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50多年发展史上,无数科学家在各自的领域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书写了壮丽的篇章,他们身上闪烁着光辉的科学精神和崇高的科学品格,凝聚着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展现着中华传统美德和伟大民族精神。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具有重要教育意义。本书记录的41位院士,就是这无数科学家中的优秀代表。本书文字简洁、通俗易懂,融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很好地展示了新中国科学家们孜孜不倦的奋斗历程、举世瞩目的光辉业绩、不懈追求的刻苦精神和永远高扬的爱国热情,既是科普宣传的精品,又是弘扬民族精神的力作。
《科学人生》选文的41位院士能有今日的辉煌业绩,除了他们非凡的智慧、脚踏实地的努力外,他们都能顽强地面对人生的挑战与考验,都能正确地作出一次又一次正确的人生抉择。他们走的人生之棋,着实步步高明。他们之所以有这般清醒和睿智,是因为他们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中华崛起而努力。41位院士科学人生的叙述,是41篇科学哲理的诗,为读者解密了科学人才的成功之道,41位院士科学人生的叙述,展现了名家的人格魅力和做人的风范。
尹文英,昆虫学家。1922年10月18日生于河北平乡。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q三物系,以后相继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上海昆虫研究所工作。历任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早年在寄生桡足类和鱼病防治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较大成就。1963年后开始原尾虫系统分类的研究,先后报道了原尾虫164种,其中142个新种、18个新属,并建立了4个新科。1983年提出r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和新的分类系统,得到国际同行的共识和广泛应用;同时发现原尾虫的形态特征与昆虫有很大差别。1996年将原尾目提升为原尾纲,与昆虫纲并列,引起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组织领导我国土壤动物学的系统研究,十多年来完成了不同气候带和地理区的区系分类、群落动态、生态功能和农药与重金属污染的影响等田间试验,推动了我国土壤动物学的普遍开展。
在我的人生旅程中,尽管几次重大转折改变了我的专业或研究方向,但少年时代树立的“做一个有学问的人”的志向始终未变,并成为我长期从事科研的原动力。
我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尹赞勋是著名的地质学家,终生从事地质占生物学研究,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我少年时活泼机灵,深得父亲的喜爱。父亲外出采集标本,只要有可能,就带着我一起去,让我从小扑进大自然的怀抱。每当父亲与朋友们聚会时,大人们用多种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交谈,我也时常依偎在父亲的身边,眼睛瞪得大大的,全神贯注地“听”。好奇的求知欲和长期的环境熏陶,使我立志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最好成为一名像父亲一一样的地质学家,天穹作屋,大地为床,肩背行囊,走遍天下。
1943年,我站在了人生道路上的第一个交叉路门。由于当时国内的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地质系没有女生,我只好报考了与之相近的地理系。没想到,录取时生物系主任一见,就说:“尹赞勋女儿吧,你有一双好眼睛,到生物系来吧!”大笔一挥,我的名字被勾到生物系了。专业的改变并没有影响我对理想的追求,我的心情很快平静下来,适应了新环境。我整日穿梭于教室、图书馆、实验室之间,潜心苦读4年。在严格的淘汰制下,入学时全班12个学生,到毕业时淘汰得只剩4人,动物学科仅剩2人,我是唯一的女生。
1947年,我大学毕业,系主任决定留我当助教。但由于英国寄生虫学专家史若兰的大力推荐,我又走进极少接纳女性的国内最高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作为史若兰的助手,进行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我接受了严格的科研训练,天天都紧张而又有序地工作,或埋在文献堆里,或坐在显微镜旁,不允许有半点马虎和松懈。这段令人难忘的工作经历与我以后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是分不开的。P12-14
青春永驻的科学人生
(编后记)
除夕夜,在编好最后一篇文稿——戴魁戎院k的《下好人生这盘棋》时,新年的钟声敲响了。顿时,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我们的心潮也此起彼伏地不能平静。
《科学人生》选文的41位院士能有今日的辉煌业绩,除了他们非凡的智慧、脚踏实地的努力外,他们都能顽强地面对人生的挑战与考验,都能正确地作出一次又一次正确的人生抉择。他们走的人生之棋,着实步步高明。他们之所以有这般清醒和睿智,是因为他们始终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为中华崛起而努力。诚如杨福家院士所云:“中国是我心中的世界开始的地方”。正是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才能把握人生的真谛,才有开阔的视野和全局的胸怀,才有面对机遇能及时捕捉的勇气,也才有“棋子不变,棋盘不变,却要盘盘下出新意”(戴魁戎语)的创新精神。
41位院士科学人生的叙述,是41篇科学哲理的诗,为读者解密了科学人才的成功之道,那就是:无论遭遇多大的挫折与风险,都能清醒地意识到“在科学的大门口就像在地狱门前一样,在这儿一切怯懦、畏惧、迟疑必须去得干干净净。”(马克思语)既然选择了科学道路,那就要有长期吃苦的打算。虽然科学家未必都是苦行僧,但科研征途上意想不到的苦是必然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是必须具备的。因为“科学的美丽只向对她虔诚的、孜孜以求的人展示”。(沈学础语)
因此,在“文革”的动乱年月,有人颓唐了,有人逍遥了,可沈文庆等学者却分秒必争地在自学。他们明白:凡成大业者,无不是依靠孜孜不倦的自学;自学能获得前所未有的知识,自学使人变得聪明起来,自学使人长出翱翔的双翅。在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甚嚣尘上的年月,要能坚持自学,得克服外界多大的压力?战胜自我,不怕任何困难,方能创新有成。杨雄里院士在“文革”时期,也义无反顾地钻研学问,并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展开之后,开始了第四门外语——法语的自学。“当我被变相隔离时,在我的地铺枕下放着的是一本法语课本。”(杨雄里语)
也就在不少人“停顿”的时候,他们没有中断艰难的跋涉,他们走到前面去了,怀揣为国为民的理念,有刻意创新的追求,跨着坚实的脚步,朝科学的殿堂迈进。这一步步人生之棋下得多好!
看来,追求确实是成功之舵。(尹文英语)
41位院士科学人生的叙述,展现了名家的人格魅力和做人的风范。一名科学家首先应当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有丰富文化底蕴的人。他们虽然从事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然而对人文学科也都有浓厚的兴趣。哲学的魅力、文学的魅力、历史的魅力和艺术的魅力,一如科学的魅力,整合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丰富了他们的知识营养,令他们成了41位人格高尚的、有个性的大写的人。他们不是“书呆子”,而是极富人文学养的科学家。他们有通透的理性、渊博的学识、深厚的文化,而不是那些除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谈的“鸿儒”。诚如杨雄里院士所说:“如果我们能与德国的同行谈黑格尔,谈马克思,谈贝多芬、卡拉杨;与英国的同行谈莎士比亚、狄更斯;与法国的同行谈雨果、德彪西、肖邦;与俄国的同行谈普希金、莱蒙托夫、柴可夫斯基……那样,我们不是更能展现中国科学家的风采?”
这41位院士都已过了法定退休年龄,其中不少已进入耄耋之年,理应颐享天伦之乐了,然而他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依然不辞辛劳,兢兢业业,充满青春之锐气。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塞缪尔·厄尔曼语)生理年龄的青春诚然可贵,而能永葆心理年龄的青春,就更难能可贵了。 那些青春永驻、风华常存的院士们虽然肌肤衰老,但对科学事业的执著与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为他们明白: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唐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生命又是如此短促,“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刘新垣语)令他们充溢勇锐之气。
2006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荣获者的吴孟超院士已是八十四高龄了,还几乎天天操刀手术,有时一个上午连续做两台大手术。因为他始终将恩师裘法祖院士的教诲铭记在心:必须尽最大努力将病人“一个个背过河去”,而不顾自身年岁精力与荣辱得失。这是怎样一种大家的风范?吴孟超心中坚挺地竖起了一根与病人与科研“肝胆相照”的天线,从天上人间接收着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以致他娴熟地操刀一如当年,真可谓“青春永驻,风华常存”。
诞生于1907年的我国神经生理学泰斗——张香桐院士,至今仍天天上午(除偶有不适外)出现在上海生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办公室,读论文、会友人,或写出访随笔,或写科普文稿,或编往事回想……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得有滋有味。虽然年届百岁,心中仍充满生命之欢乐,事业之诱惑;有诗人般的激情,有童稚般的纯真。诚如诗人歌德所赞叹的:“这些人是不平凡的天才,他们在经历一种第二届青春……”
生命的源泉在我们的院士身上涌流,青春对于他们是永存的,因为他们有“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炽热的情感”。
前不久,当我们将上海科普作家协会首批荣誉会员证书送至九十六高龄的谈家桢院士手中时,他兴奋地在签收本上挥就了“科学人生”四个遒劲的大字。
多么耐人寻味啊!
编者
丙戍年正月初一拂晓
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爱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