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诺贝尔经常奖得主丹尼尔·麦克法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杰·梅尔森。
茅于轼,厉以宁,龙永图等国内50位顶尖经济学家,倾力打造思想盛宴,丁磊,保育钧,李稻葵,唐骏陪衬推荐。
聚焦经济热点,深入解答民众疑惑,针砭时弊,寻找利国利民之道。
危机阴影下,世界与中国经济前景如何,中国如何应对资产泡沫的到来,国富之后如何富民,中国应该怎样与世界对话。
2010年,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将呈现什么走势,网易财经编写的这本书试图帮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民间组织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经济学家年会,为顶级经济学家与大众搭建桥梁,与会经济学家畅所欲言,发出与官方或者准官方不一样的声音。
本书由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共聚一堂,共同交流与预测,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处处显示真知灼见,非常难得,值得一读。
序言 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纪要
致辞 为顶级经济学家与大众搭建桥梁
第一章 大师论道:寻找中国经济新引擎
过度信心导致危机乔治·阿克洛夫
危机后反思体制的力量罗杰·梅尔森
就业问题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厉以宁
中国:寻求经济新引擎丹尼尔·麦克法登
中国经济体制的优势和缺陷茅于轼
力促经济发展,需加速体制转变高尚全
第二章 全球智慧对话复苏
中国经济复苏的机遇和风险
嘉宾:乔治·阿克洛夫、罗杰·梅尔森、茅于轼、夏斌、秦晖
中美对比看复苏
嘉宾:丹尼尔·麦克法登、茅于轼、高尚全、龙永图、保育钧
第三章 激辩股市和楼市
股票市场预测
嘉宾:景学成、曹凤岐、贺强、郭田勇
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与走势
嘉宾:李稻葵、王建、周天勇、史晋川、董藩、鲁政委
第四章 探讨富国富民途径
国有资产如何惠民
嘉宾:张曙光、孙立平、王忠明、陈秉正
展望新土改与城镇化
嘉宾:蔡继明、温铁军、党国英、肖金成
描绘中国福利社会远景
嘉宾:李玲、刘国恩、刘福垣、杨宜勇
第五章 热议中国怎样与世界对话
如何应对贸易摩擦
嘉宾:姚洋、丁一凡、孙立坚、谭雅玲
如何平衡吸引外资与民族产业保护
嘉宾:曹远征、周春生、马宇、梅新育
辩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前景
嘉宾:蔡防、赵英、唐钧、郑风田
附录 世界与中国经济走势预测报告
就业问题制约中国经济发展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就业在中国今后较长时间内始终是重要的问题,如果就业解决不了,社会不会稳定,内需不会扩大,经济的持续增长就会受到阻碍,什么改革都难以进行下去。中国就业压力大,究竟是什么原因?据分析,主要是三个原因:
第一,体制上的原因。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11月份,我在欧洲访问,欧洲的经济学家在座谈会中问我一个问题:“在我们西欧国家,年增长率只要达到2%~3%,我们的就业就不会出大问题,你们11月份GDP的增长率降到了百分之六点几,你们就慌了,就业问题就突出了,我们不能理解啊。6%的增长率在我们这里是非常好的增长率啊。”
我回答时说,两方面的国情是不一样的一,你们的工业化进行了200多年,农村劳动力都释放完了,现在你们的城乡社会保障是一样的,农民有家庭农场,有房子在农村,有土地,生活很舒服,他们不会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到城里打工的是他爷爷、曾祖父的事情。
中国就不一样了,中国现在是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现在的农村人口还占到55%,有大量的农民要出来,而且现在的农民是新生代农民工,和老的农民不一样的。
20世纪80年代出来的这批农民是壮汉,有力气的,在外干活要寄钱回家,在农村盖房子、讨老婆、生儿育女,他的根在农村。今天新生代的农民工就不一样了,他离开农村就绝不想再回农村去,我的待遇为什么跟城里人的待遇不一样?这么多年在城里打工,还是“农民工”,我孩子不能在城里上学,他心中是不服的,不仅为了收入,他还为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一个改革的问题,只有在计划经济下才会把农村城市分开来,农村户口就一辈子待在农村吧。
后来改革开放了,政策有所松动,农民工可以进城,但仍然是“农民工”,他的职业改变了,是工人,但身份没有改变。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存在了,所以这是体制上的原因。农民工不断地出来,这就形成了中国就业压力大的原因。从体制来分析就是这样的。
第二,从结构方面来分析。主要是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太小。在发达国家,比如刚才我讲到在西欧考察,他们的第三产业一般都占到70%以上,我们只有40%左右,主要靠第二产业吸引人,而第二产业靠什么来吸引就业呢?新建企业。新建企业能够有多少?而且新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他们需要劳动力的素质越来越高,只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要求。第三产业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所以我们的就业压力就大了。
第三,技术方面的原因,这也包含了技术本身在进步过程、产业在重组过程、企业在创新过程中对劳动力的选择,而且不会像过去那样大量吸收劳动力,技术比重不断提高,假如不能另开门路,人到哪里去呢?
由此可见,中国就业压力的增大是必然的。该怎么办?
第一,要深化改革体制。深化体制改革是解决当前中国就业问题最重要的方面,首先必须放宽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限制,允许民营经济进去的门槛不能再提高,不能限制民营经济进去。
还有,在发展中,很多问题都要解决,非国有经济需要解决融资难的问题,税收也要适当照顾,这样想一想,假定我们把政策调整一下变得更宜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全国几千万个个体工商户,每个个体工商户增加一到两个帮手或学徒,全国一下解决了多少就业问题?只要我们让中小企业的待遇好一点、融资难的问题解决得好一点,一个中小企业增加三到五个人,这样就能吸收上亿劳动力啊。 所以,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仔细考虑,这些改革是当前最重要的改革。
第二,要推进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户口问题应该随着农民工进城、在城里有稳定职业后来解决,这样农民工在城里就好了。首先有技术又能找到职业,户口问题不成问题,将来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前景放在前面,他不会盲目、无序地拥到城里来,每家人都会有规划,准备到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人、谋什么样的职业;而就业的解决又跟民营经济的发展连在一起,中国75%的新增劳动力是民营经济吸收的,放宽民营经济,然后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解决户籍问题。这么多农民进城了,你想想看,住房就要新建、马路就要拓宽、水电煤气供暖都要解决,家属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医院、学校都要解决,这能吸收多少人就业?所以说,加快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解决就业的第二条路。
第三,需要做到的是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资源产权制度的改革现在刚刚开始,多年以来我们把企业的产权、投资的产权陆续解决了,但资源的产权没解决。就像中国最近搞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它的影响之大,最近你们可能没有去中国的林区看一看,那简直是热火朝天。我们刚从那里回来。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搞“农业承包制”,搞的是农田承包制,农田都包,产到户,但集体林权(没有解决),山没有动。为什么当时没有改革?因为刚刚改革开放,老百姓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信任,你把山包给我了,我就赶快砍树,如果不砍,过两天你又把山收回去我不就吃亏了吗?(人们)砍树,(所以政策)紧急刹车,所以山没有动。
30年了,2008年6月8日中央公布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这样老百姓就不像过去那样了,集体林权,多少亩地?25亿亩(耕地是18亿亩),承包期70年不变。所以现在的山都有主了,就是因为它的林地都划分了,这个山是我的、那个山是你的,就种树了,(现在)流行一句话“爷爷种树,孙子来砍”,也就是70年以后来砍,是这样的情况。
最近我刚从那里了解了情况,贵州西北部毕节地区林权制度改革,山上发生了大火,农民都抢着去山上扑火。这山是我的,烧的都是我们的树啊,亲戚朋友大家一起上山救火,过去没有过这样的现象。林下养鸡,林间种蘑菇、种药材,资源产权明确了,将是巨大的改革。
草原呢?草原也要明确产权,国有林场呢?国有林场也要改革。所有这些都是增加就业的。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考察了江西、福建两省,农民都从沿海回去了,回到哪儿呢?上山了,他家里有树了,家里没树的,别的农家有树,来吧,到这儿干活,一样是干。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的就业潜力是很大的,这是体制的改革。
接着我们讲结构的调整,首先来看,如果结构有所变动,农村还是可以吸引人的。我们在河南省漯河、广东珠江三角洲和重庆几个区都考察了,农业产业化改变了过去单纯种粮食(的模式),在确保良田不变的情况下种柑橘(重庆),重庆梁平县种西瓜,在河南有种石榴的,这样产业链就延长了。产业链延长后对农民来说,上游企业需要劳动力,下游营销、运输企业需要劳动力,当中是种植,产业链延伸后,农村本身就是需要劳动力的。农民在城里住,孩子在城里上学,工作单位是农村,每天骑摩托车下乡干活,晚上又回来。这是新的情况,农业本身还是吸引人的。
再来看第三产业的比重,我们还有很大扩充的余地,因为我们第三产业的比重才占了40%。知识产业可以吸收多少人?服务外包,最近看到一个结构很有意思,西安一个企业(做)服务外包,替美国看仓库,这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美国的夜晚是中国的白天,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美国在夜晚找人看仓库工资要贵好几倍,而且美国收入比较低的人有时候并不认真负责,工资高,就增加了成本,(于是他们)找到了中国,找到了西安一家公司替他们看仓库。怎么看?中国人不用去的,全部的电脑设备和美国仓库的探灯连在一起,一部电话(联系上了)美国当地的派出所。人家电脑会用、英文会说,再经过一些训练就行了。
因为中国人是白天上班,中国的白天是美国的夜晚,如果某号探灯下有火光,电话马上就打过去;如果探灯下有可疑人影流动,电话马上也打过去,这不是很好吗?解决了中国就业的问题,又对美国有帮助。
中国农村土地上的住房都是农民自己盖的,投了好几万,盖一栋四层楼的房子,不能抵押,因为没有产权证。现在重庆在搞试验区,假定农民的房子可以抵押,现在农民的房子值多少钱?全国政协上有一个委员说,初步估计值18万亿元,三分之一拿出来抵押就是6万亿,这6万亿一抵押,农村经济就活了,这能增加多少企业、增加多少人的就业啊!
再说城里人住房结构的调整,要大量兴建社会保障型住房,(多盖)小户型,收入偏低的人可以买住房。这种房子是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的手段,因为搬人新房子后就要来买东西的,旧家具不要了,旧家用电器要换了。如果两个老朋友第一句话就问:“你搬了没有?”“快了快了,正在装修呢。”一个城市,如果大家都忙于小房换大房,旧房换新房,这个城市就兴旺了,这个城市的就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冷冷清清,没人搬家,就业解决不了,城市还没有生气呢。所以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这些都)有助于结构调整。
我们再来谈,产业升级难道就一定要限制就业吗?中国要大办职业教育,包括高等职业教育,因为在广东的调查(发现),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99%都就业了,抢着要。中国的熟练技工太少,技师太少。这方面跟产业升级是有关的,我们从整个近代来看,新工作岗位是在经济增长中涌现出来的,对于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假定产业升级了,劳动力素质不提高、不经过职业培训,那怎么行呢?所以我们说应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而且劳动力素质提高以后,收入也会增多了。
前不久我刚从广东回来,广东熟练一些的技工,8000元/月的工资聘不到人,为什么?因为要求是熟练技工。
这样一来,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上去了,又对扩大内需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以上几个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当前我们应该把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假定中国现在发生了通货膨胀那该怎么办?假定中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增长率突破了9%,到了更高一点,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或者国际上石油价格上涨,中国物价也因此上涨,假定通货膨胀上涨怎么办?我这里提的问题是“难道仅仅只有紧缩一条路吗?”
问题要看发生的是什么类型的通货膨胀,假定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紧缩当然是有效的,闸门一关不就行了吗?信贷闸门一关,财政闸门一关,但同时又会带来失业问题;假定是成本推进式的通货膨胀,紧缩是没有太大用处的,因为成本推进的问题需要增加供给才能解决,需要降低原材料价格、降低粮食价格才能解决;假定是国际收入型的通胀紧缩更没用了,需要的东西除了要进口还是要进口,紧缩有用吗?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到,紧缩不是万能的,即使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的成分,也不一定只靠紧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可以松紧搭配的,难道一定要“双紧”吗?
货币政策在中国来说主要是三个:一个是信贷规模控制、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利率的调整。公共市场业务在中国还不是太重要,这些政策l司样可以松紧搭配,甚至可以采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也就是货币政策的细化,货币政策难道只有总量的调节?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可以做,东、中、西部分开算,东部提高一点,西部、中部不变,西部甚至还可以再降一点。所以国民经济的调控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门艺术,需要根据情况随时掌握。
中国经济最怕的不是通货膨胀,除了刚才我讲的问题外,中国经济最怕的是“滞胀”。经济停止增长、失业增加,又有通货膨胀。而且中国的“滞胀”和外国的“滞胀”是不一样的,外国经济增长率到1%甚至0%,这种情况下,滞胀的“滞”才会出现;中国不是,中国只要降到6%以下就滞胀了,因为降到6%,失业就大量出现了,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的滞胀并不是增长率下降到零,增长率到6%,其实一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在目前情况下,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观察形势,通货膨胀还没有来到,我们要防止它来到;但我们更应该防止的是失业问题,解决不好,滞胀就容易发生。
中国经济好比一辆汽车,这辆汽车的特点是刹车容易启动难,刹车是很灵的,一踩刹车一下就停了;可是你要启动它,油门踩半天它也不一定能启动,为什么?因为刹车的主动权在政府,政府把财政闸门一关、后备闸门一关,两个闸门一关,“咔”一下,经济就刹住了。
但启动的主导权不在政府,而是在老百姓,老百姓怕下岗,有后顾之忧,他不买东西,你怎么办?他不投资,你怎么办?所以中国的问题要注意。
中国整个问题的解决是靠就业扩大的,一批人就业了有了收入他花掉,别人就就业了;别人有收入,他花掉,别人的就业又扩大了。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失业是靠失业扩大的,一个人失业了,左右邻居就说,他们家有人失业了,回来跟老婆商量,咱们怎么办?他们的厂关门了。老婆说,行,可买可不买的就不买了,城里人五年不买衣服都有衣服穿,五年不换家用电器都有家用电器用,可买可不买,那么更多工厂(的产品)销不掉,失业不就增加了吗?
所以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
刚才我进场时被一个新闻记者拦住,他问了我一个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调整了0.5%的存款准备金率,是不是意味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我说看不出来。调0.5%,仍然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范围之内。
好,谢谢大家。
(本演讲原题为:在经济转型中解决就业问题)
P21-27
中国经济大预测
网易经济学家年会纪要
2010年初,网易主办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经济学家年会。特别难得的是,有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时来到了会场,国内的经济学家也摆出了最强的阵容。所以这次经济学家年会代表了中国当前经济学界的高水平。由于这次活动是由民间组织的,发表意见很自由,因此我们能够听到和在官方或准官方机构不同的声音。
年会并没有一个讨论的中心主题,各人就自己的感受谈全球的和中国的经济问题,所以议题很分散。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焦点,那就是会议的背景,正是世界经济从危机中吃力地恢复的时期,中国经济虽说比其他各国都好一点,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究竟前途如何还很难预料。
尽管议题分散,大家关心的事还有相当大的交集。比如中国房地产的泡沫,中国美国的经济学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如何增加中国百姓的消费也是共同关心的一个题目;还有国际金融秩序和中国的进出口政策显然是这样的国际性会议的焦点。中外经济学家也谈了许多老问题,比如如何恢复消费者的信心,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升级,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等。这些问题一再被提起,说明老问题还没能解决,还要继续努力,也说明这些十分困难又极其重要的难题没有一副万灵药,而是需要多方面治理,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上出现的新思想,有一些第一次被提到的观点。这些应该说是本次年会的主要收获。
首先要提出来的是龙永图先生讲的“贸易纠纷的非政治化”。这真是贸易谈判的经验之谈。贸易本来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是一个双赢安排。但是有个别情况因为价格扭曲或暗中补贴,把贸易变成了损害一方,更多的情况是变成了双方同时受损的事。某项交易是不是损害了双方,要由专业人士来判断。这是世界贸易组织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是往往会把一个专业问题变化为政治问题,结果形成贸易报复和贸易战。贸易保护主义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对于我们这个爱国主义情绪特别强烈的国家尤其值得注意。
当今的世界各国是处在一个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全球市场中。像日本这样的国家,煤、铁、粮食、石油无一不靠进口,它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国际贸易。一旦国际贸易停下来;它立刻会陷入巨大的困难,而且根本没有别的解套之路。不但日本如此,连地大物博的中国一样离不开国际贸易。我们的石油消费量中有一半以上要靠进口,还有木材、铁矿石、大豆等进口量都超过消费量的一半。如果世界贸易被破坏,全球立刻陷入巨大的混乱。可以这样说,世界贸易是和世界和平一样重要的目标。如果没有外界干预,贸易是非常可靠的,因为它给双方带来利益,谁也离不开谁。石油进口国离不开石油进口,石油出口国同样离不开石油出口。他们政府官员的工资都要靠出口石油赚的钱来支付。可惜的是正如龙永图先生所担忧的,政治因素常常干预贸易,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甚至拿贸易做政治谈判的工具,做谈判的条件。这是非常短视的做法。
其次在这次会上提出极有价值的新观点涉及自由贸易和汇率问题。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直接间接提到贸易平衡。中国保持人民币的低汇价,不利于提高国内劳动者的工资,不利于让他们享受进口商品的好处。从全球贸易结构来看,有一些工资水平比中国更低的国家,他们应该有机会生产原来由中国生产的产品。中国从他们那里进口价格更低的商品,不但有利于中国的消费者,也有利于上述低工资国家的就业和增加创汇。同时中国的工厂可以升级到较高技术和较多附加价值的产品的生产。这样的贸易结构更适合未来的全球协调发展,减少贸易保护的机会。从汇率理论来看,外汇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既要买外汇,也要卖外汇,没有理由故意抬价或故意压价,汇率应该保持进出口使用外汇的平衡。如果把外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来看,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储备,一方面可增加金融安全,另一方面也有金融投机获利的可能。但是根据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过多的外汇储备显然是弊大利少,而且外汇储备数量愈多,边际收益愈低。所以说,只有利人利己的汇率和损人损己的汇率,不存在可以损人利己的汇率。这个道理同时适用于贸易的双方。
房价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一个重点。比较有共识的一点是,现在的房价高得离谱,很可能酝酿着泡沫。房价高固然跟政府抬高地价和开发商抬高房价有关,但是如果大家不买太贵的房,房价也是涨不上去的。可见房价高是买上去的。这一点往往是一般群众和经济学家看法不同的地方。一般群众都认为是卖方把价格抬得太高了,大家买不起。而经济学家却认为正因为买的人太多,供不应求,价格才会上涨。显然,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对的。问题在为什么有那么多有钱人去买房?答案是中国GDP的高增长,全社会的财富增加极快,而且增长的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了富人,他们致富的速度超过了房价上涨的速度,所以不感觉房价贵。进一步问,为什么他们的钱拿去买房而不做别的投资?答案是别的投资机会不多,政府对有利可图的行业,如金融业、石油业不开放,大家只好去买房。大家都买房,房价就上涨,更觉得投机于房地产业是能赚钱的。买房的人多半不是为了自己住,而是准备出售,或者作为储蓄保值,所以空房特别多。
李稻葵教授带来一个信息,温州炒房团去了两架飞机的人到美国买房,结果一个合同也没签下来。因为在美国对房地产利润征税,使投机于炒房无利可图。这个例子也许能指出中国防止房地产过度投机的方向。在和听众对话时,有一位听众问,房地产高价是腐败造成的,如何整治腐败。几位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腐败并不能推高房价,只能改变利润的分配。推高房价,一定是限制供给,垄断土地,使房子供不应求。供给减少就把出不起高价的一般购房者排除在外,只满足出得起高价的少数人。埋怨高房价是开发商黑心,同样站不住脚,真正的原因是供不应求。当然,不是钢筋,水泥,劳动力供不应求,而是土地限制了。所以根本的办法是放松对土地的不必要的管制,这又和粮食安全保护18亿亩耕地有关。我们天则所做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划定数量界限不是市场配置资源,不利于土地的最优利用。我们既要保粮食安全,又要降低房价,二者是一个选择问题。当今木是粮价太高,粮食不安全,而是房价太高,高得大家买不起。如果让市场配置资源,土地何去何从是很明显的。
在谈到低碳经济的时候,我提出裁减军费,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应对气候变暖。哥本哈根会议没有取得圆满结果,因为大家对减排的成本分摊有不同的看法。我想大家对于裁军应该是一致同意的(除掉靠军火发财的军火商)。裁军既减少了世界武装冲突的危险,又让应对气候变暖的费用有了着落,岂非一举两得。过去联合国还经常提一提裁军的事,最近这几年裁军的议题销声匿迹。于是军火贸易明目张胆,军费扩张无所节制。尽管全世界人民都反对扩军,可是各国政府不但在裁军上消极被动,而且暗地里都在改进武器,摩拳擦掌,准备战争。我们要呼吁,动员全世界的人民醒悟起来,抵制武器发展,反对炫耀武力,让武器贸易像毒品一样受抵制,让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把捍卫和平和应对气候变暖联系起来。
这次年会是网易组织的首届年会。由于本次会议的成功,以后还会一次次办下去。我们期望经济学界的人士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活动,让它变成一个品牌,而且越做越好。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 茅于轼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关注的焦点,中国经济的导向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风向标,把握中国经济等于把握未来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
——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 唐骏
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家共聚一堂,共同交流与预测,为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建言献策,处处显示真知灼见,非常难得,值得一读。
——国务院参事特邀研究员 保育钧
2010年,世界和中国的经济将呈现什么走势,网易财经编写的这本书试图帮我们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网易CEO 丁磊
危机后的中国与世界异常复杂。把握其大势者必能占领发展的制高点。让数十个与众不同的大脑帮你出谋划策、捷足先登!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稻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