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三秀(珍藏版)》为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作品集中的一本，该书描述的是大清绝色寡妇下嫁亲王秘史的故事。高阳最擅长的是清史，在他所有的历史小说中，写清代的几乎篇篇精彩绝伦，读者可以将其作为趣味横生的断代史来阅读。不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发展脉络、历史框架都与历史的真实面目贴近，而且，故事细节时常都有据可查。清人的笔记、野史、杂著、诗文，高阳烂熟于心，随时成为小说创作的素材。由此旁涉开来，清代的典章制度、佚闻逸事、地方风俗、民情世态，高阳都能够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巧妙地结合到小说之中，或者通过小说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刘三秀是清初的一个绝色寡妇；清朝人的笔记中有很多关于她的记载，说她在顺治入关后，被下江南的清兵掳去；豫亲王多铎一见到她就被她的美貌征服，当时正赶上多铎的福晋刚刚去世，因此就娶了刘三秀做嫡福晋。多铎原本无子，娶了刘三秀后，连生了两个儿子。

关于刘三秀的故事，可以在墅西野叟的《过墟志》中找到记载；清史权威专家孟森认为，《刘三秀》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小说。可是，刘三秀所嫁的究竟是豫亲王多铎？还是另一个下江南的端重亲王博洛？只凭《过墟志》的记载根本不够。而且在清朝人的笔记中，大多记录着刘三秀嫁的是豫亲王多铎，那为什么在高阳的笔下却不是这么回事？你能在《刘三秀(珍藏版)》这本历史小说里找到答案。

刘家距黄家只有三里路，儒素家风，也是当地有名的人家。

刘家兄弟两个，老大叫赓虞，进过学，为人守正不阿；乡里中提到“刘秀才”，无不肃然起敬。但提到老二肇周就不对了；都说他跟他大哥真是两个人。刘肇周刁滑奸诈，唯利是图；不论亲友，都对他存着戒心。

在刘肇周二十岁那年，他母亲又生了一个女儿；一下地就长得眉清目秀，跟红彤彤、眼睛鼻子挤在一起的寻常婴儿大不相同，所以起名叫秀；行三就叫三秀。

刘三秀六岁那年，母亲去世；但洗脸换衣，已经自己能够料理自己。她父亲老来得女，视作掌上明珠，亲自教她识字读书；令人惊奇的是，过目成诵，字亦写得很好，老父益发尽心施教，呵护备至。

不幸的是，在她十岁时，父亲又一病而亡；刘三秀跟着两个嫂子过日子，而居然是她两个嫂子的好帮手，不但极其懂事，而且颇有决断，遇着疑难之事，说出一句话来，往往就在关键上头。没有见过她的人，都不能相信十岁的孩子会这么能干。

郁士英来做媒时，刘三秀十四岁；但已是十足的一个美人。脸是长得鹅蛋脸，皮肤白里透红，眉疏而长，衬着丹凤眼，通关鼻；加上发光如漆；又是玉立亭亭的身材，不但美，而且气度高贵。只以刘家住得偏僻；刘赓虞的家教又严，妇女等闲不出二门，所以有这样一个美人，而知道的人却不多。

郁士英以此为业，自然早就留意到了。心里打算，刘家老大方正；老二却可动之以利。所以写个柬帖，约刘肇周在酒店里小酌，为的是谈这件婚事，可以避开刘赓虞。

酒到微酣，是刘肇周想谈些正经话。“郁老，”他说，“有没有什么有生发的路子，大家走走。”

“路是有一条。这条路走起来很吃力；不过要走通了，一生衣食无忧。”郁士英问道，“你信不信？”

“信不信，要等你老细说了才知道。”

这样回答，便是不信的表示；郁士英笑笑不再往下说，是故意做出盘马弯弓的姿态，惹得刘肇周倒有些心痒难熬了。

“郁老，”他举杯相邀，“怎么不说下去？”

“我说！肇周兄，我痛痛快快说，你愿意不愿意跟大桥黄家攀一门亲戚？”

刘肇周大感意外，但是颇为动心，同时不免困惑，踌躇着问道：“这门亲怎么攀法，似乎没有人好攀。”

“怎么没有人？你家三秀做了黄亮功的填房，不就攀上了吗？”

是这样子攀亲！刘肇周觉得这件事有些匪夷所思。“黄亮功多大年纪？”他问。

“四十刚出头。”

“四十一？”

“不错！”

“我家三秀一十四，恰好倒过来——”

“那怕什么？”郁士英说，“黄亮功厉害是有名的；不过你家三秀，我听说也很能干，足以匹配。肇周兄，中年娶填房，向来都当活宝，是人之常情；照三秀的人才，黄亮功梦里都会笑醒！将来大权在握，要照应照应娘家，是很容易的事。”

这就是郁士英所说“路走起来很吃力，走通了一生衣食无忧”这句话的诠释。刘肇周自然心动；不过眼前也还得先弄些好处。

于是他想了一会，徐徐答道：“我们老大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件事要成功，着实要费一番口舌。我又不是媒人，杯酒不沾嘴唇；似乎犯不着大卖气力。”  “你怎么不算媒人？当然算。”郁士英成竹在胸，接口说道，“四十两银子谢媒，如何？”

四十两银子够三个月的浇裹，刘肇周高兴在心里，表面却不动声色。“聘金呢？”他问。

郁士英伸两个指头说：“二百两。”

“照一般的情形来说，二百两银子的聘金，不算菲薄，但是，以黄家的身家，我家三秀的人才，这个数目——”刘肇周微笑着摇摇头，不必再说下去了。

“肇周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黄亮功一钱如命，这二百两银子，已经是大手笔了！你眼光为什么不放远来？人要争一生，不要争一时。”

这意思是说，刘三秀嫁过去，倘能从丈夫手中接掌财权，莫说二百两，私下拿二千两、二万两接济娘家，亦非难事。

“争一生，不争一时！你这句话说得有点味道！好吧，你等我的消息好了。”

“哪一天？”郁士英问。

“总得十天半个月，要找机会跟我们老大说。”

“好！就是半个月好了。”郁士英说，“今天八月廿四；到重阳那天，中午仍旧在这里见面。”

“一言为定。”

“如果有好消息，亦不必等到那一天。”

“当然！当然！一有好消息，我随时通知你。”P6-9

饮半寻思谁可语

月前在一餐厅用膳，忽逢高阳先生，匆匆寒暄数语。告别时，先生索纸抄诗一首，乃其壬申元日试笔诗也。有小序云：“萧然独处，甑久生尘。辛未除夕，投宿凯悦饭店度岁。独饮至五鼓，思有所语，作此律，为壬申元日试笔。”诗曰：

谁何歧路亡羊泣？几辈沐猴冠带新。

不死酒仍日暮醉，余生笔兆岁朝春。

客中作客真无奈，钱上滚钱别有人。

饮半寻思谁可语，神荼郁垒两门神。

此诗值羊年将逝、猴年将至之夕，用歧路亡羊及沐猴而冠两典，神妙天成。客中作客，自喻身世，兼指新年仍宿旅舍之事。钱上滚钱，则谓当时初开放金融，新银行颇多开张者，举此喻世，两相对照。故实今典，融合为一，指事切情，无不稳贴。就诗言诗，自是佳什。先生诗功如此，自当叹服。但此诗含寓孤苦，读之竟有恻然之感。匆匆拜收，见其癯弱，不便多谈，即便告归。

归来细味其诗；在除夕夜大家团聚之际，他老先生一人独自投宿在凯悦饭店，下俯红尘，自悼孤影，其寂寞凄清之状，着实未可为怀。先生负如椽之笔，著书千万言，晚境竟至于此，文人之厄，亦一时代之悲剧也。

先生为世家子，文史学养，未易为不知者道。他写现代小说，也写历史小说；写随笔，也写端严的考证文章；能深入历史，担任历史的侦探或律师，却也能掌握时代之脉动，长期替报社撰写时论社评。就文章一道而论，近数十年来，博涉多优，黾勉宏富者，可谓并世无可抗手。但文学批评界不重视他，只把他看成是一位通俗文类(历史小说)的作家，厕其位置于琼瑶、三毛、南宫博、章君彀、卧龙生之间，绝少讨论他的作品。数十部小说，投水激石，尚且可生波澜；文学评论界对此，却仿佛未见一般。至于他的文史考证，学界也很少注意。一般总认为他是写小说的人，驰骋想象而已，未必定具考证本领。何况他又未在上庠任教，故无徒众传习发扬其说，所以他批驳叶嘉莹等人之说，独树畸见，从风者亦甚少。从整个大环境来说，他所抱持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以及对时代的建议，更是与世枘凿。时代的巨轮，正朝着他所期期以为不可的方向，不断前进。

因此，他确实是孤独寂寞的。这样一位著作鲜活留印在读者心版上的作家，冷然回眸时，竟然发现可与共语者，仅止门上的两位门神而已！

读其诗而哀其人，亦哀此世。

伤哉高阳旧酒徒

论高阳，宜仿高阳体，先谈掌故，再征文引献，徐徐进入本题，兼发议论。

兹所谓掌故，得从周弃子先生谈起。周先生是著名的诗人，但据王开节先生形容，他是“好之者誉为一代才人，短之者嘲为画饼名士”的人，文章自负而毁誉参半。高阳先生与之交契，时相论诗，饮酒剧谈，唱和时作。迨一九八四年周先生辞世，高阳不仅为文伤悼，且曾辑周氏论诗语，成《弃子先生诗话之什》，刊手《联合文学》第四期。生死交情，自足感人。然世本有不喜弃公之为人者，乃深以此为不然。如某君即曾寄一文，痛斥弃公，并谓高阳替周氏捧场不恰当。高阳一日置酒，邀张佛千、王开节两先生及我同往。席间出示一函，即某君大作；又徐徐袖出高阳自撰的覆文。文甚长，但关系甚大，我侥幸记得，默忆录于此：

志鹏先生足下：

奉到致成惕轩先生函影本，约略数之，在两万四千字以上。吾乡项莲生有言：“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其足下之谓乎？足下学宗程朱，言必称薛碹、吕坤，何独不顾“彰死友之过，此是第一不仁”一语。竞谓：“赋性憨直，不能为乡愿。”是则吕坤为乡愿矣！是耶？非耶？弃子之为人，诚有可议，然如足下所言：“弃子既无谋财害命、因色丧身为人他杀之条件”，则纵令为人所恶，亦不过细行不谨而已。汉文帝时，有人盗高庙玉杯，论斩，而文帝以为当族。张释之谏曰：盗宗庙器当族，设有人盗陵，法何以加？衡以此义，如弃子“应打入拔舌地狱、应投入畜生道”，则谋财害命者，岂足下设有第十九层地狱，以位置此辈乎？又足下引顾亭林言，以为衡量人品，应以乡评为定论。夫亭林此言，为乡举里选而发也。弃子既自署为弃子，即自知不同于乡评，无意于期其乡人举之为民意代表，则乡评可以存而不论。此恕道也。且夫乡评果足恃乎？安溪卖友，今成铁案，而当时乡评无有责之者，以致陈梦雷含冤莫申，投牒城隍。迨嘉庆朝，梦雷乡人陈寿祺犹作安溪蜡丸疏辩，诋斥梦雷，至谓天道甚神，梦雷所以不昌。试问所谓乡评者果何在？所谓公道者又何在？因思弃子若为余国柱，或者大冶乡评又是一番说法矣。总之，弃子之子足下，既无杀父之仇，亦无夺妻之恨，且已作古人，而犹毒訾之如此，其故安在，窃所未喻。如足下所言，不过弃子将足下不可告人之函件泄之于人而已。此诚弃子之过，然足下于四十余年老友之前，非议五十余年之老友，且形之于文字，此岂又端人之所为？至吾辈称道弃子，而足下竞谓之日“可恶、可惜、可羞、可耻”，可笑孰甚！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且无不可；矧为世意皆怜才，一人独欲杀之弃子乎？窃谓足下“四可”之说，无异夫子自道。可悲者，不及弃子之声名也；可惜者，以两万余字作此无聊之书札也；可羞者，恼羞成怒，口不择言之状溢于言表也；可耻者，假道学之面目败露也。足下之学，程朱末流。学之善者为倭仁、学之不善者为徐桐。乖谬褊狭、狂妄自大，足下其俦也。下走与足下，素昧平生，乃明知其与弃子义兼师友，而投以此秽目之函，将谓下走可欺，虽辱其死友，不敢与较欤？抑或以为下走未曾读许鲁齐、薛敬轩、吕心吾、顾亭林、张伯行之书，而可任尔滥引曲解，无从驳斥乎？二者有一，必自取其辱。休矣足下！“吉人之辞寡”，请三复斯言。

此文长千余字，作于一九八六年七月杪。寄发否，我不知道；结果如何，我也未追踪，但我觉得这是了解高阳的绝好文献。

高阳对周弃子，惺惺相惜，情溢乎辞。在此文人相轻之世，有此义举，殊属难能。试思我辈居世，岂能处处妥善，不遭人批评？真不知身后负谤，谁能昭雪。故即此可以知高阳之性情。

而这种性情，又不仅出于他对周氏私人的交谊，更与他的历史观有关。高阳屡云其史论及历史小说非常注意各朝代的中心势力。所谓中心势力，例如东汉的外戚与宦官、唐代的藩镇、明代的宦官。中心势力若在外戚宦官，必将导致亡国；若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唯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方能导国步于正途。他所向往之政治，乃是一种文人或知识分子政治。但是，作为一位文人，他又深知文人知识分子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文人相轻。故如西汉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开元，北宋太宗末年至神宗朝，明代宣德、弘治两朝，清代的同光中兴等，文人能获用世，固皆能开一文治之局，然皆不旋踵而渐启门户之争。知识分子可能因意见之不同，逐渐发展成政策之争、权势之争，党同伐异，而遂酿为气之争，驯致国本动摇。对于这种争斗，他悼焉伤怀，屡于其著述中言之。我们读他的小说，写朝局变幻中权力斗争的种种情状，但觉其曲尽描摹、洞达人情，却很少人注意或理解他刻画这类争斗的用心。

据他的了解，明代东林与阉党的斗争，原是以地域分的派系发展开来的，后亦仍归于地域派系之对立，形成南北之争。此争不只把明朝争亡了，人清以后仍在争。丁酉科场案，即北派得八旗之助，痛击南派之结果。接着是“奏销案”、“哭庙案”，南士饱受打击。直到辛酉政变时，南派始获大胜。戊戌政变，则是南北之争的最后一个回合，两败俱伤，清朝也完蛋了。这个观点，才是他写作小说的主脑所在，近几年的小说与史述，对此尤为强调。因此，基于他的历史观，对于知识分子互相矜伐批评，他格外具有一种嫌憎感。这封信里，就强烈表达了这种情绪。护持友道，竟举安溪卖友为戒，可谓情见乎辞矣！

但是，高阳毕竟仍是文人，在他的理性思维中，对于知识分子的癖性与行为利钝，虽已洞若观火，然其感性生命，却仍不自觉地会表现出文人的生活形态。例如他讨厌文人相轻，可是基于其学养与历史见解，他也无法不轻视某些人，下笔亦往往有“不逊之辞”。这遂使他遭逢到与周弃子相同的命运，“好之者誉为一代才人，短文者嘲为通文县丞”。

通文县丞，是指中国笑话里描述的’：索不知文而效颦强作能文之县丞。前年一月问，姜龙昭先生考证清代的香妃不是容妃，谓乾隆宝月楼中所藏之娇，并非容妃。高阳即表示不屑与之讨论，云姜先生“对考据的基本修养尚不具备，于清代的制度人物亦复茫然”，不拟奉陪。此非独恶于姜先生，高阳与人辩难学术问题，往往如是。先是表示“欢迎来函质疑”；真辩起来，他又不耐烦了，觉得歪缠下去甚为无聊，指对手不具备讨论的资格。此即可显示其文人气。有人很欣赏他的文人气质，有些人则丑诋之。如江述凡先生就曾为此讥讽高阳是“通文县丞”(见一九九。年一月二十日世界论坛报《高阳，接招》)。

高阳当然不是素不能文而强效颦者，他的文字功力，求之当世，何可多得？他写时评社论、写掌故考据，更写小说，包括现代小说和历史小说，后者尤享盛名。这些东西，有共同的特点，即客观的叙述与理性的分析，擘理论事，深洞隐微，于人情物理之细致处，刻画发露之。笔下绝少自己的影子，所以他不是一位抒情形态的作家。‘理性化的创作行为，使他的作品显得甚为冷静。然而，他本人其实是情胜于理的，感性流荡，歌哭无端，意气感激，每每不能自已。

这种特殊的态度，是了解其人与作品的关键。他的多愁善感，可举一例为说。彼尝抄示所填词一阕，日《高阳台》，有序云：“读《传记文学》六月号所载胡健中先生《雨花台畔》大作，略述杨丽珍事，着墨不多而悱侧动人。因忆朱竹有《高阳台》一首，哀吴江流虹桥女子因单恋而死，其情约略相似。某自祖国大陆归来，心情灰恶，一事不能作。然词人项鸿柞有言：‘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生之涯？’爰依竹坨原韵，赋此破闷。”词日：

漫道无猜，久存默注，三年不识情深。宁忍分飞，临歧争共分阴，雨绦渐把红丝引；系红丝，不倩青禽。枉蹉跎，夜雨巴山，能不愧衾？

廿年重返长干，怅楼空人去，玉碎珠沉，折柳情怀，门前摇落长浔。昏黄落日台城路，揖荒茔，聊寄疚心。忆愁吟，惘惘当年，历历温寻。

此词调名《庆春泽》，高阳取其别名，既符情绪，似又兼指自己。序云自祖国大陆探亲回来后，心情灰恶，确是事实。他祖籍杭州已四百年，乔木世家，其《横桥吟馆》且被登录于《武林掌故丛编》中。避寇南来，当然时思返里，尝有诗谓：“乡关梦里疑曾到，世事杯中信不真”。故祖国大陆一旦开放，他即返乡探亲。不料祖国大陆上虽对他热烈欢迎，可是目睹家园衰败落后之景象，心结竟比不能还乡还糟。有诗示我，云：“不须泪眼望山河，但得还乡福已多。久客瀛洲吴自牧，梦粱心影竟模糊。”感痛苍凉，甚于恸哭。即所谓自祖国大陆归来，心情灰恶也。

在这种灰恶的情绪中，作词破闷，以遣有涯，其意甚可哀也。触动其情者，其实只是一则小故事：胡君幼有一女同学，毕业时微露情意，但于抗战后返雨花台附近寻其墓，却未见。这样一则小故事，竟触动了高阳的哀情，使他联想到清朝叶元礼在流虹桥边的事。古事今情，枨触万端，遂写下这阕词。此可见高阳深厚的历史知识，未必足以平衡他在现实中所遭受的情感波动；反而是现实世界中小小的触动，因牵引历史而越发丰富深邃浓馥，使人沉浸于其中，享受这种情绪的震动，一往不返。  高阳处事，大抵如此。例如他去一餐厅吃饭，吃着吃着，历史知识就跟口齿味觉连接起来了，于是大笔一挥，作一联日：“彭家本具易牙手，园客同申染指心。”作了这一联之后，他整个人就进入到这个因历史与文字牵引点染的世界里去了，沉吟自赏。觉得“易牙”对“染指”实在是太妙了，可浮一大白。然而现实与他经过历史感酝酿的现实未必是相符的，两者的差距，又往往令他恚愤。如他去一餐厅，女主人殷勤招呼，他立刻牵连到历史感，撰一联云：“秀色可餐犹其余事，兰陵买醉舍此何求。”且写成一轴携往。不料这次招待较为简慢，并无李白“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之感，主人亦不娴史乘文墨。乃大怒，取回书轴，怏怏以去。其他事，或类于此。意气感激的生命，因历史知识烹炼酝酿而越趋浓挚，故因事触情，一发不能已。

这样的生命态度，当然亦将使其如周弃子般“细行不谨”，也易为感情所扰。以历史侦探、历史律师、历史刑警自命，而时陷美人关中。读其未刊诗，如“最难消受美人恩，万里书来字字温。乍接艳光惊远客，相拥不语已销魂。”“文字相知同骨肉，最难消受美人恩。今生且订来生约，卿在闺中我未婚。”之类，辄为叹息。这样饱谙世故、娴熟人间机栝、善于冷眼评断古今的人，其实哀乐逾恒，感不绝于心。他长于论事，却拙于安顿自己的生活，正缘此故(例如写胡雪岩经商，写得头头是道。自己去做生意，却赔得一塌糊涂，等等)。其小说，貌似客观，不杂作者心影；实则其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灌注流布于其间，原因亦在于此。

先生为文，字逾千万，平生负气任情，谤誉俱多。然知音既少，知交亦复寥寥。检点形迹，殊觉其寂寞。因草草叙其杂事、明其多情，以为世之读高阳作品者助。垦丁旅次，雨中书毕，不觉惘然。

历史侦探久寂寥

高阳先生之文，幼时于报端日日读之。其小说在《联合报》发表连载时，有一阶段配以陈海虹先生的插画，精彩相发，尤为吾俦所喜。但当时望先生，如隔云端，殊不敢想象居然有一天也能亲接声款。

后以各种因缘，竟常追陪谈燕，饱饫绪论，自己亦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或许是因为先生日益衰老，当世少可与共语者，故偶尔拉我做个听众罢。然亦因此而使我对他暮年心境及为学写作之用心，略有所知。

他以世家子游世，俞平伯先生即是他的姑丈，故家学文史，功力自不同凡响。然其寝馈浸淫，其实下了非一般人所能及的苦功。治学撰文，渐如人之呼吸，真是不择时不择地，随时都在进行。每与谈谐，事实上也都在论学。谭文论艺、说古述今，往往包罗万古，滔滔不绝，但主要是在讨论他又发现了什么新的历史疑案。

底下是一封他给我的长函，抄示于此，以见此“历史侦探”癖性之一斑：

鹏程告兄：

接复示，欢喜无量。弟懒于作书，而以朝尊札耿耿莫释，则知真欢喜矣。刘麻之诗《世载堂集》，弟原有此书，且得指点，已检获其诗。为冒孝容《董小宛》刻本而作。此君笔名“舒洇”，吾友戴良曾为言之。亭林不独以武侯自期，亦以武侯自许自负，观其“遥看白羽扇，知是顾生来”之句，踌躇满志之状如见，可知筹思之熟。弟自谓于董小宛入宫事，“寸寸积功，一一发覆”，及今始知犹有未发之覆，即亭林之大战略也。承示清帮三祖隐“亭林”二字，此真至可宝贵之启示。吾友戴良，身系洪门，渠之见解与众不同，谓洪门乃反清之“地下工作”者；而清帮则为反清之“反间谍”。故清帮可公开身份，而洪门则绝不能。清洪一家，由钱潘二祖道号所隐德亭、德林观之，似信而有征。弟之清帮为最大之工会组织说，似犹未能画其底蕴。符五即为开节先生，弟实孤陋。拟俟稍得闲，奉约王、周两公共见一叙。不知一周之中，以何日为便？乞即见示，以便安排。尊稿两篇，谈周易者，弟渐不能读；论清初诗坛比兴一文，则读之数过，深为钦敬。弟砚田所入，本自不菲，奈何自作孽，于股市中曾膺巨创，故迄今债台难下。近拟编撰清史方面智识趣味并重而有史学价值之书数种，自印自销。除《董小宛入宫详考》以外，预定书目有《清朝十大疑案史料辑考》及《十朝诗乘笺注》两书。十大疑案开列如附纸；《十朝诗乘笺注》，则加工之项目计有标点、人名注释、典故注释及本事笺解等，工程浩大，须多觅助手，不知兄于此事有兴趣否？倘荷惠然赐助，拟请兄主编此两书。弟意甚诚，并已请皇冠以前主持出版之杨兆青兄合作，主管业务。将来校印诸琐务，皆不必烦心。如何之处，并祈示覆为祷，匆此敬候文安。

这封长信是了解他近些年工作的重要线索。他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脍炙人口，经商者往往倚之为枕中鸿宝。可是高阳徒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自负精于理财、熟谙商场情状，却因炒股票，弄得债台高筑，晚境独居，尤感寂寞凄清。然在写这封信时，他还在打算搞出版事业，希望编《十朝诗乘笺注》等书。这些书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出版此类著作，焉能赚钱？从这个地方看，便可见高阳先生毕竟是个读书人，非真能营生者。

他所说的清朝十大疑案，是指：孝庄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嫡、雍正暴崩、乾隆身世、孝贤道殁、同治天花、慈禧之疾、慈安之死、光绪死因。据我所知，他对历史的研究，晚期尤肆力于清史。近几年，除了撰写对李商隐《无题》诗的解释外，几部著作，如论曹雪芹、翁同稣、董小宛等，笔锋皆集中于清朝，且集中于这十大疑案。如论董小宛入宫，反驳孟森之说，是涉及顺治出家问题的。论曹雪芹，写《红楼梦断》等，是涉及雍正夺嫡及乾隆的身世之谜。对于这些疑案，他早有研究，亦有若干相关论述以及历史小说描述其事。但抽丝剥茧，不断发现新的材料与证据，使得他觉得仍有再予侦探的必要，故乐此不疲，并邀我与他一道从事于此。

可惜我的学力不足以胜此重任。《十朝诗乘笺注》之编、十大疑案之考，徒成口谈，未付实践，思之真觉惶惭。

不过，当时所讨论者，殊不限于此十大疑案，例如他后来写《丁香花》，记龚自珍与顾太清的故事，或此处所谈到的清洪帮问题，积功发覆，亦非一日。皆久疑难定，一再侦探者。

这封信里所说的顾亭林事，是因他反对一般讲清史的人之看法，认为清帮固然是船漕工人所聚合的工会形态组织，但仍负有与洪帮类似的“反清复明”目的，只不过表面上似已受乾隆招安了而已。他曾举此意询我，我报书举黄侃序顾亭林《原抄本日知录》中语，谓旧有此说，认为清帮虽奉潘、钱、刘三祖，但实为顾亭林所创立。故钱祖与潘祖之道号即为德亭、德林。刘禹生(因麻脸，故称刘麻)《世载堂杂忆》亦尝论及。他觉得这些材料均可替他的想法添加佐证，所以十分高兴。

他所高兴的，不只是为清帮问题添加了一点可供谈助的材料，或者在学术研究上又可立一新说，而是发现了顾亭林的“大战略”。这才是他治史的真正精神手眼所在。

盖其小说与史论，每每牵率于英雄儿女之间，或写朝局变幻，从情节与主题上未必看得出什么伟大的名堂，不过叙故实、演传奇耳。然而，作者高阳其实是具有宏观历史视野的。他纵观每一个时代，努力找出那个时代纷纭复杂历史事象之中，真正值得让我们注意的人物与史迹，借着描述这样的人物与史迹，提示我们历史兴衰的原理。从这一方面说，他表彰如曹彬、汤彬这样的人物，他借一些小人物(如小白菜)来显示历史社会整体面貌，既足见历史之大，亦可以示人借鉴。再从另一方面看，他又十分注意历史发展的中心势力。他认为一个时代的中心势力若在外戚、宦官，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如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唯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时代的中心势力，才能开统一之盛运，使天下清明。不过，知识分子成为历史中心势力时，往往不可避免出现门户之争，党同伐异，又逐渐动摇国本。他的小说、史论乃至时论社评，辄为此意而发，此即先生之大战略也。

他虽不善营生理财，不善经理个人的生活与情感，但书学万人敌，读书既破万卷，自然就会筹思经理天下，使民长治久安之道。自称历史的侦探，其实还是自谦了。世人但以通俗小说家、以掌故家、以考据家视之，更不免将他看得忒轻了。先生其亦以顾亭林、诸葛武侯自居者乎？

当然，武侯与亭林之战略，昭见于事功与著述。高阳先生则圣贤寂寞，仅以一高阳酒徒之名，博得世人一点叹息而已。书生大言，大言遂以其为书生所言而不为世所重，呜呼！

高阳(1926—1992)，一说为1922年。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历史人小说，以小说述历史”，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实况，并将求证索据所获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高阳著述丰富，一生著作约90余部，105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高阳过世的时候，友人挽联云：“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

由于种种原因，祖国大陆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缘知晓高阳这位浙籍著名历史小说巨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高阳作品的陆续翻印以及研究工作的徐徐展开，祖国大陆读者、研究者才逐渐有机会一睹其艺术风采。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高阳热，许多出版社陆续出版高阳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高阳的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我们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高阳文集珍藏版》。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明显差误作了更正，极个别地方略有删改，尽量保留文章原貌。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