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度，文亮不熟悉这里的一切，从语言、食物，到逢人便鞠躬的男人女人们，可能还有一些他并未发现的东西，将在日后的岁月里渐次呈现，对他施以各种意料外的折磨。所以，无论他如何不情愿，现在，他也只能这样，紧紧跟着父亲——这个男人，比十年前矮了些，也许只是因为文亮比十年前高了些，现在他至少比父亲高一个头——寸步不离。他一直小心翼翼注视着父亲的一举一动，尽力不让自己，再被他抛弃一次。
可是，父亲为什么连去湖边坐小客轮的时候，都没有顺便招呼一下他呢?
父亲站在那艘小客轮旁边，停下来，回头看文亮，像是在等他。这时文亮想起，自己二十二岁了，而其中二十年，他都在独自生活，跟父母身处两个不同的国度，中间隔着一片无望的海洋。但现在，他竞害怕跟父亲走散——这明明是三岁的孩子才会产生的担心，这不是一个身高一米九的成年人应该有的想法。
他放慢脚步，希望父亲现在能跟他说点什么，随便什么。
但父亲什么都没说，就像几天来的情形一样。
这是一次沉默的出游。
文亮三天前抵达东京成田机场。飞机上一共有四名空姐，两位是中国国籍。其中一名空姐，先是用日语对文亮说话，立刻又换成中文。
文亮很想问她，你觉得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但他最终也只是微笑、点头，用手快速指了指餐车上那一排装着苹果汁的纸盒。他不能用自己也不确定答案的问题，去为难一个陌生女人。他不想用中文回答她，也不想用日文——虽然他并不知道在日语里“苹果汁”应该怎么说。
文亮早就被希望学习日语的，但他这几年把本该用来学日语的学费，都花在了别的地方。那些从日本寄来的钱，足够他去做很多事情。而那些事情，可都比学日语有趣多了。
飞机从哈尔滨机场起飞，四个小时后到达东京。
他在哈尔滨生活了三年。临走的时候，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回来，他很希望回来。这几乎是黄金般的三年，从大一到大三。在一所普通大学读书，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很容易成为佼佼者——比如文亮就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姑娘们喜欢的男孩。这也很容易，因为他有钱。父母在日本多年，除了源源不断地给他寄钱以及各种甜腻的日本点心之外，他们好像也不知道还能为文亮做些什么了。而姑娘们，其实都很喜欢那些甜腻的东西。
文亮长得好看。他从网络上学会了日本少年的各种潮流装扮，懂得让头发错落着，在脸颊边散开，至少要挡住耳朵。他一度在左耳戴一只元宝形状的耳钉，后来担心被误认作同性恋，便不再戴了。他染过至少五种颜色的头发。在他后背左边肩胛骨的地方，有一处小小的纹身——那图案其实并不小，但他长得太高，图案看上去便小了很多。如果有人曾经看见过他赤裸的后背，甚至都不会注意到他左肩胛骨处那只海豚。昨晚，文亮和父亲在湖边旅馆的顶层温泉，迷蒙的水雾里，父亲也并没发现这只海豚。
“没有人纹身纹海豚的”，萧霄，他那时的女朋友，为此这样嗤笑他。他没理她，认为她并不懂得他的人生。
萧霄给自己纹了一只蝴蝶，在右脚踝的外侧。他们一起纹身的过程中，她又后悔起来，因为脚踝的神经太敏感，她不想纹身了。
“你打算留着一个半片翅膀的蝴蝶吗?”于是轮到文亮嗤笑她了。
他们那天分别趴在纹身店里两张并排放置的小床上，侧着脑袋，四目相对，像是同床共枕的男女，如果两张狭窄的纹身床中间不存在那道不宽的缝隙的话。天气已经热起来，铺着墨绿色天鹅绒的纹身床上，留下他们的汗渍，像他们转瞬即逝的爱情。
我认为自己患有季节性情绪失调症。这病简称SAD，刚巧这个单词在英文里也是“悲伤”的意思。SAD患者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很健康，从深秋天气转凉开始就会明显感到忧郁，情绪失常，躁动，易崩溃。在热带，SAD即便存在也很少见，而在纬度超过30度的地区，SAD显著存在，在全国领土的纬度几乎高于30度的加拿大，SAD的发病率是十分之一。中国则跨越了北纬30度线，简单说，上海以北的地区差不多都在这条线以北，都是SAD的高发病区。英国也是SAD的重灾区，自杀率在冬季总是更高。英国人普遍显得阴郁，连英式笑话都是冷笑话。
在看到介绍季节性情绪失调症的文章时，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就像最绝望的时候，有人递上一杯热巧克力，轻抚你的背，再告诉你，你的委屈，我都知道。
就是这样，一到冬天，萧索和寒冷让我绝望，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致来，昏昏沉沉，整日唉声叹气，外出成为对勇气和智慧的考验，哪怕去推金属的门把手，也像是去北极探了一次险，更不用说北京长期的雾霾。每个人的状态看上去都非常糟糕。衣着顾不上光鲜的搭配，只是为防寒保暖。路上都是层层包裹后看不清面目的人，大家集体丢失尊严。人们罹患SAD而不自知，又彼此抱怨，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美好的事情，除了那个还须等待多日的姗姗来迟的暖春。
在大自然的强悍力量面前，我们无力又渺小，抵抗的行为统统是消极的，不过是囿于室内，日日夜夜。
我告诉别人，我得了季节性情绪失调症。大部分人只当玩笑，一笑了之。也有人毒舌，说我自己编了一个病出来。我便不再说了，只当是个秘密。
然后，那些因天气而产生的不快，似乎都有了解释。不开心的时候，我想，哦，是SAD在作怪。找到罪魁祸首，便可以心安理得，不再追究其他的原委。我一趟趟往南方温暖的地带去避寒。事实证明，也确实管用，至少那些每天可以看见太阳，不用穿冬衣的热带、亚热带的假日，我都过得挺不错的。
我们总是需要一个解释的，就像一本书需要作者的自述。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如果这个解释刚好可以自圆其说，作者与读者都会彼此心安，好过一点。
可是，有些事情可以解释，还有很多的事情却并不能解释。而一本书、一本小说，属于哪一类呢?好像作者是可以做出解释的，你写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写?这些问题回答起来，其实也不困难。但我怀疑，这样去解释一本书和一篇小说，是否有意义?而且，我的解释会比任何一个人对这些文字的阐释，更有意义吗?
《透视》里的大部分篇目，在刊物发表时都配发过创作谈。我也假装用创作谈的语气，在那里谈来谈去。后来我发现，值得一谈的东西并不如我们以为的那么多，如果我不想落入陈词滥调和自怜自艾中的话。偏偏我最怕自哀自叹的文章，怕读、怕写，即便最悲伤的时候，我也认为文字应当隐忍克制。在2015年冬天，北京遭遇极寒的天气里，季节性情绪失调症发作，我写了一些小说，把自己的不爽都放在里面了。选择小说是因为它是虚构的，我不必刀刀见血见肉地解剖自己，如此反倒可以让文字冷静。你可以理解为，在小说中，我改头换面，隐藏着不愉悦的一切．佯装平静，再将之娓娓道来。而娓娓道来的内容，其实就是不可解释的。小说要写的，恰是这世界不可解释的那一部分。
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付出了全部。但可惜，我们都不会透视。
我想，这就已经足够了。我已经给出了一种解释，而且与我的小说有关——它关于过去的记忆，也关于对未来的预期，与之相关的，还有它本身就是我们对不可解释的世界的一种解释的努力。不可解释的世界里，还有其他很多不可解释的东西，比如成长，我相信成长是可以一直写下去的话题。比如《火山》，我觉得说它写抗战、写父子关系，都不如说它写成长来得贴切。《他们家的暖气》完全就是写自己怕冷畏寒，当然也不全是，还有南北方的差别，我用这种差别做背景，写一种不适，这种不适不全是因为南北差异而生，它当然还是与成长有关。我对成长的看法，难免有些悲观，因为其中有太多妥协。所以我又试图让妥协不那么多，或者说，不那么容易妥协一点，这就是《另存》。《另存》和《透视》一样，写的都是艺术区的事，2015年我大部分小说都在写艺术区。《另存》是这一系列少数几个中篇之一，它曾经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要我写创作谈，我写了第一稿，解释了一番其中素材和自身经历之间的微妙联系。还是那样，写完后我又觉得没必要这样解释，于是重来。在最终成形的《另存》创作谈里，我说它写的是功利面前，人的踟蹰与无力。对荣耀，很多人可能都这样，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透视》写伤痛之后，人们如何度过，不过是生者继续，生活继续。同样写伤痛之后的，还有《去宽窄巷跑步》。写《去宽窄巷跑步》，是因为我非典时期从北京回到成都，每晚去家附近的宽窄巷跑步。有一次和王干老师说起非典，我说我那时没事干，就去宽窄巷跑步。他说这是个很好的小说题目，我想确实啊，然后就虚构了一篇小说。不可解释的爱情，是《天使的台阶》，可以看出来，我对爱情的观念并不悲观，只是充满不确定性。
正是不可解释的这部分世界，在吸引着写小说的人、读小说的人，他们用小说的方式向不可解释的世界发起挑战，企图从一扇扇打开的窗户里，透视出一些什么来。
我希望我打开了一些窗户，虽然我们都不会透视。
周李立
2016年2月
周李立的小说集《透视》多以都市生活为背景，以青年一代的视野与角度，在极小的切口处找寻与现实交锋的话语空间。作品专注于描写都市男女细腻丰富的内心活动，叙述至爱亲朋之间环环相扣的微妙生物链关系，反映出人心的孤独和对困境的突围，使故事得以饱满表达。
周李立，1984年生于四川，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8年开始发表作品，中短篇小说集《欢喜腾》入选2013年度“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获第四届汉语文学女评委奖，第六届“茅台杯”《小说选刊》奖新人奖，2015年《长江丛刊》年度文学奖等。现居北京。
周李立的小说集《透视》多以都市生活为背景，以青年一代的视野与角度，在极小的切口处找寻与现实交锋的话语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