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155年－220年），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汉族。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三国中曹魏政权的缔造者，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了中国北方，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张作耀编著的《曹操传(精)》为其作传，对曹操的事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诸多重要思想及其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的诸多评议都是作了评述。

曹操(155-220)，东汉末年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文学家，三国魏的实际建立者。他倥偬军旅数十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打下了北方一片天下。张作耀编著的《曹操传(精)》取材丰富，对曹操的事功进行了全面总结，对其诸多重要思想及其实践，以及中国历史上对曹操的诸多评议都作了论述，为人谲诈的一面也如突作出了反映和评论。一个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卓越贡献、既智且诈的历史人物跃然纸上。

绪言

第一章 动荡的社会背景

第二章 家世源流及其青少年时代

 一、“莫能审其生出本末”

 二、任侠放荡的少年时代

 三、初入仕途，勇向权贵和陋习挑战

 四、不愿违道取容，称疾归里

第三章 陈留起兵到中原始逐鹿

 一、拒绝参加“谋废灵帝”的行动

 二、陈留起兵

 三、“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四、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壮大自己

 五、中原始逐鹿

第四章 迎帝都许

 一、迎帝都许

 二、百官总已以听

 三、重用贤能

第五章 推行屯田

 一、取“先代之良式”以为“定国之术”

 二、许下屯田

 三、不断完善屯田制度

 四、曹操建置屯田的历史作用与影响

第六章 初试“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南征张绣

 二、东讨袁术

 三、长驱伐吕布

第七章 平定袁绍父子和北征乌桓

 一、官渡胜袁绍

 二、讨平袁氏兄弟

 三、北征乌桓

第八章 兵败赤壁

 一、间行轻进取荆州

 二、初战失利

 三、兵败赤壁

第九章 外备边防，内固权力

 一、军谯备战

 二、让县明志

 三、加强集权

第十章 西征马超与韩遂

 一、渡蒲阪，据河西，结营渭南

 二、巧施离间

 三、“兵之变化非一道”

第十一章 军败叹赞孙仲谋

 一、阮璃捉刀胁孙权

 二、军败叹赞孙仲谋

 三、密教张辽破敌军

 四、屡屡用兵无大功

第十二章 得陇不复望蜀

 一、遥制兵，夏侯渊建功西北

 二、亲督将，张鲁畏服封侯

 三、失掉“望蜀”的机会

 四、汉中不复再有

第十三章 封公建国，晋爵为王

 一、封公建国

 二、晋爵为王，设天子旌旗

第十四章 联吴击关羽

 -、“水淹七军”

 二、联吴击关羽

 三、军事决策上的新观念

第十五章 尚礼崇法，不信天命

 一、尚仁重德，倡礼嘉义

 二、峻刑苛法

 三、“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第十六章 用人重谋，举贤勿拘品行

 一、“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

 二、用人重谋，“诫在面从”

 三、惟才是举

 四、不拘一格用人

 五、不用则杀之

第十七章 抑制兼并，改革租税制度

 一、重豪强兼并之法

 二、减轻赋役，恤民疾苦

 三、改税制，开租调制之先

 四、重视水利事业，倡行盐铁官营

第十八章 整顿风俗，倡办教育

 一、整顿社会风俗

 二、以先王之道为教

 三、戒奢尚俭

 四、本着移风易俗的精神安排丧事

第十九章 文学贡献

 一、继承并推动了乐府诗的发展

 二、歌以咏志——曹操的文学思想

 三、“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乐府诗的特点

 四、“改造文章的祖师”——曹操散文的特点

 五、建安文学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第二十章 多才多艺及其谲诈性格

 一、喜好艺术

 二、好养性之法，善结方术之士

 三、两重性性格

第二十一章 妻妾及子女

 一、卞后与丁夫人

 二、曹昂、曹冲、曹衮和曹彪

 三、曹丕、曹彰、曹植及其争立太子的斗争

 四、女儿曹节 等

第二十二章 今古论曹评议

 一、时人褒贬

 二、魏晋期间治史者的评论

 三、南北朝及唐宋时期，曹操的形象江河日下

 四、元、明、清时期，曹操的“奸雄”艺术形象定型化

 五、近人论曹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四章迎帝都许

曹操收编青州兵，继而以兖州为基地破袁术、征陶谦、战吕布之时，也正是长安大乱之时。

初平三年(公元192年)四月，司徒王允与吕布杀董卓。消息传出，“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长安中士女卖其珠玉衣装，市酒肉相庆者，填满街肆。”可见，董卓被诛，百姓是何等的欢快。但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外。

董卓诛后，司徒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假节，封温侯，共秉朝政。

王允其人，初惧董卓，折节事之，既灭董卓，自认为不会再有患难，居功自傲，“及在际会，每乏温润之色，杖正持重，不循权宜之计”，作了不少不得人心的事。诸如学冠当时的左中郎将蔡邕只是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惊叹了一声，就被王允收死狱中。所以，群下逐渐疏远了他。当然，更重要的是此人不善谋略，眼光短浅，缺乏应变能力，处事犹豫不决。他本想赦免董卓部曲，忽而又变了卦，不给董卓属军以出路。董卓部将李催、郭汜等无所依，派人到长安求赦，王允断然拒绝。催、汜求赦无望，孤注一掷，遂即酿成更大的祸乱。

六月，李傕、郭汜攻长安，杀王允，击吕布，吏民死者万余人。吕布战败，率兵逃出长安。前已述及，他逃出后先投袁术，后投袁绍，继而被张邈等迎为兖州牧。

董卓刚死时，长安三辅之民还有数十万户，李催等放兵劫掠，加以饥馑，两年间民相食，人烟便很少了。史载，“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

不久，李傕、郭汜互相猜疑，起了内讧，一人劫天子，一人质公卿。二人相攻数月，死者以万数，搞得长安城乌烟瘴气。

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元月，原董卓部将张济说服李傕、郭汜和解，并想迁皇帝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皇帝也想念旧京洛阳，遣使对李催、郭汜宣谕十次，他们才各以女儿为质而和解。秋七月，献帝车驾出长安，在后将军杨定、兴义将军杨奉、安集将军董承(原皆董卓部曲)护卫下，历经数月，终于挣脱李催、郭汜的追击，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乙亥，到达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五月，杨奉、韩暹等奉帝东还，六月到闻喜，七月还洛阳，住故中常侍赵忠宅。献帝东还，河内太守张杨以粮迎于道路。八月，以张杨为大司马、杨奉为车骑将军、韩暹为大将军领司隶校尉。

这时的洛阳，因为宫室已被烧尽，百官无地方住，只得“披荆棘，依墙壁间”，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

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一时之间谁也吃不掉谁，愚者自做“皇帝梦”，智者谋迎天子，以便举起天子的大旗讨伐不服。所谓愚者就是袁绍、袁术、吕布者流。当时袁绍的谋士沮授看得很清楚。沮授对袁绍说：“将军累叶台辅，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残毁，观诸州郡，虽外托义兵，内实相图，未有忧存社稷恤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袁绍听了沮授的话，有点犹豫。另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不同意沮授的主张，则说：“汉室凌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又说：“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再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权不失几，功不厌速，愿其图之。”沮授的话说得很是透彻，讲明了“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重大作用，指出了如果迟疑，必有抢先者。但袁绍听不进去。因为他想当皇帝。至于袁术，那就更是鬼迷心窍，看不到这一步。曹操则完全不同，相比之下，真可谓是站得高，看得远。

一、迎帝都许

曹操对待天子之废立，一向看得很重，前述拒王芬谋废灵帝、立合肥侯，拒袁绍谋立刘虞等是这一思想的表现。

曹操认识到，一时间汉天子这面旗子仍不失为重要武器，仍有号召力，谁把它举起来，谁就能提高自己的权威，占有主动权，就能以天子之名行己之欲，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威势和力量。因此，他占有兖州之后，除了以武力争衡天下外，一直在考虑谋迎天子的问题。

史载，曹操刚刚自领兖州牧，他自己任命的治中从事毛玢即对曹操说：“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又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这些话，正合曹操之意。于是立即使从事王必到河内太守张杨处“借路”西去长安。张杨不听。当时正好袁绍任命的魏郡太守董昭因得不到袁绍的信任而刚离开袁绍，意欲经河内去长安，为张杨所留，董昭因说张杨：“袁、曹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今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当故结之。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分。”当时，曹操尚倚持于袁绍，而董昭竟能看出将来成功者是曹操而不是袁绍，亦可谓是善断大事而识人者。经董昭一点，张杨豁然明白，于是准许曹操的使者经过他的地盘而到长安上事，并表荐曹操。同时，董昭还以曹操的名义写信给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并且到处打点送礼。

曹操的使者到了长安，李催、郭汜等以为关东军阀都想自立为天子，现在曹操虽有使者，但也不一定诚实，准备把使者扣留，以示拒绝。黄门侍郎钟繇劝傕、汜说：“方今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兖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将来之望也。”李催、郭汜听从了钟繇的意见，对操“厚加答报”。自此开始曹操便有使者通皇帝。

所谓“厚加答报”，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十月承认了曹操自领兖州牧的合法性，献帝“拜操为兖州牧”。P62-65

曹操，一个对于中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但千百年来褒贬不一、终难盖棺论定的人物。20世纪50年代末，郭沫若发表了《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替曹操翻案》等文，试图重塑曹操形象。郭沫若替曹操翻案的文章，引发了关于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戏剧中的曹操，以及曹操的诸多事功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品德等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尽管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对进一步研究曹操大有裨益。70年代有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曹操被推崇为大法家、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彻底反对儒家思想的斗士。一时间，光芒四射。但好景不永，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特意加在曹操身上的光彩也自然褪去了。

到底如何看待曹操？本书试图通过系统地评述曹操的事功。并分析他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学等诸多方面的得失和思想，剖析他的为人，以回答大家颇感兴趣的问题。

曹操生于东汉末年动荡的社会里。正是这个环境，为曹操和一大批人提供了发挥才干的机会。他镇压过农民起义军，并在农民起义中壮大、发展了自己。他是汉末军阀混战的参与者。但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他，而在于社会制度本身，在于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以及董卓专权的结果。所以本书认为，没有必要追究曹操镇压农民起义的历史责任。更认为，与其说他是军阀混战的参与者，毋宁说他是试图结束军阀混战的有功人。他不辞鞍马，驰骋疆埸，摧灭群雄，统一了北方，使北方社会获得了几十年的相对安定。民人得以安居，经济得到一定恢复，民族关系也有了很大缓和。从这一角度看，曹操不愧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

曹操出身于一个世受皇恩、地位显赫但不显贵的家庭。祖父曹腾曾是宦官的总头领大长秋，封费亭侯；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这样的家庭，对曹操待人、为政、人生观的形成自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自幼养成了“任侠放荡”、机警而善权数的性格；踏人仕途，有胆量做别人之所不敢做的事。但这样的家庭出身，自然又不为士人所重，甚至还有点被人瞧不起。因而使曹操处事容易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同时又易于产生某种自卑的心理。他选人惟才是举，用人不拘一格，婚娶不受门第的束缚，为文“通脱”而不受拘束，但又多疑，常以谲诈之心度人；他时有“小人得志”的某些表现，容易产生骄傲和浮躁情绪，以致处事不慎，造成重大失误。

曹操是一个世所共认的军事家。这是时代的要求所使然，也是他自我研习兵法理论和长期战争实践的结果。他自幼“博览群书，特好兵法”；他鞍马劳顿，倥偬一生，御军三十余年。诸家兵法理论帮助他认识战争规律，得知了战略战术之要，从而游刃于战乱之机；战争的实践，加深了他对历代兵家，特别是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从而发展了兵法理论。他的著作，富有独到的军事见解；他的实践，既有成功之举，也有失败之例，但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均同他的军事著作一样，无不体现着他的军事思想。

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政治抱负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他说，“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及至身为宰相，自谓“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这种发自建安十五年《让县自明本志令》的话，反映了他封公建国前的真实思想。他重视集权，“不慕虚名”，自始至终都是他为政的指导思想。他设天子旌旗而不为天子，是典型的不慕虚名而重实权思想的体现。曹操的经济建树，也有不少产生了很大的历史影响。抑制兼并，“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是他的重要经济思想之一；他在河北推行的按亩计租、按户收绢绵的政策，实开中国租调制之先；他在广泛的地区内“行屯田以资军食”的主张和措施，长期为后世所效法。

曹操是中国历史上承前启后、很有成绩的文学家。他继承了乐府的传统，推动了五言诗的发展，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开一代诗风。他所以取得如此成绩，有时代的因素，也有自身的因素。刘勰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此当是一个共性的原因；曹丕说操“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典论·自叙》)，曹植说操“既总庶政，兼览儒林，躬著雅颂，被之琴瑟”(《武帝诔》)，此当是曹操特有的因素。生活丰富，雅好诗文，勤于写作，喜欢音乐，自然都会是他获得成功的重要条件。曹操是建安文人集团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古直悲凉”(钟嵘语)的文学风格影响着他的儿子和建安七子。因此，所谓“建安风骨”，首先是曹操的风骨。

曹操掌握了很大权力，汉天子已是一个可怜的傀儡，但他为什么最终没有篡汉自立？本书在考察他的家源以及所作、所为、所言的过程中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指出，他在最后的岁月里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又在洛阳构筑建始殿，实际是他准备篡汉的明确表态和行动。如果他能多活几年的话，他会自己完成这件事。他死了，曹丕没有那么多的顾忌，所以加快了步伐，仅用几个月的工夫就把汉献帝赶下了台。

曹操的治国方略是霸王道杂之。他的诸多言论和行动，都受儒家的思想影响，根基属于儒家思想范畴，崇尚仁义礼让，主张以先王之道办教育，并以儒家的学说勾画自己的理想蓝图。他光辉的不拘一格用人思想中，同样包含着将德才兼备的“贤人君子”作为人才的最高标准的意愿，所以他发出了“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的慨叹(《举贤勿拘品行令》)。至于说“吾亦冀众人仰高山慕景行也”(《三国志-杜畿传》注引《杜氏新书》)，更是这个意思。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重法尚法的一面。他是一个矛盾统一体。陈寿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三国志·武帝纪》)；傅玄说，“魏武好法术而天下重刑名”(《晋书‘傅玄传》)；刘勰也说，“魏之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篇》)。这里必须注意的是，诸论都是在不谈主体思想的前提下，特意突出其有别于众的思想和主张，所以用了“揽”、“该”(通赅，包容)、“好”、“兼”等字。这个主体的东西就是曹操自己所说的“先王之道”，就是儒家思想。

曹操做事善谋，为人谲诈。多疑、嗜杀的性格，常为历史所非。他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做人信条，应该给予否定。他的两重性的矛盾性格，表现突出，既嗜杀，动辄数万、数十万的杀人，又时而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他“不念旧恶”(陈寿语)，甚至对杀了自己儿子的人如张绣也可以用，但又睚眦必报，不管功劳多大，才能多高，既不我用，即予除之。他甚至把人杀了，还嘘唏流涕，表现出心有不忍。他把人家的儿子杀了，还写信并送去礼物表示慰问。他能够借别人的人头以缓解军士对自己克扣军粮的不满。他竟设下圈套，杀死亲近的身边人，以证明“人欲危己，己辄心动”的诡言。诸此种种，常人殊难理解，但这正是封建时代诸多政治家性、术之所在，只不过是他表现得更加典型而已。这其中，如果究其原因，政治利益上的考虑当然是主要的，但同时与他的家庭出身以及少年养成的习性很有关系。所以对他的谲诈之行，也要区别情况，作历史的分析：有的出于大局的考虑，有的则为性之所使，有的则兼而有之。

概言之：肯定曹操的事功和诸多有影响的思想，有区别的对待其诡谲之情，非议其嗜杀以及酷虐变诈的为人。这就是本书贯彻始终的对待曹操的基本态度。

后记

20世纪90年代初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约稿撰写《曹操评传》(附曹丕、曹植)。书成，字数竟达40余万。然后，大加砍削，并去掉了不少章节，才算符合了曹操本传不超过25万字、全稿控制在30万字左右的约稿要求。俗谓“敝帚自珍”，去掉这么多的内容，自然有点舍不得。幸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约写《曹操传》，删掉的内容才有了新的用场。这样，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曹操评传》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操传》便有着共同的渊源和内在的必然联系。两书在事实取材和评论上繁简不一，各有侧重，但也有一些内容是相通的。前者更重视传主事功的得失分析，突出其思想的归纳、研究和评论；后者则尽量简化评论性文字，剔除一些专论思想的章节，而侧重于传主人生经历和事实本身的系统叙述，并作适量评论。因此，笔者谨请读者注意，为了不致浪费精力，不妨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阅读前者还是后者。

人民出版社乔还田、杨美艳、诸晓军诸位同志为出版本书付出了许多辛苦，谨此志谢！

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