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841年人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赴美,后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为中国最早的留美毕业生。次年归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上海海关等处任职,曾访问太平天国干王洪仁开,提出新政建议,未被采纳。1863年人曾国藩幕府,为筹建江南制造局,曾被委派赴美采购机器。1872-1875年受命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任留美学生监督,旋又任清驻美副公使。1898年曾参加戊戌变法,事败,逃离北京。1900年在上海参加维新人士倡导的“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因清廷通缉,出逃香港,后赴美。晚年支持革命,弥留之际,命两个儿子归国贡献学识,容氏兄弟谨遵父命,为祖国工作了一生。死后葬于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
《西学东渐记(历史回眸)》为容闳晚年用英文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书中回顾了容氏一生以“西学东渐”之志,寻“维新中国”之路,却屡遭曲折磨难的生命历程,饱含着他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忧心瞩望。
《西学东渐记(历史回眸)》为容闳晚年用英文撰写的一部自传体回忆录,书中回顾了容氏一生以“西学东渐”之志,寻“维新中国”之路,却屡遭曲折磨难的生命历程,饱含着他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忧心瞩望。作者纵横四海,遭遇众多世界大事,对祖国的忠诚却始终不渝,加之其在西学东渐与维新自强的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颇为重要的角色,触目所在,都是中国近代变革的丰富细节,《西学东渐记(历史回眸)》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名著。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我出生在葡萄牙属地澳门以西的彼德罗岛南屏乡。岛和澳门之间隔着一条宽约半英里的海峡,南屏乡面对澳门西南方,相距约四英里。
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行三,上有一兄一姐,最小的是个弟弟。四人之中哥哥年龄最大。现在他们三人都已谢世。
在中国传教的教士郭施拉(Charles Gutzlaff)的夫人是一位英国妇女,她在提倡到印度和东方推行妇女教育的伦敦妇女协会的赞助下早在一八三四年就来到澳门,并立即开始工作,为中国女孩子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不久又兼办男校。
替郭施拉夫人办杂务并兼任秘书的人,恰巧和我们同乡,而且又是我父亲的朋友和邻居。我父母从他那里听到有关郭施拉夫人学校的情况,于是通过他的关系并经他设法,父亲把我送进了那所学校。比我年龄大得多的哥哥在正统的私塾读书,如今父亲为什么忽发奇想要送我进外国学校,这件事对我来说始终是个不可解的谜。他若是使我进私塾的话,是会比送我进外国学校更切合中国人的风格,更近乎人情,而且也适合国家的要求;何况也只有通过科举这条途径才能飞黄腾达、发财致富。我对于他这样做所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当时中外交往正在兴起,我的父母预料这种往来不久必将波澜壮阔,于是抓紧时机送个儿子去学英文,以企将来可以当个高级翻译,谋取优越的职位,从而跻身于外交界或经商。我认为这就是促使父母送我进郭施拉夫人学校的主要目的。至于我日后的实际成就和经历,那就完全是天命使然了。上天控制着我们的一切,而这一切是由一整套神圣的因果关系的法则所支配的。
一八三五年我刚刚七岁时,就随父亲到了澳门。到校后立即被引见给郭施拉夫人。她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英国妇女,在我单纯无知的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假如我的记忆还可靠的话,我记得她的身材修长,体态匀称。美丽而坚强自信的面孔上,配着一双深陷的晶莹明亮的蓝眼睛;方下巴上托着两片薄薄的嘴唇,显示出刚毅和威严。她的浓密的双眉配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她的整幅容貌都透着决断和精明。
当她走上前来欢迎我们的时候,我见她穿着一件飘飘然的白裙袍(当时正是夏天),两只袖子鼓膨膨的像两个大球,这是当时的时装。这身衣服使她显得更加威风。清楚地记得,当时那一刻我惊愕极了,被这身长大的裙袍——我从未见过的稀奇古怪的装束吓得浑身发抖,紧紧抓住父亲不放。面对这样一个人物和周围的新环境,我感到茫然。虽然她对我发出慈祥同情的微笑,开始时仍不能使我对她产生好感。老实说,一个全新的世界已经展现在我的面前。过了一段时间,当我乡愁渐消,对新环境逐渐适应以后,她的慈祥与同情就完全征服了我。我开始将她视如慈母。她似乎对我发生了特殊兴趣:这也许是因为我是全体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且又是孑然一身,远离父母。她使我和女生在一起,不允许我混杂在男学生当中。
我做了一件永远忘不了的犯规的事。这件事发生在第一学年,那时我企图逃跑。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被禁锢在三楼,楼上有一个宽阔的阳台,这就是我和那些女孩子们唯一游戏和消遣的地方。我们不能踏出房门到街上去玩。男学生都在楼下,有充分自由出去活动。我总是羡慕他们那样自由,往往在课后偷着溜下楼去夹在他们之中玩耍。我感到与外界隔绝单独和女孩子们关在一起,实在难受。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偶然地偷偷下楼,冒险跑到码头周围去看看。那里一簇簇的小船,它们对我的富有幻想力的幼小心灵,产生了特殊的吸引力,为了得到自由,我计划逃跑。那些女孩子都比我大许多,有几个人对我这狂妄的计划表示同情;无疑她们也同样不能忍受这种禁闭生活。我对她们讲了我的逃跑计划。六个年岁较大的表示赞同。办法是我一个人先单独溜出去,到码头雇一只有篷的小船,然后大家同坐这只船一起逃走。 第二天早饭后,当郭施拉夫人去用早餐的时候,我们瞒着大家,偷跑出来,一齐挤进那只小船,火速起程奔向对岸的彼德罗岛。我原准备将大家先带到我家,然后再分手,各自回家。当我们横渡海峡走到中途时,我突然感到惶恐,发现后面有一只船正在加紧追赶,眼看就要追上我们了。给船夫加钱也没用,因为我的船是两只桨,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后面那只四桨的船。所以当船夫看见后面的船挥巾示意时,他就放慢了速度,我们于是全体被俘。惩罚来临了。我们先列队在校游行一周,然后排成一行,站在教室一端的一张狭长桌子上,面对全校同学。我头上戴着一顶高大的圆锥形纸帽子,站在行列的中间,左右各站女生三名,我胸前还挂着一块方牌子,上面写着“逃跑首领”。我们在那里足足站了一小时,直到散学。这次所受的处罚,是我一生中最为丢脸的一件事。我觉得沮丧极了。有些顽皮的同学趁机寻开心,偷偷地向我们挤眉弄眼,做鬼脸。郭施拉夫人对这样的处罚还意犹未足,又故意令人拿来姜饼和橘子在我们眼前分给其他的同学们。
郭施拉夫人的学校创办于一八三五年九月,起初只收女生。后来,在一八三五到一八三九年,马礼逊学校筹办期间,将男生暂时并人她的学校。对此,马礼逊学校从给他们的经费中拨出一部分经费给郭施拉夫人,予以资助。P1-4
本书前五章叙述我留学以前所受的早期教育,和赴美以后在马萨诸塞州蒙森城的蒙森学校与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的情况。
由第六章起始,将谈到我去国八年后重返中国后的情形。一直由西方文明作为例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在一个东方人内心产生作用,使他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倒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岂不是怪事吗?这正是我个人的情形,然而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忱却并未因此衰减,反而更加强烈了。所以接下去几章,我完全谈的是怎样推行我的教育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不可磨灭的热爱的表现,同时也是我认为的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
随着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撤销和作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的一百二十名留学生的召回,我的教育事业也就此告终。
一八七二年那批留学生的在世者,有几个人由于勤奋努力,在今天已跻身中国政府官员之前列。也就是通过他们,原来的中国教育委员会才得以恢复,虽然形式有所改变。因而我们今天能见到中国留学生由遥远的四面八方来到欧美学习科学知识。
一九○九年十一月于康涅狄格
哈特福德阿特伍德街十六号
一直由西方文明作为例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在一个东方人内心产生作用,使他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感到自己倒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话,岂不是怪事吗?这正是我个人的情形,然而我的爱国心和对同胞的热忱却并未因此衰减,反而更加强烈了……我完全谈的是怎样推行我的教育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不可磨灭的热爱的表现?同时也是我认为的使中国走向改革和复兴的最适宜的办法。
——容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