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曾国藩的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由于他出力平定太平天国，满清皇朝的命运得以延存。也因为他善于识拔人才，引用贤能，更时时以转移社会风气及建立廉明政治为己任，所以满清皇朝才会在同治、光绪之年，一度出现振衰起敝的中兴气象。同时他注意个人的道德文章修养，在立言、立德、立功上成就了“不朽”之业。
朝廷称他是“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晚清的官宦和士人也对他是一片赞美声。诸如“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深造道德”，“仁爱备至，智勇兼全”，“器量恢宏，望而知其伟人”，“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之类的赞颂，可谓汗牛充栋。
不过，也有人骂他“好杀”、“虚伪”和“失德”。
骂他好杀，是因为曾国藩曾告诉他弟弟曾国荃、曾国葆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至于“虚伪”，那是他的知己好友、刑部员外郎、专爱面指人短的邵懿辰所指责的，还有知道曾国藩最深的左宗棠，也骂过他“专标一伪字”。
而所谓“失德”呢，抛开曾国藩在涟滨、岳麓两书院就读时期的好狎邪游，浪漫狂放，做什么赠伎春燕诗一类的少年风流罪过不算，在攻陷金陵、太平天国亡后，他踌躇满志，舞之蹈之，在这种欢欣得意的兴头上，他也有过在流莺画舫公然过夜的记录。还有，咸丰皇帝死后，曾国藩在皇上大丧期间还偷偷娶了个妾，因此被人指责为“违制失德莫甚于此，实名教罪人之尤”。
章太炎是晚清的_个激进代表，他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日：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
但即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推崇曾国藩。除民族大义一点外，就连章太炎也称赞他“行事足惬人心”，共治伸张民权，“吏道为清”，是一个可以保存文化传统的人物。
梁启超以史学家的眼光也评论说：
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挽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积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态，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这些评价，当然不限于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一事上，更主要的是说他居高位而不危，屡遭猜疑而忠心不贰上。
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发出了那句：“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的长叹。当时的太平天国已开始走下坡路了，而曾国藩的声威，正如日中天，俩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回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的猜忌，曾国藩岂能不知。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将和幕僚，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用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另一方面，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到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大受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干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猜疑，有意吹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缚送营，否则曾国荃就更不好下台了。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又以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为名，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狂，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曾国荃，字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朝廷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他下令裁去湘军。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