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力求总结和回顾中华文明的全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在内容结构上，既具有一定的深度，又具有相当的广博性，既有严谨、准确的学术价值，又有活泼、流畅的可读性。童超主编的《晚清五十年》综合了大规模学术著作的系统性、严密性和普及读物的全面性、简易性，它既可作为大型工具书检索中华文明的各个成分，又可作为通俗的读物进行浏览。

童超主编的《晚清五十年》介绍了，晚清五十年，用李鸿章的话说，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这是中国崛起的前奏期。新问题、新事物、新气象、新思潮在晚清的磕磕碰碰中开始凸现。晚清五十年，是中国封建王朝没落衰亡的五十年，旧思想、旧风俗、旧制度、旧体系在内忧外患的作用下，被新的潮流摧枯拉朽，抛弃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晚清的中国，中西方的交冲，新与旧的消长，中国的政治格局在这种动荡变化中展开。秋风宝剑孤臣泪，天公不语对枯棋。在时代大潮的激荡中，晚清的权贵、社会的精英，在悲凉和愤慨的交织中，让中国在现代化的、融入世界的道路上蹒跚行走。

辛酉政变

慈禧太后垂帘听政

总理衙门建立

太平天国的末路

捻军反清

说不尽的曾国藩

“三千里外觅封侯”的李鸿章

红顶商人胡雪岩

被迷雾笼罩的“刺马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洋务运动

张之洞与近代重工业

第一位驻外公使的悲情人生

安德海出京

天津教案

孝哲皇后阿鲁特氏

丁戊奇荒

左宗棠收复新疆

刘永福与黑旗军

冯子材大败法军

刘铭传誓守台湾

北洋海军建成

甲午风云

《马关条约》的签订

颐和园建成

列强瓜分势力范围

郑观应“盛世”发危言

公车上书

百日维新

戊戌六君子

百年学府京师大学堂建立

两代帝师翁同稣

大太监李莲英

珍妃之死

梁启超和新文体

义和团廊坊大捷

八国联军进北京

光绪帝的悲苦人生

一代权臣李鸿章之死

“中国西学第一人”严复

译者林纾与文学翻译

晚清留学潮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苏报》案

敦煌藏经洞的浩劫

殷墟甲骨惊世再现

孙中山刨立同盟会

废除科举制

“弃官从商”的状元张謇

詹天佑和京张铁路

民主革命家黄兴

鉴湖女侠秋瑾

中国航空第一人冯如

清政府仿行立宪

“慈禧时代”的落幕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保路运动

武昌起义的枪声

“蝴蝶舞后”容龄

末代皇帝溥仪

娱乐文化之新潮

晚清不平等条约

风雨历程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正式建立之后，不仅成了清政府的外交机构，还成了与军机处并驾齐驱的权力部门。而总理衙门的组织结构也是效仿军机处建立的，主要由总理大臣和章京组成。首席总理大臣一人，由亲王等皇族兼领。奕任总理衙门的首席总理大臣时间最长，长达二十八年。总理大臣总体上无固定数额，总理衙门初设时，由奕、桂良、文祥三人担任，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在内部组织上，由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及清档房、司务厅组成，每个股办理与自己管辖范围相关的对外事务，责任明确。在京师有海关总税务司及京师同文馆两个附属机构，抽调各衙门章京，分属办事。

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之后，随着奕权势的提升，总理衙门的地位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总理衙门管辖的范围一步步拓展，凡是和外国有关的且不属于六部管辖范围的，都划归总理衙门管辖。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传教等，都是总理衙门的管辖范围。

在洋务运动时期，总理衙门又成了洋务运动的中枢。在奕等洋务派的作用下，总理衙门成了“洋务内阁”，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筹建军事工业还是兴办民用工业，都能看见总理衙门的身影。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曾说：“洋务关键，在南北洋通商大臣，而总理衙门揽其全局。”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对近代中国还是发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的。

到了清朝末年，由于清政府已经沉疴在身、积重难返和列强的进一步掠夺，加上一次惨痛的甲午中日战争，使大清帝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总理衙门的地位也因洋务运动不见成效而日渐衰弱。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开始对总理衙门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抱怨，经常指责总理衙门各部分分属机构职责不清、办事拖延。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及亲信仓皇出逃西安，并再次被迫向列强求和。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在条约中，列强要求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首。清政府只好照办。此后，按照列强的要求，在外务部之外陆续增设了商务、学部、邮传部、陆军部等机构，行使原总理衙门的其他部分职权。

从1861年正式建立，到1901年最终被裁撤，总理衙门走过了四十年的风雨历程。在这段历程中，总理衙门在晚清的政局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甚至与军机处同时成了清政府的权力核心。总理衙门的设立是因为列强的压力，总理衙门的撤销同样是迫于列强的压力，这样的命运已经说明了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当一个国家丧失了独立发展的能力时，命运就将悬于他国的好恶之间。P16-17

1864年，同1840年一样，也是晚清历史上一个标志性年代。在末代王朝苟延残喘的最后五十年间(1864～1911)，随着古老中国愈陷愈深地沉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炎黄子孙日益迫近地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

这是国人不堪回首之痛。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甲午战争的全军覆灭，《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而昏聩腐朽的清朝廷却在坐视国难，制造一起起“北洋海军的战舰全部覆没，只有颐和园的石头船永远不沉”的悲剧。

这是民族不能忘却之殇。19世纪末的列强瓜分狂潮带给国人的伤痛犹未平复，八国联军的铁蹄炮火就将北京城肆意洗劫烧杀，还有那一次次救国运动受到的残酷镇压，那一个个英勇身影的轰然倒下，都如此触目惊心。

民族的耻辱撞击着每一个国人的心灵，国家的危难拷问着每位志士的灵魂。当旧的大厦被一步步摧毁，整个社会酝酿着变革与更新。有人在抗争，是太平天国的风起云涌，是捻军的揭竿而起，是义和团的愤然杀敌；有人在图强，是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张謇等实业家的“实业救国”，是詹天佑等留洋学生的科技振兴；有人在唤醒，是郑观应的“盛世发危言”，是浩浩荡荡的晚清留学潮，是谴责小说及各类近代报刊的猛烈抨击；有人在变革，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是戊戌六君子的献身变法，是翁同龢等有识朝臣的不遗余力；有人在颠覆，是孙中山建立同盟会的创举，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壮行，是武昌起义的枪声，以致末代朝廷的最终让位。

五十年的晚清历史，五十年的风雨苍黄，五十年的山河巨变。中华民族因遭受内忧外患双重打击而身患重病之际，却得以在绝望中萌发生机，在苦难中孕育希望，在腐朽中诞生神奇。反观那百余年前的民族危机，今天的我们便不应只看到焦灼的创伤，只听到绝望的哀号，只感到无力的挣扎，更应透视那浴火重生的壮烈一幕。这让我们不忘耻辱而不自轻自弃，身系千钧而能勇敢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