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内达转学来时，我们都是中学二年级学生，那时学校即将实施新的着装和纪律守则。为此，大家都乐不可支，特别是我。皮内达那天的自信与骄傲，让我深深迷恋上他，觉得他帅、与众不同、时尚、聪明、极具魅力，最重要的是，我在他身上发觉一股外国人的气质。
第二天，我更说服自己，皮内达在每一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每当我用眼角余光偷偷观察他时，都觉得他长相特殊，看起来聪明伶俐，而且极其自信。我发现，他的行为与个性都和我们这些普通学生不同，当他低头写作业时，竟像是一位研究人员全心投入自己的研究，希望能尽快解开谜题一般。另一方面，他的脸又好似散发出女性温婉的气息，曾经有那么一刻，我觉得他既不是成年男子也不是小男孩，看不出是年老还是年轻。那一刻，我竟觉得他像一个穿越时空来自古代的人，绝对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我对自己说，我要成为他的跟班、他的朋友，然后也和他一样不同凡响。某个下午放学时，我等全校同学都离开后，克服自己内心的胆怯与自卑感（因为我从小驼背，每个同学都因此认识我，还给我起了一个绰号叫“驼子”），鼓起勇气靠近皮内达，并对他说：“你介意我和你一起走吗？”
“完全不介意！”他认真、自然且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让我感到亲切极了。
皮内达是班上惟一一位从不叫我绰号的人，无论是驼子还是小驼子（后者当然更伤人）。不待我问，某天，他突然主动向我解释，语气坚定而自信，而我永远忘不了他对我说的话：“身体残缺的人，更能赢得我的尊重。”
他说话的样子好成熟，应该说，比任何一个大人都成熟。这句话他说得高贵，而且没有一丝矫情。从来没有人这么对我说过话，于是，我沉默了一会儿，他也一样。然后他却突然转移话题问我：“你喜欢听什么音乐？你了解流行吗？”
问完后他笑了笑，一种始料未及的粗俗笑容，像个王子正在与乡巴佬说话，试图模仿乡巴佬一样。
“你说的‘了解流行’是什么意思？”我问。
“意思就是别太落伍，就这么简单。那书呢？你喜欢阅读吗？”
我的阅读真是差得不能再差了，所以我无法告诉他真话，我怕那会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傻子。其实，我多多少少也明白自己的程度，而且期待有人能帮我，但我不能告诉皮内达实话，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会发现我竟为了谈恋爱，挑了法国神父作家米歇·库瓦的《爱，丹尼日记》来读。至于音乐，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不能告诉他我大部分时间都听西班牙歌手玛丽‘特里尼的歌，因为我喜欢她的歌词：“谁在十五岁时不曾想过拥抱？谁又不曾为爱情写过诗？”
“我偶尔会写写诗。”我这么回答。或许是受到玛丽‘特里尼的歌词激发，我编了一个这样的谎。 “什么样的诗？”
“例如，昨天我写了一首诗，名为《户外的孤寂》。”
他又粗俗地笑了起来，又像是王子在与一位乡巴佬对话，并且尝试模仿他。
“我写的诗从来没有完成过。”他说。“我连第一句都写不下去。到目前为止，我大概写了至少五十首这种被我中途放弃的诗。如果你好奇，可以改天到我家来，我拿这些诗给你看。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完成这些诗，即使完成了，主题也不会是孤寂。孤寂这个词太过陈腔滥调，你也知道，就像是那些钻牛角尖的青少年会喜欢谈的东西。你找个时间来我家吧！我给你看我都写了些什么。”
“那你又为什么从不把诗写完？”一个小时之后，我人在他家时问他。
当时，我们待在他宽敞的房间里聊天，直到今天我都清楚记得皮内达一家人对我热情又丰盛的款待；至于皮内达的父母亲，也理所当然都和他一样优雅迷人。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仅仅睁着两眼发愣，然后盯着那扇他抽烟时会打开的窗户。
“为什么你不写完你的诗？”我又问了一次。
“听着，”他回答，“我们现在可以做些别的事，不如来抽烟吧！你抽烟吗？”
“我抽。”我骗他。其实我大概一年只抽一根烟。
P194-197
一本怪异、考验读者理解力，却绝对不失趣味的作品。即便是文学大师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或意大利的卡尔维诺，都能在其中找到亲切的共鸣。
——《柯克斯书评》
“在当今的西班牙文坛上，无人能与比拉一马塔斯比肩。”
——罗贝托·波拉尼奥
关于女人，我向来没什么好运气。而对于疼痛不已的驼背问题，我也总是逆来顺受，不怎么抱怨。我最亲近的家人全都过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可怜兮兮地在一间讨人厌的公司上班。除了这些，我还称得上幸福吧。而今天，1999年7月8日，我则是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开始写下这本日记，一本同时也是笔记的日记。在每一页日记的页脚，都有我对于某段文字的批注，评论一些尚未问世，或者永远不会问世的文本。透过这些页脚的评论，我希望证明：自己有能力追踪、剖析那些巴托比作家的特质。
二十五年前，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探讨爱情的不可能性。之后，因为一次创伤，我再也不曾提笔写作了（至于这个创伤是什么，请容我往后再详细解释）。当时，我是以非常极端的态度完全拒绝再写作，我开始变成了一名“巴托比”。但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对于所谓“巴托比作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
我们都认识巴托比，他们是一群打从心底否定这个世界的人。“巴托比”这个名字，来自赫尔曼？梅尔维尔笔下一位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职员。故事里，从来没人见过巴托比先生阅读，连报纸也没有。他总是站在透着苍白光线的窗边向外看，凝视许久。他背后立着一扇屏风，更后面则是华尔街的一堵红砖墙。他从来不喝啤酒，不喝茶，连咖啡或其他饮料也不喝。他甚至住在办公室里，哪儿也不去，连星期天也不例外。他从来不曾谈论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或在这世上有没有亲人。每当有人问起他在哪里出生，请他聊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或者交代他去做一项工作，他总是这么回答：“我宁愿不做。”
在文学世界里，我追踪这种难以分类的“巴托比症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我研究病症本身，也研究当代文学的弊端。那是一种本能的负面情绪，也可能是受到“无”吸引的一种莫名情绪，让某些作家就是无法写出东西来，即使他们对于文学创作抱持着严谨的态度（或许就是这种严格的自我要求，反而使得他们无法真正提笔写作）。有些作家则是在完成一两本书之后，就不再继续写作了，也有些作家起初能够非常顺畅地按照进度下笔，但某一天，却突然停滞，怎么也写不下去了。
之所以决定研究这股弥漫在文学里的“不”和巴托比作家们，其实是因为上星期二我恰好听见一通老板秘书接到的电话。当时，秘书好像对来电的人说：“巴托比先生正在开会。”
听到这句话，我不禁偷偷笑了起来。实在很难想像巴托比先生竟然会跟某个人“开会”，比如，巴托比竟然置身于一个气氛沉重的管理层会议，而且还如此“专心致志”地沉浸其中。不可思议。其实，想找出这群具有“巴托比”个性的人，列出一长串早已受到负面思考浸染的作家们，倒一点也不难。我打算做的就是在这本日记（或说这本笔记）的页脚，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批注。
我会想起“巴托比”这个名字，应该是因为我偶然听见了老板的姓。他刚好有一个与“巴托比”谐音的姓。而且，这个误打误撞的巧合来得正是时候，它突然推了我一把，让我在长达二十五年的沉默之后，决定再次提笔写作，探索这些知名作家为何放弃创作的终极秘密。
于是，我便这么一脚踏进了这个“不”的迷宫里，漫步游走于一条条藏身于当代文学潮流中的小径。这股当代文学的潮流可谓十足恼人，却又同时拥有莫名的吸引力，因为在这股潮流里，只有那么一条“惟一”的小径，正确指引了通往文学创作的真理。这股潮流在发问：“文学创作究竟是什么？文学创作究竟在何方？”这股潮流逡巡在文学里的“不可能性”周围。千年交替之际，文学虽不乏亮点，可前景黯淡无光，这股潮流也道出了这其中蕴含的真相。
只有试着解析这种负面的冲动，只有挑战穿越这座“不”的迷宫，真实的文学才会诞生。但所谓真实的文学究竟是什么？办公室的一位同事故意这么问我，眼神中似乎闪着狡诈。“我不知道。”我诚实地告诉他。“要是知道的话，我早已提笔写作了。”
我也不知道最后能否完成。现在的我只愿相信，惟有透过探索这座“不”的迷宫，才能找到通往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只想知道，我究竟能不能够凭着自己的力量找到它。我将在这本日记的页脚写下对“隐形文本”的评论。不过，“隐形文本”并非代表它们不存在。因为这篇看似鬼魅、若有似无的写作，将注定在下一个千年的文学中游离不定，纷扰难休。
巴托比，作家梅尔维尔笔下一位以“我宁愿不”来拒绝一切的诡异角色，竞跃出纸页化身为一种病毒，弥漫在文学世界中，让众多作家无法下笔……得上巴托比症的人都无药可治，而任何抵抗此病的举动亦是徒劳，还会变得愈加空虚平庸，如同没有在世上存活过一般，成为透明的影子，最终被世人遗忘……
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编著的《巴托比症候群》的叙述者是便是一位“巴托比”患者，他年轻时曾写过一本小说，但因为某种心灵创伤，他拒绝再写。直到某一天，他开始写日记，记录那些和他同病相怜的作家封笔之谜。奇怪的是，他的日记里看不见正文，只有脚注，好像正文被某种不知名的病毒吞噬了……
巴托比是美国文学巨擘梅尔维尔的小说《录事巴托比》中的主角，在梅尔维尔笔下，身为录事员的巴托比先是拒绝核对誊写稿，然后拒绝抄录文件，被因此辞退后，竟然拒绝支领结清的薪水并拒绝离开办公室。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角色，成为了《巴托比症候群》的楔子。《巴托比症候群》在一位苦闷上班族的叙述中开场，他相貌不扬还是个驼背，没有女人缘，但在他人生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他一直想创作一部小说，可迟迟不能下笔。全书便是他的笔记。起先，他只是由巴托比这个名字展开了随意的联想，但随后他竟开始像巴托比一样开始拒绝上班，休假期间，他决心研究一下西方文学史中像自己这样罹患“巴托比文学病”——少产或不产的作家。由此，单纯的笔记加入了86篇批注，专门来点评讲述由“巴托比”作家人群创作出的“看不见的文本”，作者恩里克·比拉-马塔斯以幽默戏谑的口吻，梳理了西方文坛上罹患“巴托比症状”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