附近农民维生的城里人提供服务。地方小城镇在中世纪晚期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从那以后，它已经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产品的制造业中心，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中继站。由于它的衰落，它便越来越顽固地坚持它对市场的地方性垄断，庇护市场，排斥一切外来者。年轻激进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种地方主义，主要便是从这种经济自卫运动中产生的。在南欧，乡绅有时甚至是贵族都居住在小城镇里，他们靠地租维生。在德意志，有无数小诸侯的领地，本身不过是一些大庄园，诸侯领地上的官僚靠着从老实本分的农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满足诸侯殿下的欲望。18世纪晚期，地方城镇可能仍是一个繁荣而发展中的社会，尽管主宰城市风貌的是带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风格的石砌建筑，但它们依然是西欧部分地区的见证。它们的繁荣来自农村。P014-016

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叙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国和英国，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转变的基础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是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个样同感遗憾。

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破，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作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巾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D．Bernal)、戴金(Douglas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哈斯克尔(n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G．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F．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61年12月于伦敦

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剑桥大学教授：一本严肃、精彩、雄辩而引人入胜的书。

《英国历史评论》(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这部作品的分析博学、精彩而富挑战性，它对文学、美学与科技成就的清晰阐述不仅视野宽广，而且颇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