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科教兴国，搞知识经济，一个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而未来跨世纪的人才，正是今天承担着学习任务的青少年一代。本书能够起到激发青少年一代奋发学习、献身科学的作用。

本书是我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之一的谈家桢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和事例，阐述植物资源与生态的知识。

戴着眼镜，面带着慈祥的笑容，话语中带点宁波口音，诚恳而真挚。他把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遗传学事业，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为遗传学研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本书是谈家桢老师以生动有趣的故事和事例，阐述了植物资源与生态的知识。能够起到激发青少年一代奋发学习、献身科学的作用。

我的童年

“人是谁创造的？”

情钟达尔文

令我着迷的书

我和费孝通的一段往事

恩师李汝棋

瓢虫与果蝇

摩尔根和杜布赞斯基

“蝇室”

麦克林托克女士与嵌镶遗传现象

美国—中国友好会

烽火浙大

唐家祠堂的追求

母爱

我的第一代学生

国家事、师生谊

李森科和“八月会议”

“我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

青岛会议

“二龙抢珠”和“三八线”

西湖佳话

急起直追

难忘广州会议

“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

张泗洲的蓖麻棉

王震将军带来的口信

相濡以沫的慰藉

一次重要的补课

中国遗传学的春天

宝岛之行

重晤蒋纬国

台岛人民的心声

Next Stop-where？——北京

“两论”使我受用不尽

对教育改革进一言

后记

“人是谁创造的？”

这是一个常规性问题，在教会学校，这样的问题，普通得就像每天吃早餐一样，纯粹是一种例行公事式的提问。可巧，教员叫到了我。

我站起身来，抿紧了嘴，我不想照着《圣经》上写的那样去回答，可我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于是，憋了好半天。自然，我受到了教员一通严厉的呵斥。

下课了，同学们围着我，指指点点，数落着我。他们说，这样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不照《圣经》上说的那样去回答？我想了想，很坚定地说：“虽然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相信将来一定能正确地回答！”

那时，我没有想到，这样一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后来，竞对我的大半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25年2月，我主动提出转学，只身来到湖州，进了教会办的湖州东吴第三中学高中部。

情钟达尔文

1926年。我作为东吴第三中学的优等生，被学校免试保送进入苏州东吴大学。

作为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开设的一所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历来和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等齐名，它是1901年由上海的中西书院和苏州的中西书院合并而成。东吴大学的文理学院设在苏州，法学院设在上海。20世纪50年代起，东吴大学先后更名为江苏师范学院和苏州大学。一部分迁至台湾的东吴大学校友，也于50年代初在台湾创办东吴大学，现在台湾东吴大学已成为一所拥有文、理、法、商、外语五个部分，22个系，13000余名学生，在台岛颇具影响的综合性大学。66年后，1992年，我作为大陆科学家代表团成员首次访台，以东吴大学校友的身份访问过东吴大学。

我进入东吴大学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孟德尔学说已传人中国，并对中国的知识阶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898年，严复将达尔文的《天演论》翻译出版。严复认为，与认识自然界的发展变化相比，当时的国人更迫切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于是，《天演论》便率先成了严复进行思想启蒙的工具。

自《天演论》出版后的10多年时间里，先后发行的版本有30余种，仅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个版本，1905年到1927年问就重印了24次。而在此期间，关于介绍达尔文进化论的文章和书籍相继问世，进化论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

到了20年代。中国知识界又由对达尔文的兴趣进而扩大到对孟德尔新遗传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上，有人认为，孟德尔遗传学说的出现，标志着“达尔文以后时代的新世纪开始了”。

我那时同样对达尔文进化论表现出极大兴趣，在进人东吴大学以后，经过一番思考，我在平时基础较好的数学和生物学之间，选择了后者作为自己的专业。

在大学时代，我也十分热心公益活动。1928年秋至1929年夏，我义务出任由东吴大学学生创办的惠寒小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本着造福社会的宗旨。不收学生费用，实行义务教育，还免费为贫寒子弟提供学习用品。我当校长期间，把自己的零花钱都捐了出来。P005-007

1998年，我刚刚跨入90岁。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从事科学教育事业的老人来说，最大的心愿莫过于期望自己曾为之奋斗和献身的事业能够后继有人了。为此，我十分愿意把我这大半生走过的道路以及自己的体会跟青少年朋友们谈谈。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所在。

其实，近年来，常常有不少青少年朋友问我：

作为一个生命科学家，你对未来的21世纪生命科学的前景是怎么看的？你认为，中国将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看，21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21世纪人类的两大主题是生存和发展。

进入世纪之交以来，为了延长人的寿命，国际上的基因研究正风起云涌，目前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重大课题就是基因组研究。人体说起来可不简单呢，总共大约有10万个基因，分布在24条染色体上，要搞清它们的排列程序，其艰难繁杂不亚于攀登月球。这是一个前沿课题，中国不能落后于世界。到了21世纪，在排除病因和意外伤亡等因素的前提下，人均寿命在现在七十多岁的基础上有可能再提高20～40岁，也就是说，人活到100岁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再有一个就是粮食问题，即生存问题。20世纪30年代以来，人类利用遗传学上的杂交优势，使粮食产量成倍增长，这是第一次绿色革命；现在用遗传工程来解决生存问题，是第二次绿色革命。所以说，人要健康长寿，还要丰衣足食，要生活得有质量，基因工程在这一领域将是大有作为的。

我觉得，生命科学世纪的到来，对我们中国来说，具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我们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党中央一直提醒大家，我们中国要以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上22％的人口。仔细想一想，这两个数字是很令人警醒的。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靠大量进口粮食来解决吃饭问题，要养活十几亿人，必须靠农业革命，靠生物科学技术。其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人的健康也是个大问题。现在威胁人类健康的各种慢性病有许多都是遗传的，而生命科学的发展将为治疗这些遗传性疾病提供新的可能性。

90年代初，美国提出要搞清楚人的全部基因组，在2005年前用30亿美元做成这件事。

为什么要搞人类基因组研究？

我觉得除了在生命科学基础研究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外，它在揭示人类疾病病因，发展各种有效药物方面的价值更难估量。譬如，已知10万个基因中与人的遗传疾病相关的至少有5000～6000种。随着人类基因组工程研究的不断深化，人类疾病的观念和疾病治疗的观念将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为此，现在除了美国外，日本、法国、英国、德国等都不甘落后。他们大量投资，所以进展很快，形势逼人。

国内要搞这项工作，除了资金问题以外，还有人才过于分散，没有组织起来的问题。尽管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很重视，如前些年863计划搞的基因治疗等，但有关人类基因组的基础工作没有及时抓，而国外的研究机构却竭力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在中国搜集中国人群基因组原始资料，特别是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些地区，近亲结婚的人较多，在近亲结婚的后代里较易找到遗传性疾病基因。重要的是，让国外研究机构取走的这些资料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更可以用来开发成为相关的药物进入市场。而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从他们的手上出高价去买下那些药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亟须考虑自己的对策。为此，我在1997年7月专门上书中央，希望国内及早开展人类基因组方面的研究，并采取措施，切实防止国内宝贵基因资源的外流。

令人高兴的是，这一意见很快得到了江总书记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已着手拟订国家民族基因资源保护条例。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保护国家民族基因资源的前提下，我们绝不排斥国际合作，但这种合作应该是公平合作。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才有了今天大协作的基因研究组中心。

最后要谈到的，是现在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就是人才资源问题。可以这样说，相对于世界先进国家而言，我们在生命科学研究上的人才资源还是十分不足的。其实，搞科教兴国，搞知识经济，一个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人才问题，而未来跨世纪的人才，正是今天承担着学习任务的青少年一代。

所以，我想，如果我的这本书能够起到一点激发青少年一代奋发学习、献身科学的作用的话，对于我来说，就如愿以偿了。

谈家桢

1999.12

本书在张光武先生的协助下，完稿付梓。其实，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对我自己大半生人生历程的一个客观回顾。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半个世纪以来，在思想上一直自觉地、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就是听共产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呢？

我是1909年出生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我12岁，正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读书。此后的78年中，我读书求学问，出过国，留过洋，去过大洋彼岸加州理工学院的摩尔根实验室，后来又回国，长期从事科学和教育工作。风风雨雨，艰难跋涉，我一直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年轻时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刚回国时我很失望，满清王朝被推翻了，继而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人民没有翻身得到解放，“科学救国”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亲身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条件走科教救国的道路。

跟毛泽东主席之间的那段交往，更令我难以忘怀。

毛泽东主席是远见卓识的。40多年后的今天，“明天的时代将是生命科学的时代，明天的世纪将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已成为世人的共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中国的历史而言，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命运而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时代的开始，这是一个解放思想的时代的开始，这也是一个科学的、理智的时代的开始。从那时开始的短短20年间，中国真正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个变化，也同样表现在中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上，表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

从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石破天惊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进而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1998年3月19日全国九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之际，新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又一次令人振奋地宣布：“本届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科教兴国。”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作为一个出生在20世纪初的科教工作者，我有幸看到了历史的这一进步，我对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

谈家桢

199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