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力作。本书收录了作者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来的随想与感慨,第一次袒露了一位穿梭斡旋于世界外交风云的外交家的内心世界。
本书共收录作者多年来撰写的随笔与杂感、书评等文章70余篇,分“说心里的话”、“读喜欢的书”、“论身边的事”、“走自己的路”四部分。其中有怀念母亲的文章,有记述在小平同志身边工作的经历,有几十年外交工作的感悟,也有对大学师长的回忆和对自己学习成长经历的记述,还有近年撰写的读书感想和笔记。同时,书中还收入了作者由工作、生活中点点滴滴小事而触发的精辟幽默的杂感。作者的文笔真挚而质朴、平易而风趣,乍看上去写的都是平常事,说的都是百姓话,但仔细想想却又蕴涵着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溢着亲情、友情、祖国情和对国事、家事和天下事的牵挂。
本书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原外交部长李肇星的力作。本书收录了作者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来的随想与感慨,第一次袒露了一位穿梭斡旋于世界外交风云的外交家的内心世界。全书分“说心里的话”、“读喜欢的书”、“论身边的事”、“走自己的路”四部分。
我连学士、硕士都不是,但却觉得在一定意义上小平同志是我的“博导”。当然,也只是打个比方。
1984年春,我奉命从驻莱索托王国使馆调回,任当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马毓真的助手,兼部发言人。这开始了我自1964年进入外交部以来最忙碌、心理负担最重的一段日子。对新的工作不熟悉,知识面不够,缺乏相关经验。这之前,我只在非洲常驻过九年,在“五七”干校、解放军农场劳动三年,并在外交学会、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以及刘伯承元帅任院长的解放军南京高等军事学院做过翻译。
为尽快熟悉工作,我经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假日和周末。但好像真是有付出就有回报:从那时起,我开始不断有机会为小平同志工作,能经常当面聆听他对外宾的谈话,直接学习他如何为祖国交朋友,维护人民利益。
1984年秋的一天,我第一次参加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活动,担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吹风稿,然后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
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小平同志,给我留下了非同寻常的印象。说非同寻常,不是说他看上去与常人有什么不同或是架子大,而是说他对自己的事业那么充满信心,对外国朋友那么真诚、坦率,谈吐深入浅出,有针对性,分寸感强,对自己身边的同志又那么随和。
记得他比外宾提早大约十分钟来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叙赶忙说:“小平同志,我想把会见的有关情况向您汇报—下。”小平同志说:“不用了。”韩叙又拿出一份简报,小平同志说:“不看了。”接着就坐在那里沉思。我一时无事,便望着他,觉得他安详的神态与前额上的皱纹、微闭的双目,正慢慢凝为一体,融入时空,成为一座对人民谦恭、对邪恶仇恨的经典雕塑。
待外宾进入会见厅,这尊“雕塑”立即活跃起来,话匣子一经打开,便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时间不长,内容却似乎比一般人用二三倍的时间谈得还要丰富。
我抓紧时间写我的吹风稿,我想在会见结束前成文,以便呈送小平同志审阅。这是我的前任留给我的宝贵经验。会谈结束前的六七分钟,我写好了草稿,然后紧紧盯着小平,心想千万不能让他不看、不听我的稿子就走了。我的前任们说过,等他离开后再找他就难了。不一会儿,小平同志和外宾握手告别。
外宾走后,我顾不上初次与小平同志说话的拘谨,径直走到他面前:“小平同志,我已写完了消息草稿,想给您念念,请您审批。”小平同志似乎很容易便听懂了我的山东普通话,微微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道:“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接着又说:“感谢外交部的同志,你们工作得不错。不拉手了,再见。”没想到,第一次担任小平同志的发言人就这样平平常常地结束了。
消息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后,于当天晚上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第二天被各大报章刊载。我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有时,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直到一整天没有听到什么反应,我才放了心。小平同志没有直接阅改草稿,但从他对自己部下的部下那么放手、信任中,我得到了鼓舞,工作更努力了。看来,慢慢学,认真点儿,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的。
一次,一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访华。小平同志对他说,你们说向我们学习,这是友好的话。但中国的做法只能供你们参考,你们要走自己的路。我看,你们现在不能搞社会主义。客人听后先是一阵惊讶,之后又感慨万千,说一位领导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袖,建议他们不要搞社会主义,而是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在场的中国同志在感到意外之后,也深受教育。的确,友谊贵在坦诚。
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小平同志“三起三落”,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由于坚持实事求是。为了人民,为了事业,小平同志做到了。小平同志讲这段话的时候我不在场,但后来我到过那个非洲国家。它的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有我国海南省那么大,人口是海南的三分之一,百分之九十的工业品靠进口,百分之六十的粮食靠进口,主要靠出口劳动力和资源为生。如果劝这样一个友好国家立刻按中国的样子去搞社会主义,说不定会害了人家。小平同志如此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话说得这么深刻,又这么浅显,令我永远难忘。
我们工作人员喜欢听小平讲话,外宾也喜欢。原因之_是,他说话直奔主题,简单明了。我不记得他的哪一次会见,包括翻译时间在内,超过一个小时。但谈话内容浩繁,让人觉得像在大学里一口气上了好几节课,需要好多时间复习、消化。
1982年9月的一天,他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香港问题。落座之后,稍加寒暄,他的第四句话就是:“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深沉,又纯朴。后来事态就是按小平同志所说演变的。
外交艺术似乎高深莫测,但小平同志的对外谈话总是通俗易懂,让一般老百姓也能对国家的外交方略心领神会。
对于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29日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时这样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986年春季的一天,小平同志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在谈世界和平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同样生动形象。他说:“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
P11-14
我本想把《从未名到未名》叫做“从‘瓦屋’到日内瓦”。
1949——新中国成立那年,我出生的王家村还没有小学,便到了姥姥村刚建的瓦屋初级小学。在号称瓦屋的草房教室里,我读的语文第一课只一个“羊”字,第二课则猛增为“大羊大,小羊小,大羊小羊山上跑”;二年级学的第一支歌就与国际形势有关:“天空出彩霞呀,帝国主义害了怕……”最幸福的事是戴上红领巾,我娘为此高兴地一次卖了两把(每把十个)鸡蛋。后来经王戈庄高级小学、胶南中学(现称胶南一中)、北京大学(以校园内形似问号的未名湖为标志)、北京外国语学院(现称北京外国语大学),十余次到过新中国开始大国外交的日内瓦。
碰巧,这本书里最早的一篇是1 955年在姥姥家瓦屋村写的,最近的一篇是2008年8月7日出席南方中心董事会后在自日内瓦飞北京的班机上定稿的,仿佛命运正在冥冥中配合这本书在受人敬重的青岛出版社问世。
但横看竖看,用“从‘瓦屋’到日内瓦”作书名,似乎有欠周全。
首先,家乡对自己的养育从上小学前就开始了。比如,刚咿呀学语,我就同小伙伴们跟着村里的八路军战士学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五岁就跟爷爷下地,帮着牵驴,学栽小树,学播种花生……瓦屋小学对我最亲近,但值得铭记和感激的还有许多。
其次,工作后,在国外跑得最多的地方是非洲和美洲。到得最远的是拉丁美洲,最令我心动的是亚洲和大洋洲。
有趣的是,当学生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当了外交官却常惊叹自己的幼稚。初出校门,干什么都对马到成功信心十足,上了点年纪才知道内事外事都不容易。正像莎士比亚所言:“一个老人是第二次做婴儿。”更有甚者,五十多年过去,十来岁时所梦想的显得更远了。终于发现,世间事物,已知的少,不知的多;有名的少,未名的多;涉猎的领域越广,其与未知领域的共同边界线就越长。名利无论多寡则全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总之,人活着,表面上看有点像从未名到有名,实际上更像从未名到未名。就得一辈子有机会学习时就好好学点有用的,有机会做事时就实实在在做些好事,千万不能忽悠自己和忽悠别人。
所以,这本小书还是叫《从未名到未名》吧!
这里面杂七杂八,是我几十年来劳动之余的自我唠叨和同朋友的东扯西拉,是在未名湖畔得到博士学位的张昆生司长和丁孝文大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硕士戴兵公使衔参赞帮助收集起来的,我自己又看了一遍,省去了一些字。
小车不倒只管推。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卖什么吆喝什么。这是历久不衰的正确套话。一点与日俱深的感悟是:唯祖国与人民至上,和平与发展重要,亲情与真知无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