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说:“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有机统一,是中华民族辉煌发展史中凝聚的价值取向。中华儿女内心深处无不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诗礼传家、耕读传家、精忠报国、勤俭节约等优秀家风代代相传。传承下来的家风家教,已经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当中。家风和家教是中国人最切身的文化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丰富滋养。家是一切心灵孕育的起点,只有在家文化的滋养下,人们才能变得更加幸福。
李燕杰、冯承平、史青星编著的《家风正国风清:听爷爷奶奶聊家风幸福直通车》能让传统优秀的家风和现代切合实际的家风相结合,帮助人们建立家庭体系文化,和亲人们一起成长,成为世上最幸福快乐的家族成员。
所谓的家风,又叫门风。陈寅恪曾经盛赞中古时期的文化,说那是个“门风优美”的时代。
面对今天的中国,《人生九级浪》的作者李燕杰和民间学者冯承平将中华儿女内心深处浓厚的家国情怀,诗礼传家、耕读文化等用特别的方式呈现出来。
关于传统文化的图书市场上已经很多,但是将信息化时代的特色和传统家风相结合的图书几乎没有。《家风正国风清:听爷爷奶奶聊家风幸福直通车》作者李燕杰、冯承平、史青星并没有简单地将传统文化拿来,而是从家庭这个社会的小单元出发,对传统的家风孝义等文化的断层做一个分析和反思,把传统的东西拿出来在现实中检验、辩论,使得这本书避免常见的传统文化读本的缺陷——简单复制和说教,而是注重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化的结合,使之生动有趣,促进思维创新。
在内容的社会及时性方面与时俱进,在装帧设计方面则采用了任由思想驰骋在书中的“裸书籍线装”。
孝义家风
史青星:冯老师博学多才,又结合您的实际生活来谈论,让我们对于家庭文化的思考更加深入。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两位老师,为什么中国是一个如此重视家庭生活的国家?
李燕杰:史青星追本溯源,好问求知的习惯还是没有变啊。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维持了长达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宗族制度和农耕文明是密不可分的。土地把人们牢固地捆绑在一起,人们手持简易、轻便的劳动工具在土地上挥汗如雨,两千年来劳动工具都没有向重型机械化发展,一代代的人们都同样地把终生埋葬在土地里。在宽广的天地间,个人的力量渺小而微弱,人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劳作来抵挡自然界的灾害。什么样的团体最可靠?当然是那些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人。家庭成为中国人的血脉,是中国人相互依赖的情感依托。当人们成年后,不得不离开家庭,他们的心灵依旧把家庭当作最亲密的港湾,并寻求一种能够和以往的家庭联系在一起的方式,这个纽带随着人口的繁衍日益发展,最后变成了扩大的家庭组织——宗族。
冯承平:嗯,我的家乡就有祠堂,那是宗族制度的外在表现形式。小的时候,村子里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要在宗族的祠堂里由大家长主持商讨通过,哪家哪户婚丧嫁娶也需要在祠堂里举行仪式,每年秋天丰收时需要在祠堂里庆贺,逢年过节需要在祠堂里祭祀祖宗……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宗族一旦形成,在它的管辖范围内就有相应的规章,即族规、宗规,影响和控制家族中成员的的行为举止,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政府维持社会秩序的职能。宗族里推举出来的有威望的大家长在能力上超群,在德行上出众,能够合理地处理家族内部的事宜,繁荣家族经济,团结家族成员,抵御外族侵袭。
我的家乡风俗是一年至少有两次要邀请祖先的灵魂回家与家人团聚。每年过年期间,除了健在的亲戚之间走家串户外,也需要去坟地祭拜死去的祖先。南方春节期间,气候已经开始回暖,人们在家过完除夕和大年初一后,不分男女老少,举家带着食品、酒、金银纸钱去家庭或宗族的墓地扫墓,花花绿绿的影子穿梭在冬末野草遍地的大山上。竹篾编织的篮子里装着去世的亲人生前爱吃的酒肉,后辈把食物一一摆在墓碑前,还需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呼唤祖先来品尝过年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清明节是更为重要的祭祀时节,外地的亲人不论多远都会在这一天团聚,一起举行较为隆重的祭祀仪式。秋天来临,当打下金黄色的谷子时,我们也会在自家享用之前,先供奉给祖灵品尝。
史青星:冯老师谈到祭祀,我也挺有感触。祭祀的根本在于对祖先的崇拜,中国人认为祖先有灵性,所以对他们敬重;我们也敬重山川、大江、大河,因为它们在中国人眼中都是有灵性的东西。敬故而有孝。古人说:“百善孝为先”,所以提倡“孝道”。
但是孝在今天做得并不好,人们认为孝道就是忠君,把孝和忠一起打倒,觉得孝在封建社会之所以被提倡,是因为它能为政治目的服务,是对绝对权威的迷信,并大张旗鼓地说孝违背了自由的人性,还举出传统观念中不适宜的孝行为,比如“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有一个疑问,孝是封建残余吗?
李燕杰:人云亦云的到底是多数,没有多少人真正自己思索过孝的内涵。在早期,孝是极富有人性的,孔子是(非常)反对思维僵化的一个人,他提出的孝道也是符合当时人性和时代精神的。不信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实一下。
曾子锄瓜,不小心斩断了瓜的根。父亲曾皙非常生气,举起一根大棍就向曾子的臂膀打过来。曾子摔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曾子高兴地站起来,走近曾皙问候道:“刚才我得罪了父亲大人,您因为教导我而用力打我,您有没有受伤?”曾子随后退下去回到房里,边弹琴边唱歌,想让父亲听见,知道他的身体早已恢复了健康。
孔子听说了这些情况就发怒,告诉弟子们说:“如果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门。”
曾参自认为无罪,托人向孔子请教。孔子对来人说:“你没听说过吗?昔日舜侍奉父亲,父亲使唤他,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要杀他,却找不到他。父亲轻轻地打他,他就站在那里忍受,父亲用大棍打他,他就逃跑,因此他的父亲没有背上不义之父的罪名,而他自己也没有失去为人之子的孝心。如今曾参侍奉父亲,把身体交给暴怒的父亲,父亲要打死他,他也不回避。他如果真的死了就会陷父于不义,相比之下,哪个更为不孝?另外,他不是天子的臣民吗?杀了天子的臣民,又会犯多大的罪?”曾参听后,说:“我的罪过很大呀!”于是造访孔子向他谢罪。
孔子论孝说得很精辟:父母的命令,不做是否合理的分辨,一味听从的愚孝是陷父母于不义之不孝。这就是三不孝中的一不孝“阿意曲从,陷亲不义”。光是这一点的论述就足以让几代人汗颜,因为现实中有很多长辈生硬的面孔背后是毫无见识。当然,还有另外两不孝,“家贫亲老,不为禄仕”和“不娶无子,绝先祖祀”,即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第二种不孝有时代价值,想想现代社会有多少啃老族,不努力工作挣取收入奉养父母,却硬生生、毫无内疚感地啃老,他们应该在孔老夫子这儿好好反思一下。第三种不孝则不太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孝道是和时代精神相结合的,要符合人类总体发展的需求。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有限,人口的数量也相当有限,所以孝很大的目的是人口繁衍,维持家族的人口数量是家庭繁荣兴盛的基础,所以才会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为了要有后代,不告知父母就自作主张结了婚,可人们还是认为这和告知父母的结果一样,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孝。
而现代社会,人口的繁衍已经到了一个上线,社会发展需要适当限制人口的繁衍,显然,再拿“无后为大”的要求让现在的孩子接受是不明智的。可见,古人所提倡的孝不仅是一味地孝顺,让父母有吃的、有穿的,对父母的话不加辨别地听从,而是要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尊严能够提高,精神上能够快乐。人们对于不孝的行为会非常明确地指出来,以警示他人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史青星:李老师的话让我豁然开朗,文化的断层造成很多长辈挟持了孝道,动用孝赋予的权力,逼迫儿女接受违背人性的事情,动辄以断绝关系为胁迫,让儿女倍受压力。这种孝道显然是不合理的。我想起中国古代有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时有一个人叫郭巨,家境贫困,郭巨有一个老母和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老母疼爱孙子,有饭自己舍不得吃,都留给孙子。郭巨对妻子说:“本来能让母亲吃上饭就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儿子分享她的饭食,老人家恐怕就会饿死了。”于是夫妻俩忍痛抱着孩子来到野外,准备埋掉儿子。
这个故事里的郭巨自认为这种行为是从孝道出发,但其实从我们现在看来,不但违背了正常的人性,还会让他的母亲也陷入不义的境地。这种行孝的方式会让不明所以然的人纷纷倒孝。
冯承平:史青星能够把传统的东西拿出来在现实中检验、辩论,十分有趣。我佩服李老师,每次听您讲话都能让我有所收获。
我受到了启发,再补充两点。孝不仅是社会应该提倡的美好道德,也是个人用来提升自己的武器。孝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能使一个人养成良好的心性,“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一个人爱自己的父母,对别人的父母就不会有厌恶之情,一个人敬重自己的父母,也会对别人的父母有敬重之情。孝能培养一个人的美好品德,“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理。”一个孝敬父母的人,才会真正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尊重,这个社会才会越来越好。
史青星:对,汉代曾把“孝”作为治理天下最根本的要义,特别注重对人品德的考察。汉代选举官员只有两个标准,即“孝”和“廉”。有人想要做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在家孝敬父母;为人清廉不贪。孝是一切教育的开始,也是一切教育的归宿。所以说:“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
孝不仅不是封建残余,还应该是任何时代都不能放弃的宝石。然而,在社会转型期,人际关系日渐复杂,社会分工明确,每个人都是社会大机器上一个随时可以被取代的零件,不再像在宗族社会那样拥有稳固的身份。大家庭分解成一个个的小家庭,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父母照料未成年人,并让他们接受教育是法律义务,子女长大后赡养父母亦是法律义务。法律的健全令人欣慰,而人性的缺失令人痛心,它演化成亲情的寡淡和亲子的失和,也发生了各种忤逆不孝的事情。
P15-21
门风优美
九世同堂
唐代山东有个张公艺,为人胸襟坦荡,宽宏大量,他家九世同堂,人口繁盛,家庭和睦相处。北齐,隋唐都曾派使臣赠赐旌旗、匾额,以表彰其家。有一次,唐高宗封禅泰山结束后返京,御驾经过张家的宅院,唐高宗问张公艺怎样能够做到九世同居。张公艺回禀道,我的后代子孙世代传承家训:“宽厚仁慈传子孙,坦诚公正待事务”。时刻常思一个“忍”。高宗甚为赞赏,亲题“百忍堂”三字赐给张公。如今我们再看这个故事,可以思考很多,历来都竭力表彰“多世同堂”,便足可见这样同居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得的。现实发展到现在,传统文化中理想的父子关系早已不在,往大的方面说就是家风早已断层、失落。
哲学家培根说过这样的话:“亲密关系可以让我们的快乐加倍,痛苦减半!”幸福问题的解决归根溯源还是要从家庭开始着手。姚鸿昌的《幸福的起点》一书中有这样的话:“不平凡的人最大的福报在于修行,平凡的人最大的福报在于家庭!”
我们周围开始出现这样的故事:
一对80后小夫妻,离婚。卖掉了北京的房子,两人各奔东西。他们,一个是漂亮的女生,只要在空间上曝照片,就能引来很多人围观;一个是帅到可以像明星一样绽放光芒的男生。他们俩大学毕业后一同在北京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买了房,供完了房贷,应该说在外人眼里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工作、伴侣真的是十分难得,甚至令人羡慕。然而,他们婚后的生活却并不如意,他们牵手七年,最终却走到了婚姻的尽头。虽然中间他们也为挽救彼此的婚姻做出过努力,但是,没有良好的家风支撑,导致他们缺乏经营幸福的能力和智慧。
常常有一些年轻人向我咨询怎么找一个合适的伴侣,我对他们非常诚恳地说,不要在乎这个人家庭硬件条件怎么样,学历怎样,外貌怎样,重要的是看他的家风怎样。因为家风几乎决定了这个人的潜力。
富不过二代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当很多教育家在大谈如何才能富过三代的教育思想的时候,我们发现社会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富不过二代,甚至富不过一代的现象。一些父母为社会贡献了青春和才华,成为受人尊敬的成功人士,但是,当他们努力拼搏,还没来得及休息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却让他们处于不仅为社会奉献了青春,还将会奉献儿孙作为后人警示的尴尬境地。
在这段时间,一句教育格言开始悄然流行,“无论你的事业曾经多么如日中天,一个不成器的孩子足以让你晚景凄凉。”
每当出现这类社会问题,我们都会看到很多人发表评论。从十多年前为这样的孩子齿冷,为他们的父母扼腕开始,我就在观察和思索这类问题的答案,苦苦搜寻不到之后,我开始在古圣贤智慧中寻找答案。很快我就发现问题的症结源于家风和传统文化传承的断层。中世纪的时候我们的祖先曾经数代同堂,富过八代,被陈寅恪誉为“门风优美”的时代。
有一次我去拜访李燕杰老师,和他聊起来家风和当今社会的一些问题,他觉得人世艰辛,必须留一点东西给子孙后代,让好的品行和修养能够继承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人们在传统文化中重拾家风。冯承平老师在与李燕杰老师会面后,非常乐意和李老师聊古今,谈天人合一。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一起合作了这本《家风正国风清:听爷爷奶奶聊家风》。
李燕杰老师已经85岁高龄了,还身患癌症,可是他每天的时间都安排非常紧凑,指导学生,与来访者交谈,录像,工作……晚上10点睡觉,早上4点就起床,比年轻人还有活力。战胜癌症病魔的李燕杰老师,他的生命历经沧桑,也充满无数传奇,他经营的幸福需要超凡的智慧,他常怀念自己的父母给予的生命的教育,子女和父母要像碧空的星斗永远互相辉映!
2014年3月20号,我们迎来了联合国发布的第二个国际幸福日。大卫·迈尔斯认为:幸福的最佳预测因素,就是紧密的、平等的、共同成长的、维系终生的亲密关系。亚里斯多德说:“没有友谊,就没有幸福”。传承优秀家风,建立家庭体系文化,和亲人们一起成长,成为世上最幸福快乐的家族成员。
史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