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书籍。梁先生站在港岛近观内地社会，遥眺世界局势，文不长、字不多，但寰宇都在其中，真相都得披露，道理全然道出，可谓“文道非常道”。

本书为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梁文道先生近两年来撰写的时评文字结集，谈及政治、民主、民族、教育、新闻自由、公民道德等社会诸多方面。文字风格犀利，文章主旨清晰、论述简洁有力，往往一针见血命中问题之要害，其文字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之余，还催人省思，给人启示。本书名曰《常识》，正如梁氏自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多为常识而已。若觉可怪，是因为此乃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自序

上编 理解当代中国的七十张关键切片

国耻：向“百年国耻”说再见

抗战：为什么它还没有结束

自虐：我们总是喜欢作贱自己

“爱”：撕裂社会的爱

反华传媒：西方传媒不是铁板一块

反法：反一项政策还是反一个国家

汉奸：一团模糊的历史现象

移民：假如老外成了央视主播

运动：奥运并没有烧旺民族的热火

日本(一)：搞清楚你反对的对象

日本(二)：不是反日本，而是反罪恶

多元：不同的中国

世界：我们的地图里没有第三世界

大国：温柔的必要

口音：“港台腔”错在哪里

形象：中国人是哪一种龙的传人

文化入侵：故宫星巴克的伪问题

正面形象：政府形象不能只靠计划

争光：谁有资格代表我们

中国威胁(一)：我们到底出口了什么

中国威胁(二)：外国人的生命就在我们手中

“人格魅力”：领导人一定有魅力吗

角色：一出好戏代替不了制度

接班：为什么年龄是中国政治家的死线

好官：一个人要有多好才能当官

问责：飞机失事，部长下台

喜事：中国政治仪式的风格

政府：它的界限在哪里

合法性：政府起码要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

特供：怎样区分君主立宪与共和

民主：一种自我修正的漫长道路

民意：官员需要公布自己的电话吗

投票(一)：为什么有时候它是不道德的

投票(二)：不是民意的表达，而是民意的决定

历史：一种中国式宗教的衰亡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

创世神话：新中国的历史问题

城管(一)：汽车的城市还是人的城市

城管(二)：市容重要还是生计重要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富豪：既不是贵族，也不是资本家

老师：一种基础的职业

大学：宽容是大学的本质

大学校长：校长的地位堪比国家元首

大学生：要老妈送上学的一代人

大学教授：学术辩论不用骂娘

作协：政府供养艺术家的理由

潜规则：真正的规则

“真”：“范跑跑”的真性情

足球：中国社会困境的折射

刘翔：一个偶像吃掉了一个活人

浮躁：这个时代的集体病症

套话：老百姓的真心话

空话：言语脱离现实之后的信任问题

信任：最重要又最稀缺的社会资源

极少数：只限于坏人的一种量词

苦难：只有英雄，没有灾民；只有感动，没有伤心

天灾：人的角色在哪里

哀悼：与亡者和解

抗灾：灾难不能对抗，只能与之共存

民间(一)：政府的好帮手

民间(二)：志愿者的崛起

大同：地震中的慈悲

万众一心：异议的消失

第三空间：“淫照”照亮了公私之间的空白

网友：两亿网民都成了朋友

幽默：为什么我们笑不出来

恶搞：谁不喜欢我们笑

低俗：为什么当官的人品位特别好

负面报道：为什么他们老是报道负面消息

炒作：“宣传”的名与实

诽谤：为什么政府控告传媒不是一个好主意

信息不对称：中国特色的资讯匮乏

下编 窥视世界的局部角度

政治激进派的豪赌

温和派如何被迫走上了激进路线

激进政治的自我繁殖

战争不能取代建设

民族分裂的巴尔干示范

民族分裂的伊拉克示范

朝鲜也是一个正常国家

种族问题往往只是阶级问题的伪装

缅甸比丘为什么要上街

反对吸烟的纳粹党

一个国家的梦想与现实

右翼版本的美国人

美国的右翼与上帝

为什么美国就是不肯放过古巴

“自由”的朋友，民主的敌人

第一世界里的第三世界——新奥尔良风灾

爱国怎么毁了传媒

奥巴马的修辞学

奥巴马与美国梦的实现

建立在一本书上的国家

萨科齐如何背叛了法国的共和遗产

泰王总是政变的赢家

国王与我

索尔仁尼琴的最后悲剧

世界到底有多平

政治游戏的规则

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的“世界银行”

买军火好比买玩具

有钱不一定有权

富豪治国

贝卢斯科尼——富豪政客启示录

个人慈善取代不了社会公正

传媒帝国的阴影

超级财团垄断传媒的年代

足球太圆了，政治抓不牢

四年一度的四海一家

鸣谢

大局：“大局”究竟是什么字体

中国历史最令人感动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历史的书写本身。历代史官以“实录”的方式，尽力客观地记录国朝上下发生的大事。虽有帝王荒淫暴虐，也不必为尊者讳；虽有天灾人祸诸端异象，亦不必笔存忌惮。然后把一切留诸后世，不只信任自己，也信任未来。直到另一家人做了皇帝，依据前朝留下来的记录，再替它修整成史。这是后人对前人的责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你可以篡夺人家的王位，消灭人家的天下，但是你不可夺走人家的记忆，以及历史。同时你也大可放心，就算将来有一天你的子孙穷途末路，你一手打下的基业倾颓败坏，你的一切也将为人纪念，一如你纪念前人。

天地正义，有时只能在时间中寻求，用一句俗滥的话，“没有人逃得过历史的审判”。所以忠臣若含寃而死，良民若在暴政下仓皇，唯一还能给他们一个清白的，竟然就是后来者书写的历史了。

这是理想，现实里的史官很难不被当权者干预。为了掩饰过犯，很多人会想毁灭事实留下的痕迹，于是记忆与记录就不只是具有道德意义的行为，而且还是一种政治了。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有见于部分四川震灾灾民群聚法院，打算状告政府忽视学校建筑工程，导致子女魂断校舍，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发表了一篇《含泪劝告请愿灾民》的文章。他劝告这批捧着遇难子女遗照的家长应该先让政府全力救灾，整顿好堰塞湖的危机与人口流动的问题，不要急着在这一刻诉苦申冤。余先生还动之以“大局”之情，他说：“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大家把最危急的关及几十万、几百万活着的人的安全问题解决了，怎么样？”他又呼吁团结，因为“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要是“横生枝节”的话，“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这篇文章出来之后，立刻惹起一片争议。我想余先生的问题就在于忽视了独立文人的位置，袭用了近日非常流行的“震灾大局观”。根据这种观点，灾难当前，全国人民应以大局为重，有任何质疑反思都不要提出？至少暂时不提)，以免阻扰救灾。问题是相信这种观点的人从来没有解释过“异议”到底怎么阻缓了救灾，难道有人怀疑地震预警没做好，军警搬石头的手脚就会慢了下来吗？难道有人要监督捐款的使用，地方政府就不再理会幸存的灾民？最奇特的一点是这些论者似乎以为整个政府乃至于全国十三亿人都在忙着防洪，所以大家要“团结”，千万别分心。例如这批家长明明是要向法院提诉，余先生为什么会觉得这叫做不识大体呢？莫非连法院的人也跑去疏导堰塞湖，所以没空接受状诉？

再看余先生十分强调的“反华宣传”，我们当可发现余先生其实是怕一群家长哭诉豆腐渣工程的场面不好看，会被“反华势力”利用，有损国家形象。如果这批家长愿意忍一忍，等那些还在关注灾区的外国记者散得差不多，那么国家的利益也就保住了。不过我们应当仔细地把政府从这里所说的“国家”抽出来，因为镜头下的示威场面不必然损及包括示威者在内的灾民，它真正损害的其实只是当地政府的形象罢了。所以余先生的“大局观”主要还是“当局观”。话说回头，这也是我等平民常有的习惯，动不动就叫人“顾全大局”，虽然明明想的是当局。似乎大家都和领导人很熟，都没拿自己当外人。

在余先生的博客上，我见到许多他转贴的文章和来信，尽是一片称赞美誉。有的说“那些灾民被说服了”，有的认为“余秋雨先生又一次展现了优秀知识分子的人格水平”，更有人发现网民的骂声不只骂不垮余先生，而且余先生“每次遭受攻击，结果都增添一次光彩”。余先生文彩动人，向来粉丝众多，得到读者的真心拥护，不足为奇。只是在这件事上，我建议余先生和他的粉丝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换个人民的角度。

同样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同样是替政府思虑，钱钢先生则指出“在更漫长的救灾日子里，灾民们可能的群情波动，政府都应以最大的仁厚包容之……”他还“恳请指挥者，慎用'破坏抗震救灾'的罪名，温和化解灾区可能出现的社会矛盾。值此非常时期，'和谐'二字，何其珍贵！”？《政府要以最大仁厚面对灾民情绪》，《明报》，2008.05.18)如果更进一步站在那些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刚刚经历丧亲之痛，那种悲愤难道还要让位于政府一时的形象问题吗？何况他们只是控告政府，不一定表示政府有罪，大家在法庭上梳理真相，岂不更添依法治国的光彩？我想恰恰因为有媒体在场，无告的父母们才要更加卖力地嘶喊。这是传统智慧中迫使当局正视事件的理性行为，也是间接替全国无数学子争取安全环境的义举。

在这种时候，仍然要他们忍气吞声，回去默默流泪，无异于在公众面前删除他们的声音，在新闻构成的历史中抹消这一段不好看的记忆。提出这种要求，的确是要含泪的。

其实我们做文章的人，何尝不是在向历史交代呢？

每一篇文字，每一段讲话，都会在这个年代成为存档，再交予后人查考论断。中国不算是一个宗教主导的国家，往往以历史代替宗教，尤其知识分子，更是不愿多言死后鬼神，唯求“立言、立功、立德”等三不朽。一般百姓或许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文人相信的却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原题为“历史？还是大局”，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6月14日

P127-130

江山不幸诗家幸

除非你是梁启超，有一支生花妙笔，能够痛快淋漓地把四万万人的心底话都写出来，或者是林行止，香江第一健笔，能日日笔耕，每年一本集子恰恰就是整个时代的记录；否则，把时事评论结册出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技术上有难度。时事社会评论永远都是一种介入，这种介入性格通常都能反映在文字里头。例如“最近”，评论家最常使用的一个词，当他写下“最近”这两字的时候，他已经假设了许多东西不必再说，因为那都是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的读者早已知之甚详。假如他还要长篇大论地把已经发生的事件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不只报刊篇幅不允许，连读者都会嫌他太啰嗦。也就是说，一篇优秀的评论在发表当时总是欠缺背景的，理由是那个背景就是当时的社会认知、媒体回响以及读者的心理情绪，用不着你去铺排，也很难铺排。可是它若在一两年后成书，这种精简的优点就会反过来变成缺点了。因为原来的背景不复存在，再铿锵有力的言论也会变成脉络抽空的一堆文字，漂浮无根，读来不知所云，读者必须发挥很大的想象力，才能勉强回到这些文字所契入的当年时空。

然后我们就要来谈时间的问题了。

在我读书上学的年代，香港人最欢迎的评论大概就是“马经”了。眼光奇准的马评家不知有多少粉丝，有时候一个人就能带起一份报纸的销量。可是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马评家会把自己的文章结集出书，再忠实的追随者和赌徒也不至于要看过期的赛马预测吧。所以我很早就放弃了出书当“作者”的幻想(假如出书是作者身份确认的话)，因为我一出道写的就是评论。除了马评、股评这类如此极端的例子之外，几乎所有的评论都和时间有关，它们的寿命就和它们所评的对象一样长，或者一样短。

艺评和乐评的情况还好一点，因为据说艺术是不朽的，尤其是艺术史上的经典和古典音乐，看的人仍然很多，听的人还是不少，因此谈论它们的文章至少有历史价值。比方说狄德罗的“沙龙书论”，号称是现代艺评之祖，虽然细琐，但过了几百年还有人爱看。依此类推，凡是所论对象在世年月越长的，评论文字腐朽封尘的机会也就越低，例如书评、影评。至于时事，被人遗忘的速度奇快，评论时事的文章也当然是要过去的。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是重复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除非他那作者的自我要大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志趣；江山不幸诗家幸。

我们常把经典和畅销书对立起来，觉得后者虽能红极一时，终究是过眼云烟；而前者面世初时光华内敛，却能长明不息。写书出书，当以铸经典为职志。然而，我却一直向往西方知识史上一种以畅销为荣的出版物，那就是“小册子”(Pamphlet)了。从长度来看，这手册型的小书又不过是篇长文的篇幅；从深度看来，它们不求专精但求浅显。知识分子在皓首穷经钻研学问之余，写这些上不了庙堂的东西就是想普及某种观念，为社会的变革造势。假如它们畅销，一纸风行，那就是目的达成的征兆。擅长小册子书写的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Wright Mills)曾经嘲笑出版商：“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出版'。你们一想到'出版'这个动词就想到印书，但它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它的真正意义是'面向公众'。”寻常书商印书，赚钱是动机；写小册子的知识分子出版，欲是回到“出版”(Publishing)的根源意义：让一种想法公之于世，交给“公众”(Publics)研判思考，再酝酿出变化社会的土壤。   包括米尔斯自己的作品在内，几乎所有轰动一时的小册子都消失在故纸堆中了，就像完成任务的士兵，总有告老的那一刻。唯独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还算是个例外，至今仍被奉为经典，乃美国奠基档之一。历史学界一直争论卢梭等启蒙思想家对法国革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假如他们的论著当年并不普及，我们能说革命群众其实全是他们的读者吗？《常识》就不同了，在它出版的头一年里，这本可亲易读的小书扎扎实实地印出了五十万册！可别忘记当年北美十三州才有多少人口，其中又有多大的识字比率。说它造就了美国独立，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拙著取名《常识》，绝非自大，而是为了向前人致意，归宗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除此之外，我也很喜欢“常识”这两个字的丰富义蕴。

首先，我以为自己所说皆不脱常识范围，没有什么故作深刻的东西。并非自谦，这其实是严格的自我要求；因为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也许是上学的时候受福柯(Michel Foucault)与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影响甚深，我对“本质”和“深度”这类字眼存有近乎本能的距离感。举个例子，如果我今天只是想要知道一把剪刀为什么剪不断毛线，你实在用不着向我介绍工具与技术的“本质”，也不必在这里花时间找出一堆很深刻的物理学解释；你只需要告诉我这把剪子是不是太钝了，甚或干脆换把新的给我。在公共事务上面，种种关于“本质”和“深度”的空洞玄说不只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有时还会塑造出更难疏解的偶像与幻觉。比如说“中国文化的本质”，这是我最怕看到的字眼；如果现实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中国文化的错，那么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更不消提这里头可能还有循环论证和过度简化等种种谬论)。

当然，我也明白“常识是一种文化体系”(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reertz]语)；虽然同在一国，虽然同是华人社会，一个香港人心中的常识未必是其他人所能认同的。身为港人，我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原罪，不时遇到读者批摘我“不懂国情”，进而归罪于“殖民地子民那挥之不去的洋奴意识”。因此，我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人类学家，透过文档爬梳与现实生活等田野调查的方法，力图能用“本地人”的眼光去看周边景物，用“本地人”的思维去考虑眼前的问题。目的不是丢弃自己的港台背景，好彻底变成一个内地人；而是为了接下来的跳出。进入，然后跳出，于是就会产生批判的距离。理想的话，这种反复出入的程序可以使我同时看到内地人自己不一定意识得到的内地常识，与香港人自己所不知的港人常识，在这个意义上，我的时评与杂文其实都是一种诠释的工夫，目的是把一连串看似浅白自然、不得不如此的“常识”一一揭出，逐个指认。或许，我们接着就会发现自己不一定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爱国”，而平常以为的“左派”也不尽然是左的……

近年来，我在两地发表评论，恰好给了自己一个时刻反思的机会，交互省视内地与香港的诸种现象，渐渐地，本来最具公共性格的时评写作竟然成了解自我的笔记，借此我得以认识自身的条件与束缚、身份的认同及移置。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切实体会到一个香港评论人的最大原罪其实不是什么“洋奴心态”，而是相对优渥的空间。比起许多同行同道，我的环境比较宽松，我的信息来源比较多元，我冒的险比较小，我怕的事也比较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愧疚，也是推动我写这些东西的最大力量。不管他们是什么立场，更不管他们是什么派别，这本书献给中国所有的时评作者，能与你们共赴国运是我的荣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