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因他不畏强权炮轰行政院长孔祥一熙、宋子文,为他赢得了“傅大炮”的雅号,在民国时候,傅斯年是最有个性的文化名人之一。
本书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13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其他12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导论》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
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积极的参加者,在现有的那张北大学生游行的经典照片中,扛着大旗走在前边的,正是傅斯年。
傅斯年历史学研究,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毛泽东那首著名诗句就是为傅斯年而作: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第二章 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
官家记载和私家记载互有短长处,也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约官书的记载关于年月、官职、地理等等,有簿可查有籍可录者,每校私记为确实;而私家记载对于一件事的来源去脉,以及“内幕”,有些能说官书所不能说,或不敢说的。但这话也不能成定例,有时宫书对于年月也会错的,私书说的“内幕”更每每是胡说的。我们如想做一命题而无违例,或者可说,一些官家凑手的材料及其范围内之记载,例如表、志、册子、簿录等,是官家的记载好些,而官家所不凑手或其范围所不容的材料,便只好靠私家了。不过这话仿佛像不说,因为好似一个“人者,人也”之循环论断。我们还是去说说他们彼此的短处罢。
官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讳。这因为官家总是官家,官家的记载就是打官话。好比一个新闻记者,想直接向一位政府的秘书之类得到一个国家要害大事之内容,如何做得到?势必由间接的方法,然后可以风闻一二。
私家的记载时而失之诬。人的性情,对于事情,越不知道越要猜,这些揣猜若为感情所驱使,便不知造出多少故事来。史学的正宗每每不喜欢小说。《晋书》以此致谤;《三国志·注》以此见讥。建文皇帝游云南事,明朝人谈得那样有名有姓,有声有色,而《明史》总只是虚提一笔。司马温公的《通鉴》虽采小说,究竟不过是借着参考,断制多不从小说;而他采《赵飞燕外传》的“祸水”故事,反为严整的史家所讥。大约知道一件事内容者,每每因自己处境的关系不敢说,不愿说,而不知道者偏好说,于是时时免不了胡说。
论到官家记载之讳,则一切官修之史皆是好例,所修的本朝史尤其是好例。禅代之际,一切欺人孤儿寡妇的逆迹;剪伐之朝,一切凶残淫虐的暴举,在二十四史上哪能看得出好多来呢?现在但举一例:满洲的人类原始神话,所谓天女朱果者,其本地风光的说法,必不合于汉族之礼化,于是汉士修满洲原始之史,不得不改来改去,于是全失本来的意义。(陈寅恪先生语我云:王静安在清官时有老阉导之看坤宁宫中跳神处,幔后一图,女子皆裸体,而有一男老头子。此老阉云:宫中传说这老头子是卖豆腐的。此与所谓天女者当有若何关系?今如但看满洲祀天典礼,或但看今可见坤宁宫中之杀猪处,何以知跳神之礼,尚有此“内幕”耶?)犹之乎顺治太届下嫁摄政王,在清朝国史上是找不出一字来的。(其实此等事照满洲俗未可谓非,汉化亦未可谓是。史事之经过及其记载皆超于是非者也。清朝人修的《太祖实录》,把此一段民间神话改了又改,越改越不像。一部二十四史经过这样手续者,何其多呢?现在把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的稿本影印一叶以见史书成就的一个大手续——润色的即欺人的手续。
论到私书记载之诬,则一切小说稗史不厌其例。姑举两个关系最大谬的。元庚申帝如非元明宗之子,则元之宗室焉能任其居大汗之统者数十年,直到窜至漠北,尚能致远在云南之梁王守臣节?而《庚申外史》载其为宋降帝瀛国公之子,则其不实显然。这由于元代七八十年中汉人终不忘宋,故有此种循环报应之论。此与韩山童之建宋号,是同一感情所驱使的。又如明成祖,如果中国人是个崇拜英雄的民族,则他的丰功伟烈,确有可以崇拜处,他是中国惟一能跑到漠北去打仗的皇帝。但中国人并不是个英雄崇拜的民族,(这个心理有好有坏。约略说,难于组织,是其短处;难于上当,是其长处。)而明成祖的行为又极不合儒家的伦理,而且把“大儒”方正学等屠杀的太惨酷了,于是明朝二百余年中,士人儒学没有诚心说成祖好的。于是乎为建文造了一些逊国说,为永乐造了一个“他是元朝后代的”的骂语(见《广阳杂记》等)。这话说来有两节,一是说永乐不是马后生,而是碽妃生,与周王同母,此是《国榷》等书的话。一是说碛妃为元顺帝之高丽妾,虏自燕京者,而成祖实为庚申帝之遗腹子。(此说吾前见于一笔记,一时不能举其名,待后查。)按硕妃不见明《后妃传》,然见《南京太常寺志》。且成祖与周王同母,隐见于《明史·黄子澄传》,此说当不诬妄。至其为元顺帝遗腹说,则断然与年代不合。成祖崩于永乐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六十五,其生年实为元顺帝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四月,去明兵入燕尚有十年(洪武元年为一三六八),冒填年龄不能冒填到十年。且成祖于洪武三年封燕王,十三年之藩。如为元顺帝遗腹子,其母为掠自北平者,则封燕王时至多两岁,就藩北平时,至多十二岁;两岁封王固可,十二岁就藩则不可能。以明太祖之为人,断无封敌子于胜国故都、新朝第一大藩之理。此等奇谈,只是世人造来泄愤的,而他人有同样之愤,则喜而传之。(至于硕妃如为高丽人,或是成祖母,皆不足异。元末贵人多蓄高丽妾,明祖起兵多年,所虏宦家当不少也。惟断不能为庚申帝子耳。)所以《明史》不采这些胡说,不能因《明史》的稿本出自明遗臣,故为之讳也。《清史稿》出于自命为清遗臣者,亦直谓康熙之母为汉人辽东著姓佟氏也。
官府记载与野记之对勘工夫,最可以《通鉴考异》为例。此书本来是记各种史料对勘的工夫者,其唐五代诸卷,因民间的材料已多,故有不少是仿这样比较的。因此书直是一部史料整理的应用逻辑,习史学者必人手一编,故不须抄录。P26-28
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不仅是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领袖、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一生富有传奇色彩,因他不畏强权炮轰行政院长孔祥一熙、宋子文,为他赢得了“傅大炮”的雅号,在民国时候,傅斯年是最有个性的文化名人之一。
傅斯年(1896~1950),初字梦簪,字孟真,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光绪甲午年举人。傅斯年9岁时,父亲去世,由寡母抚养成人。他天资聪颖,从小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基础,6岁人私塾,10岁人东昌府立小学堂,11岁读完《十三经》,并且能够背诵其中的许多章节,13岁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7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以病弱之躯,名列第一。
在北大时,傅斯年成绩特优,取得几乎所有课程都接近满分的骄人成绩。虽说傅斯年是一个学生,但他的国学功底非常了得,甚至超过了许多老师。据说当时傅斯年在北大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朱蓬仙的,也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老先生的门徒。可是讲起《文心雕龙》来,实在是不敢恭维。于是在课堂上,他就错误迭出,学生深以为苦。恰有某生,借到了朱大教授的讲义全稿。傅斯年高兴得不行,一夜看完,一下子逮住了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上名,上书校长蔡元培,请求补救,书中附列了错误之处。蔡校长对于这些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后来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由于傅斯年出名的才气,当时在北大笑傲一时的刘师培、黄侃和陈汉章等人物,都对傅斯年格外青睐。黄侃尤其对他寄予厚望,时加奖掖,希望对方成为自己衣钵传人。黄侃的算盘打得不赖,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那一年,北大来了胡适。初到北大时,胡适才27岁,嘴唇上的胡子刚刚有点样子,他年纪比那些先生们差一大截,倒和学生们差不多。傅斯年开始还对胡适不上心,后来开始留意,再后来终于就跟着上了胡适的道,再不吃黄侃那一套了。
胡适的出现给傅斯年带来了春雷惊梦般的巨大震动,正是他把傅斯年从传统国学引向了新文化运动。抱着为新文化而奋斗的热忱,傅斯年和几位北大同学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创办了《新潮》月刊。《新潮》是北大学生自己办的刊物,并得到了北大校方的资助,校长蔡元培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出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潮》是仅次于《新青年》的重要刊物,傅斯年作为《新潮》的灵魂人物,其思想观点和学术主张也逐渐为世人所熟知,由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5月4日上午,北京的大学生集会抗议,傅斯年被一致推选为主席。下午,傅斯年扛着大旗率领游行队伍直扑赵家楼,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虽然傅斯年没有完整地参加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但是他对五四运动的贡献是不可埋没的。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和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成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广泛涉猎哲学、历史、政治、文学乃至物理、化学、数学和地质学等各门学科,最后在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及教育等多个领域都有建树。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是最干净的。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1926年冬,傅斯年留学归国,回国后一直在教育与研究部门任职,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和高等教育有关。
1928年,受蔡元培先生之聘,筹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底,历史语言所成立,任专职研究员兼所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23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七十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组织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15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傅斯年还将明清大库档案资料争取到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进行专门整理,使明清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从1938年起,傅斯年作为社会贤达一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主张抗战,抨击贪官污吏。傅斯年的雅号叫“傅大炮”、“傅老虎”,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炮轰两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宋子文,并把他们轰下了台。
做国民参政员时,傅斯年认为当时国民党政权的主要危机来自内部的腐败,他曾两次上书蒋介石,抨击国民政府,要求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终于把孔轰下台来。孔祥熙走后,宋子文来做行政院长,开始,宋子文的一些做法深得人们好感,傅斯年还在《大公报》上写文章说他的好话,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他又开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纪评论》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一文,列举了宋子文种种劣迹,认为他搞乱了工业,搞垮了经济,其贪污腐败行为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章发表后各报章纷纷转载,举国瞩目,宋子文只好卷铺盖下台。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也当上了接收大员,飞到了北京。很多人推荐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诚心诚意地保举了还远在海外的胡适。但他又坚决要求去北大当一段时间的代理校长。他不是有什么官瘾,而是认为,像胡适这种书生,走到哪儿都是老好人,不忍心得罪人,所以他要先出头,把那些沦陷时期舍不得离开北京并出任伪职的人员一个个开除出去,为胡适任职扫清道路。
1949年1月,傅斯年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在台大实行改革,令台大的教风学风为之一变,他对台大的影响之巨,与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相仿。1950年,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傅斯年同时代的学者曾指出过,他寄身政治,因此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更大的学术成就。但是,他所创立的史料学派,已经足以让他立足于大师的行列了。史料学派的代表作是《史学方法导论》。该书收录了傅斯年先生1918年至1941年的13篇有关史学问题的学术文章。其中以《史学方法导论》一文为代表,在此文中,傅斯年提出了“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其他12篇文章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从多个角度反映了傅斯年先生的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导论》不仅是傅斯年系统阐述其史学观念的主要体现,也是其一生教学讲授的基本教材。可惜全本迄未得见,目前各家出版社出版的只是残篇。
信奉“史学即是史料学”为治史格言的傅斯年,非常强调史料搜集与整理考订对历史研究的特殊意义,他认为“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据此,其对史学方法的论述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作了展开。
一、关于史料的搜集。在历史研究中,傅斯年最为注重第一手史料及各种新材料的发掘运用,以为“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富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因此,要推进史学的现代化,就必须改变旧史学中“书院学究”的研究方法,吸取自然科学重视经验和实地考察之法,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案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通过实地调查神祗崇拜、歌谣、民俗和考古发掘,’尽量扩充材料范围,进而“利用各地各时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书,小如私人的日记,远如石器时代的发掘,近如某个洋行的贸易册,去把史事无论巨者或细者、单者或综合者条理出来,是科学的本事。”
二、关于史料的整理。他在这方面的讨论大致集中于二点:第一,是充分运用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这里所谓的“工具”,指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各种科学的知识及研究方法;第二,是比较的方法,他认为,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因为史料反映的史实有正有误,有缺有全,有不同的侧重面或特点,只有通过不同来源和不同类型史料的对勘互补,才能逐步接近史实的真相。傅斯年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在当年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由此成就了历史语言研究所,使得中国的史学研究在国际上获得相当的地位,其本人亦被标举为“史料学派”的盟主,人称傅斯年是“史料学派”的奠基人。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知、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傅斯年)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胡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