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1931-1945)》作者李继锋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搜集了大量宝贵而罕见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作者历经数年撰成这本编年体抗战纪实,目的就是摒除普罗大众以往对抗日战争模糊不清,甚至人为扭曲的认识,全景而形象地呈现那段血与火的过去。本书所收录的抗战照片完整且清晰,最直观地展现了当年中国军人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无畏的民族气节。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天我们回顾这段历史,除了探寻那些曾隐藏于历史风烟中的细枝末节,更应该以史为鉴,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李继锋创作的《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1931-1945)》讲述了: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州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挑起战争冲突,国民政府为避免冲突扩大采取妥协政策。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但是中国民众却始终无法忘怀那段历史。究其原因有三,其一是那段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历史太过血腥和惨烈,注定要铭刻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心底;其二是侵略者面对中华民族的大度,始终不肯真心忏悔和反省,反而妄图篡改历史;其三是那段横亘于中国现代史上的战争,由于牵扯了千万人民,掺杂了无数民族恩怨,至今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未能披露于世人面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于“九一八”事变,而“九一八”的首谋是日军的石原莞尔中佐。众所周知,关东军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尖兵,而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两位校级军官便是策划“九一八”事变的中心人物。但在战争结束后的东京审判中,坂垣作为战犯受到处罚,石原却免于法庭起诉,只是作为证人被传讯出庭作证。这个喜欢收藏拿破仑塑像的小个子军官深通战略,他预测出,将会发生一场决定世界格局的大规模战争,起因便是东方精神价值和西方物质价值的冲突。本来,他把美国看成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和决战的对象,但随着苏联的兴起,他认为苏联是近在眼前的最大威胁,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不是苏军的对手。占领中国东北是他战略计划中的第一步。
石原有着不同于其他显得循规蹈矩的日本军官的思维。当他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人甚至这样评价他:“石原的头脑是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后来他曾经到柏林学习,研究欧洲的军事史,对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理论的了解,不亚于其他日本军官熟悉日本近代名将东乡平八郎或者大山岩的著作。他的住所收藏着许多拿破仑的塑像,他崇拜这位法国征服者。他要在中国东北实现这一征服梦想。为此筹划、等待了整整3年。
1928年10月,他来到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出任参谋,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的助手。这位河本大佐在四个月前制造皇姑屯爆炸案,谋杀了东北的统治者张作霖。石原到来以后,当年就和河本制定了《攻取奉天城计划》,提交关东军幕僚会议讨论。计划立足于以寡敌众,万一发生事变的时候要“闪电般的消灭奉天附近军队,推翻其政权”。半年以后,河本停职,顶替他的是坂垣征四郎大佐,他和石原是武汉的旧相识。他们成了“远东阴谋”的轴心。
1929年7月,石原等组织了参谋“旅行”。当时声称目的是“研究对苏作战计划”。但他们的真正企图是为了准备武力对付中国的东北军,为此,甚至研究了哈尔滨与海拉尔等地的攻防问题。
在开始旅行的7月4日,石原在长春发表了《对现代战争的考察》的演说。石原有他特别的理念。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欧洲民族的最后决战,不能够称为世界大战。只有将要爆发的下次世界大战,才是真正的世界大战,也是人类最后的大战。它将是以飞机为武器的毁灭性战争。最后的战争将在代表东洋文明的日本与西洋文明的美国之间产生。就像一位日本研究者所说的,石原等人的思想是以“20世纪反革命的最激进最好斗的面目出现的日本式军事法西斯”。
演说以后,他提议就东北的统治占领问题进行研究。事后,石原感慨地说:“长春的这一夜,是满洲事变前史的第一页。”后来石原一心研究满洲占领地区的行政问题,并在1930年出书。关东军的参谋长三宅光治看到书以后说:“这玩意儿以后能用上就好啦。”他一页也没有看就签了字。石原的答复是:“你签字就行,两年以后准能用上。”P13-14
1945年9月2日,是日本正式签订投降书的日子。中国对日作战最早,牺牲最重,因而倍加珍视在密苏里战舰上目睹宿敌饱受羞辱的时刻。当天上午9时10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的中国代表徐永昌上将在日本降书上代表中国签下胜利者的名字。那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对中国、对盟国、对整个世界的和平都意义深远。
时光荏苒,如今已到了抗战胜利70周年,朝野对抗战的关注度依旧不减。不仅专业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愈发专精,就是非专业的研究者也大量介入抗战史的研究。在口述历史、区域抗战、国外资料的挖掘等方面颇多建树。不过,在我印象中,战后留下的最好的一部综合介绍抗战的图文书应该首推曹聚仁、舒宗侨两位先生编著的《中国抗战画史》。这本由联合画报社于1947年出版的著作不仅未受党派偏见的影响,对日本国情的描述也平实客观。它不仅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图像资料,而且文笔活泼、思维开放、内容丰富、结构谨严、观念公允,它的立论、视野、真实感与可读性在诸多方面至今仍然无法逾越。自此书而后,因国共内战与政争,一部完整的抗日战争史被悲剧性地割裂了,至今虽在修补过程中,但仍然未完全愈合。用台湾方面90年代制作的纪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与2005年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纪录片《抗战》作比较,就能够知道这之间认知的鸿沟有多么巨大了,对急切想进一步了解抗日战争历史真相的观众而言,难免有怅然若失之感。毋须讳言。在这两部片子中,对战争中最重要的内容有着程度不同的遮蔽,虽然离抗战胜利已经近70周年了,可1931年到1945年间发生的许多关键点甚至细节,依旧模糊不清甚至是被人为扭曲的,就连中国政府何时正式决定与日本进行全面战争也多半没有介绍清楚。
随着年深日久,这场战争的残酷本已渐渐被淡忘,战争的实况更已经变得模糊。日本政府虽在战后有所反省,但近数十年来,这种反省越来越变味,以致中国、韩国、朝鲜等受害国的国民和政府都认为这个国家的忏悔不仅言不由衷,而且试图极力掩饰真相,发展到如今,甚至还有些人,包括官方人士公然要证明当年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合理性。为此,笼罩中日关系的气氛迅速冷却了,两国国民和政府之间的猜疑、隔阂、争论和冲突变得难以避免,令人感到双方战场上的决斗虽早已完结,精神上的交火却未曾平息。
抗战历史是我长久关注的。1985年我在南京大学开始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就选择了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战略这一课题。毕业以后,对抗战的研究断断续续,却没有完全中断。先后参与过《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复兴的枢纽》、《中国抗日战争:1931—1945》等书的撰写,自己也出版过《绘画本抗日战争史》、《影像与断想:抗战回望》等书,并担任过《抗战八年》、《抗战》、《一个时代的侧影》等抗战题材纪录片的策划与撰稿。
判定历史事件的历史价值需要悠长的眼光,需要时时跳出事件本身而登高俯瞰,我坚信时间愈长,抗日战争的非凡意义就会愈加凸显出来。因为放在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第一次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及《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在世界、东亚国际地位的骤然沉沦。第二次中日战争则是中国重新崛起和复兴的起点,就像本人曾参加撰写的一本抗日战争著作的书名所形容的,这场战争是“复兴的枢纽”。而战争的失败也是日本失去亚洲霸主地位而不得不专心于经济发展的关键。
两次中日战争有非常大的差异,第一次中日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是一个传统农业帝国与新兴工业帝国之间决定谁是东亚霸主的战争。战场仅局限于朝鲜半岛、辽东一带以及黄海海面。而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中国大部分精华地区沦为战场。中国是在苦苦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战争时间更延续了14年之久,战争造成的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都是第一次中日战争无从比拟的,而战争的结局对中国、对日本、对东亚和对世界的影响也同样是第一次中日战争无法比拟的。经历了这次战争的洗礼。沉沦半个世纪的中国开始崛起,重获新生的中华民族的所作所为不断震憾世界。
本书想通过文字与图片将抗日战争的概况介绍给读者,书的重心稍偏向照片,而照片过去即称为“写真”。抗战照片的可靠与清晰是至关重要的。但在这方面,过去一直留有严重的缺憾。如果论及所收集抗战照片的清晰度与质地,数十年前当推台湾的徐宗懋先生。那时他寻找到的照片清晰度之高令我兴奋不已。2002年,我有幸与徐先生合作,他提供图片,我来撰文,写成了《影像与断想:抗战回望》。书中收录的一些些照片虽然在以往出版的抗战书籍中反复转载,但清晰度并不尽如人意。当重新面对徐先生提供的高质量的照片,依旧带来视觉与心理上的震撼,毕竟文字与画面总有不同的审美韵味。
1931年至1945年是本书的表现范围。第二次中日战争绵延14年之久,是西方普遍认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持续时间的两倍。要表现这场纷繁复杂的战争是一件极复杂、琐碎而又敏感的工作。全景式地描述这场战争,对每个研究过抗战的人都有着无法抗拒的诱惑力。
本书的撰写意图旨在简要而公允地反映1931—1945年抗日战争的实况,并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予读者直观的印象。全书采用编年的结构,每年有一综合性的叙述,内容重点放在战争方面,但也不局限于战事本身,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国际形势等也有所触及,目的是想让读者对抗日战争以及围绕这场战争的社会氛围、国际局势的推演有个总体的印象。但抗战的内容庞杂,本书文字有限,且要注意和照片密切勾连,故进行内容选~,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离所谓全记录之境尚远。不过,笔者有生之年会不懈地向这个方向努力。表现抗战就得有抗战的毅力,持久不懈才是成功之道,这也是本人研究抗战历史所得到的一大感悟。
2005年8月24日,对我来说,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天。因为这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三个节目我都有幸参与了,它们分别是大型纪录片《抗战》(策划与总撰稿)、《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1945)(史学统筹)与《艺术人生抗战特别节目——十个人和他们的十部作品》(撰稿)。此外,就是手头上的这本书也在这天修改完毕,欠的这笔文债好歹算是还了,当然代价是一个完整的暑假在忙碌中彻底报销。
书稿虽成,但还是留下颇多遗憾,毕竟本书是匆忙而成的,而最后修改定稿时,正好身在北京数月,手头缺乏参考书籍。在此之前,虽然图片早已有收集,但文字却一直无暇顾及。去年以来,我一直在电视界与学术界间不停游走,有时颇因思维的过度跳跃而苦恼,也为时间的局促而犯愁。如果没有出版方的督促与耐心,没有他们的费神费力费时的协作,这部书是编写不出来的。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北京人文出版中心的张明主任,因为他的策划、耐心与执着,本书才能够以现在这个面貌出现。
坦率地说,本书的真正价值在图片,而不是文字。对照片的重视还得回溯至十几年前。那时我因朋友之荐,参与了《图片中国百年史》一书的编辑,主要负责民国时期的一段。为此,在有意识地寻找过程中接触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照片,这些照片能够将我们带人到当时的现场,感受到历史的真实。出版这本书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后来为了更好地利用编辑这本画册所余下的照片,便有了《老照片》的创意。那时为了起个名字大家绞尽脑汁,至今我仍然能够回忆起总编辑汪家明想到“老照片”时的兴奋劲。《老照片》问世以后,深受读者的喜爱,后来被评价为1997年出版界的最重要现象之一。直到今天,该书连续出版仍然畅销不衰,读者群亦相当稳定。也许是该书出版开启了读图时代,使得老照片的价值受到世人与学界的关注,从此老照片的经济价值便扶摇直上了,其结果是我在为本书收集图片时也多出了许多成本。
照片是历史研究中最原始、最直观的素材,而研究历史是我的爱好,也是职业。从小学三四年级,我就喜爱历史。考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直到现在仍然靠历史研究与教学养家糊口。在此,我衷心感谢我的恩师茅家琦教授和张宪文教授,是他们把我带进了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领域,从此,我对这段历史的好奇心就再也没有消退过。我自知学术上离两位先生的期待甚远,但正是这种无形的压力使我虽然时有散漫但并不敢长期懈怠。
最后,我要向我的妻子陈庆琳致谢。她的自身工作已经非常繁重,但在我逗留北京暂时无暇顾及家庭的时候,她一个人默默承担了所有的重担,而且还不断给我精神上的鼓励与慰藉,使我能够有灵感和精力完成此书。
李继锋
201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