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豪门公子，却心怀山泽鱼鸟之思。他短短的三十一年中，为情所钟，也为情所累，他流传至今的349首纳兰词，清丽哀婉，仿佛能挑动人心中最深处的那根弦，颤动不已。再多的诗词与美赞，也形容不了他的绝世芳华。再多的故事，也道不完他的生命传奇。人生若只如初见，三百年来，唯此人而已。

阮易简编著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纳兰容若的词与孤独》以词还原最真实的纳兰容若，讲述了清代第一词人纳兰容若词句中的传奇人生。

　　慧极必伤，一言道不尽纳兰心思；情深不寿，一生品不完容若才情。

阮易简编著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纳兰容若的词与孤独》讲述了清代第一词人纳兰容若的传奇人生。他有一个极美的名字，他的一生，总会与“词”联系在一起。更是被后人们赞为“纳兰公子”。在他的生命中，他用心与血谱写了349首清新脱俗、缠绵悱恻的诗词，抒写性灵，谱写了生命的爱与愁。

1.康熙十三年

2.身世悠悠何足问

3.我家凤城北，林塘似田野

4.国子监里的十七岁·词的机缘

5.桃花羞作无情死

6.不信鸳鸯头不白

7.德也狂生耳

8.当时只道是寻常

9.但是有情皆满愿，更从何处着思量

10.莫教星替

11.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

12.江南四月天

13.有限好春无限恨

后记：遗迹

附录：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徐乾学撰）

3.我家凤城北，林塘似田野

一

对于性格塑造而言，童年时期的第一位老师来得比任何人都要重要。

李商隐的人生就是最具典型性的例证。李商隐早年失怙，跟着同族中的一位叔辈学习。这位族叔是当地的知名隐士，学问极好，性格却兀傲不群，从来不给官府面子，不介意得罪任何权贵。他还是一位标准的民间学者，治学仅仅出于个人兴趣，并不在意自己的见解与官方的标准阐释是否相悖。他喜好韩愈一脉的古文，尽管当时的科举考试需要的是骈文的技巧；他喜欢写古体诗，全不管当时的世界早已经是近体诗的天下。

然而，因为父亲的早亡而陷入贫苦的李商隐，只有通过知识来改变命运，而唯一可以改变命运的知识就是当时科举所要求的骈文以及时代在流行的近体诗。倘若将来通不过科举考试，非但是自己一辈子只能做佣书贩舂的贱役，家庭的累世书香与士人清誉也将彻底断送在自己手里。

于是，少年李商隐怀着一颗不得不功利的心跟着这位与功利彻底绝缘的老师潜心学习。那时候的他尚且无力辨别，老师所传授的内容与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差异呢？尤其对李商隐成人生涯至关重要的是：当“苟且”成为这个社会里位列第一的生存技能时，老师偏偏教会了他耿介和清高。

李商隐后来一切人生的悲剧，都早早在稚龄的时代里播下了种子。多年之后的明珠定然还不领悟这一番道理，否则便也不会延请丁腹松来做冬郎的启蒙老师。

丁腹松，字木公，号挺夫，名医丁国宝之子。丁腹松虽然文名满京城，科举却很不顺利，于是在明珠的盛情邀约之下，落脚在明珠府担任西席。

除了热心举业之外，这位丁腹松完全是李商隐那位族叔的翻版，有兀傲不群的性格，有敢于开罪一切人的勇气，还有一肚子不合时宜的学问和见解，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尽职尽责的老师。所以在这样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之下，冬郎的性格与价值观越发向老师靠近，亦越发与父亲疏远。明珠能够以绝高的情商成为官场上稳稳的赢家，他的这位公子却越来越不像一个能在官场上稍稍吃得开的人物。

二

丁腹松到底有一颗向往举业的心，所以也真的懂得将儒学里的晋身之阶教授弟子。

当时康熙帝发现朱熹的主张里有“帝位在德不在人”这样的观点，简直如获至宝，从此大力推广程朱理学，延续起有明一代的儒家官方意识形态。

儒家学术，原本很重视所谓“华夷之辨”，将华夏与夷狄判然分为两途。但是，谁是华夏，谁是夷狄，却不那么容易辨明。最古老的意见完全是血统中心论的，但随着文明的进程，血统论渐渐让位给文化中心论，也就是说：只要奉行华夏文明，哪怕血统上属于夷狄，人们也应当以华夏视之；而血统上的华夏之人，倘若抛弃了华夏文明，转而行夷狄之道，那么他就不再属于华夏，而变成了夷狄。所以在宋金对峙的时候，北方的金国虽然出身夷狄，以野蛮的征战掠夺土地与人口，但他们迅速接受了儒家文化，推行儒家德政，与南宋比拼文化建设，力图将自己打扮成华夏文明正宗的模样。南宋主战派因此焦虑万分，认为若再不抓紧北伐，过不了多少年，金国就会比我们宋朝更像华夏文明的政权了，宋朝在意识形态上的优越性将会荡然无存。

清朝要做的事情与金类似，更何况满洲女真人原本就是金人的后裔呢。

要想行之有效地统治广袤的汉地，就必须俘获汉地精英阶层的人心。那么，何不继续以程朱理学为他们提供科举入仕的门径，用朱熹“帝位在德不在人”的理论来证明满清统治的合法性呢？程朱理学就这样大行其道，汉家书香门第继续埋头自己熟悉的举业，满洲贵胄也在政策的激励下生出了科举入仕的文化野心。

三

少年冬郎就这样在程朱注释的四书五经里渐渐成长起来，老师丁腹松还为他指点出八股时文的写作技巧，科举功名仿佛已经近在眼前了。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这位以词名世的贵介公子竟然从小接受的是严苛的八股文训练，词的创作完全是成年之后的事情。八股文，今天已经被扣上了“钳制思想”的帽子，任何有思想先锋性以及有文艺天才的人似乎都会天生与它格格不入。

确实，八股文是一种过于严苛的文体，要想写好它，必须做足亦步亦趋、循规蹈矩的功夫。性情疏狂、奔放的人受不得这样的文体，正如李白虽是诗仙，却写不来格律诗一样。

P55-58

纳兰容若在《渌水亭杂识》里记有一份由娑罗树生出的感怀，大意是说：五台山上有许多娑罗树，当地僧人每每夸张它们的灵异，甚至于图画镂版，以慰善男信女的诚心。但是，如巴陵、淮阴、安西、伊洛、临安、白下、峨眉山等地，娑罗树在所多有，一点都不珍稀。听说广州南海神庙有四株娑罗树，高大不同寻常。今天京师卧佛寺也有两株娑罗树，高耸有凌云之势。同一种树木，在五台山被视为珍奇，在其他地方却籍籍无名，看来即便是草木，也有幸与不幸之别啊。

容若所谓的娑罗树，又名七叶树、无忧树、菩提树，佛陀睹明星而悟道便是在此树之下，故而佛教视之为圣树。“娑罗”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坚固”。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有记载说：这种树的树皮是青白色，叶子极其光润，生长得远较其他树木为高。

在木匠眼里，娑罗树是优质硬木的提供者，最适合打造家具。而在佛教徒看来，谁胆敢砍伐这样的圣木呢？但同样生在佛门圣地，北京卧佛寺的娑罗树得不到半点香火，山西五台山的娑罗树却连镂版印刷的图画都能被人顶礼膜拜。生活环境的微妙不同竟然可以造就这样的差异，这真是不得不使人迷信天意了。当容若记下自己对娑罗树的一点感怀时，或许不曾想到，这一番感怀完全可以看作他自己一生遭际的贴切隐喻，就连娑罗树的全部异名都那般离奇地关合着他的身世。

阮易简

二〇一四年七月

遗迹

我们至今仍可以在北京后海之畔的宋庆龄故居看到些许纳兰容若当年生活过的痕迹。这个地方原是明珠府的花园，明珠败落之后，该地被乾隆帝宠臣和珅夺为别院。和砷倒台之后，乾隆帝第十一子成亲王永理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宅院的规模于是按照王府的标准扩建。成亲王永理即清代书法四大家“成铁翁刘”之“成”，真仿佛是纳兰容若的后身。及至晚清，这里又成为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的府邸。1949年以后，这里便成为宋庆龄在京的住所了。

今天北京海淀区人民大学附近，有一处叫作双榆树的地方。这里原本叫做桑榆墅，是明珠的一处园林，又称西郊别墅，园中多有桑树、榆树，故此得名。容若所建的“花间草堂”就在这里，这是容若与好友们最经常发生诗词酬唱的地方。如今这里经过一连番的城市改造，已经完全看不出旧日的痕迹了，只有“双榆树”这个以讹传讹的地名还能让我们想起纳兰容若当年的吟唱。

纳兰容若和妻子卢氏葬在纳兰家的祖茔，也就是今天北京海淀区上庄水库之畔。这里算是北京的远郊区了，今年建成了纳兰性德纪念馆，但可供纪念的文物毕竟不多。文革期间，纳兰祖茔遭到了彻底的毁坏，容若和卢氏的坟墓被掘开，尸骨被抛弃，墓碑充做生产队的台阶。幸而纳兰词和容若的爱情传奇在大时代的变迁里不曾有半点磨灭，在残酷的时间洪流里，这绝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容若写有一篇短文《书昌谷集后》，颇有谶语的味道：

尝读吕汲公《杜诗年谱》，少陵诗首见于冬日洛城谒老子庙时，为开元辛巳，杜年已三十，盖晚成者也。李长吉未及三十已应玉楼之，若比少陵，则毕生无一诗矣。然破锦囊中石破天惊，卒与少陵同寿，千百年大名之垂，彭殇一也。优昙之花，刹那一现；椿之树，八千岁为春秋。岂计修短哉！

文章谈到，自己读吕汲公《杜诗年谱》，才知道杜甫大约三十岁才开始写诗，真是大器晚成，而晚唐诗人李贺只活到二十多岁。这两位大诗人，作品各擅胜场，水准不相上下，而遭际竟然如此迥别。正如昙花只在夜晚一现，而《庄子》中的椿树以八千年为一春，以八千年为一秋，倘若以活出了辉煌绚丽为标准的话，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容若不知道是否生出一丝预感，预感到自己也将是李贺一般的命运呢？这个璀璨而混乱的世界为我们呈现出各式各样的天才以及各式各样或平庸或跌宕的命运，愈细思便愈发觉得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