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1949-1989新中国外交亲历)》由骆亦粟著，全收各篇独立成章，基本以本人工作岗位的变动作为贯穿各章的纵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八章，谈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第二部分——第九至第十六章，谈的是上个世纪60—80年代的事；第三部分——第十七至第二十二章，主要是谈人物，个别篇章时间跨度较长，是想通过具体人的活动反映一点儿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外事工作的情况，以利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外交方针政策的理解。

这本《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1949-1989新中国外交亲历)》由骆亦粟著，它不是外交史，也非个人传记。记述的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东欧剧变”这40年中作者亲历的我国外交方面的一些重大事件和人物，着重描述中国同波兰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其中包括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的曲折过程以及回忆为我老一辈领导人作翻译的感受。《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1949-1989新中国外交亲历)》内容充实，文笔生动流畅，可读性强，有较大的史料价值。

前言

那个年代的事(一)

 第一章 新中国诞生，国家派出第一批留学生

 第二章 外交部艰苦创业，周恩来论三分天下

 第三章 华沙条约成立，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出席

 第四章 “波兰事件”引发危机，毛泽东决策稳定大局

 第五章 周恩来中断南亚访问，紧急赴波兰

 第六章 波兰领导人访华，毛泽东谈隈营团结和争取20年和平

 第七章 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毛泽东、刘少奇与外宾谈改变“一穷二白”

那个年代的事(二)

 第九章 社会主义阵营濒临破裂，中国采取两大外交行动

 第十章 兄弟国家反目成仇，大使馆在艰难中恪尽职守

 第十一章 历经沧桑，中波轮船公司见证两国关系变迁

 第十二章 中美大使级会谈多年僵持，尼克松、毛泽东运筹两国关系解冻，

 第十三章 中国巴西建交，奉调“拓荒”

 第十四章 中波关系回暖，转折时期出任总领事

 第十五章 在“美和爱神”诞生的国度——塞浦路斯任大使(上)

 第十六章 在“美和爱神”诞生的国度——塞浦路斯任大使(下)

那个年代的人

 第十七章 同周总理在一起的五天五夜

 第十八章 朱德三访波兰

 第十九章 陈毅、贺龙、叶剑英、彭德怀外交逸事

 第二十章 忠心耿耿王炳南

 第二十一章 一个老党员在病重的日子里

 第二十二章 大时代的小故事

后记

严格管理，严守纪律

我国的教育部在筹划派出第一批留学生的同时，即会同外交部拟定了《1950年派往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交换留学生暂行管理办法》草案，经文教委于9月中旬批准后，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签署，通过外交部下发驻东欧五国大使馆遵照执行。《办法》规定：留学生管理工作由教育部与外交部商定原则，由所在国大使馆执行；留学生直接接受所在国大使馆领导；留学生每学期结束后，将学习成绩及生活情况做出总结并拟定下学期学习计划要点，报使馆审核后报教育部；留学生如有学习不力或违犯规则之行为，教育部根据使馆的意见，栅隋况轻重予以适当处理，必要时令其回国。《办法》还对留学生应遵守的规则做出了具体要求，包括建立小组会议制度，定期进行学习、生活、思想检讨；参加政治陛活动事前必须获得使馆批准；遵守驻在国法令、学校规章；生活保持朴素耐劳作风；假日活动，应尽可能集体参加等。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第一个关于留学生管理的指令性条例规定，可见那时对留学生的管理和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在波兰，使馆先后由杨琪良、余湛两位参赞及秘书黄文友负责我们的学习和思想工作。初期是每周、后来是每月听取我们或组长的汇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不良倾向，一有苗头就提醒甚至严厉批评。把我们当做“准使馆工作人员”对待，我们可以随时进出使馆，每逢国庆、八一建军节使馆举行招待会，都要我们去参加，这不仅是因为使馆外语干部短缺，也是为了培养锻炼。在生活方面则尽量照顾，初到华沙一段时间内，我们每天都是到使馆吃午饭。为了使我们集中精力学习，使馆向我们交代：在留学期间不要谈恋爱。我们很听组织上的话，都遵照实行，不仅在同波兰女同学交往中注意纪律，在国内有恋爱或近似恋爱对象的也中断了鸿雁传情，其中包括我。学业结束后回国，对方已经另成眷属，一切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朦胧往事。这类的事，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很可能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事了。

域外真情

我们出国时，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美国大军于1950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陆，战事自南向北推进。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进人朝鲜，与朝鲜军民协同抗击侵略。全国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们心系祖国，心情不能平静，除节约使用奖学金向国内捐款表示心意外，于这年底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未料竟被《人民El报》于1951年元旦全文刊登。报道如下：

【本报讯】在波兰留学的我国学生刘铁生、骆亦粟、谢孟纲、萧惠敏、李嘉训等五人，十二月七日从华沙写信给本报，表示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敬意和支援热忱。信中说：“我们是五个在波兰的中国青年。我们无时不在怀念着自己伟大的祖国，深切痛恨关帝国主义对台湾朝鲜的侵略。最近读到我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朝鲜的抵抗关帝侵略的战争，并获得了重大胜利的消息，我们兴奋万分。在这里，我们除向人民志愿军致敬和祝贺外，坚决表示誓以全力支援他们的正义行动，并准备贡献自己的一切，和全国人民一道，粉碎胆敢伸进我们美丽的花园的帝国主义的猪鼻子！

更使我未曾料到的是，几十年后我们北大经济系同班同学为纪念人校60周年举行聚会时，张效同学情感激动地谈了一段经历。他说朝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人朝志愿军，那时战火弥漫，敌机不断狂轰滥炸，随时有死的威胁。在战壕里读到了老同学骆亦粟从国外远方写给《人民日报》誓以全力支援志愿军的信，同时让他联想到北大人的战斗精神，使他增加了力量，感到死不足惧！

几名普普通通的学生写的普普通通的声援信，竟然被党报重视并且起了一些鼓舞前线战士的作用，使我深感欣慰。

我们在波兰学习的第二年，1951年10月有一个青年军事代表团去布拉格参加会议回国途经华沙作短暂停留。他们听说在那里有几名远离祖国的留学生，于是通过大使馆武官处约见我们。见面后，他们热情接待我们，问长问短表示关心，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报效国家。我们都是学生出身，这是第一次与热爱敬重的解放军近距离接触，而且是在异国他乡，倍感亲切。其中有一名成员竟是我的初中同学，他乡遇故知，自然另有一种感触。通过会见，还结识了中国第一位女跳伞员沈元珍，她赠我一张签名的照片，保存至今。两天后，代表团离波，他们说没有什么留给我们，赠送每人一块可以做衣服的毛料。我们不过是普通的学生，竟得到解放军战士的关注，他们的热情、直爽和爱民情操使我受到教育和鼓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1951年冬，世界进步青年组织国际学联在罗马尼亚的山中小镇“波耶纳”斯大林”举办大学生冬令营。中国全国学联决定由在东欧五国的留学生各派两名代表参加。在波兰，大使馆决定由刘铁生和我前往。冬令营以体育活动如滑雪比塞等为主，以增进各国大学生之间的友谊为目的。我们这些在东欧五国的留学生都不擅长体育，主要是参加些联谊活动。这里想记述的是我们在冬令营结束回波徐经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奇遇。本来我们只计划在布达佩斯在使馆稍作逗留后即换乘火车去华沙，没有想到在车站上竟有匈政府体育部门、匈青年及学联组织的代表前来欢迎我们，把我们两人当做中国大学生体育体表团，邀请我们参观市容和体育设施。我们发现情况不对，心中有些发慌。幸亏看到驻匈大使馆来车站接我们的同志，于是赶紧请示，使馆同志考虑当场更正将使匈方感到尴尬。就这样，我们采取模糊态度跟着主人参观了半天，他们热情接待，我们做了些友好工作，当晚乘车返回华沙。这是一个信息不确引起的阴差阳错，但这个插曲却使我讲一步感受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引起了多大的重视和关注，感受到匈牙利政府和人民对我们国家的真诚友谊。

1951年秋冬，我国派出以周巍峙为团长包括216名演员的中国青年文工团赴苏联东欧等八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访问演出。内分歌舞、歌剧、杂技、京剧四个分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往国外的第一个大型文艺代表团。12月抵达波兰，我们几个留学生被调参加文工团的翻译工作，我被分配到杂技团。我们在波学习只一年多，谈不上有什么水平，但在杂技团我却是唯一一个能与外国人沟通的人。在解放前，杂技演员不受尊重，解放后社会地位改变，新旧对比，他们有很高的热情，演出不怕辛劳、精益求精，行动遵守纪律。他们很尊重我，我也很尊重喜爱他们，尽力为他们服务，相处得很亲切。有一天晚上他们没有演出任务，我和他们一起去看王昆主演的歌剧《白毛女》。我是一个感情容易被感动的人，随着剧情的发展不断地流泪。第二天，年轻的女孩们互相转告“昨天，骆翻译哭了！”这场演出确实使我受到教育。十多年后，在北京，我带女儿去东单广场看中国杂技团的演出，排队购票时，突然遇见1951年曾到波兰演出的车技演员金业勤。他坚持不让我买票，并把我安排在场地的最前排。解放前他和两个妹妹在天津劝业场演出，已有些名气。华沙相识多年不忘，艺人的义气使我感动，可惜，后来失去了联系。

这几个故事使我感到：虽然新中国成立不久，但人们的思想感情和相互关系已完全不同于旧社会了，新社会充满了温暖；一些西方国家不承认新中国，但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站立起来，屹立在东方了。P11-13

我1929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1946年就读于齐鲁大学政治经济系。1947年18岁负笈北上求学，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二年级，1950年毕业。同年，被派赴社会主义国家波兰留学，属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1953年回国，调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

其后近20年中，两次被调往驻波兰大使馆，工作13年，任职员、随员，主要做调研工作，1964年后主持研究室。1974．年中国巴西建交，调驻巴西使馆，任二等秘书，参加建馆，主管文化处。两年后又调驻波兰使馆，负责研究室工作。进入80年代后，先是任苏联东欧司处长，主管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事务，1983年被任命为驻革但斯克总领事，1985年被任命为驻塞浦路斯大使。90年代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政策研究室参加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人生易老，弹指一挥间，在外交战线服务了42年，如把计入工龄的留学阶段和后来的返聘工作时间计算在内，则超过半个世纪矣！

我自知是一个平凡的人，但所处的时代却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二战”后，除苏联外先后建立起13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蓬勃发展，结成以苏联为首的阵营，紧密团结，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抗衡，力求以和平竟赛胜过资本主义。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摆脱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国家。据周总理概括，当时世界存在两大阵营、三种力量。进入60年代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发生意识形态分歧，公开论战近20年，兄弟阋于墙，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破裂。在此期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科技迅速发展，政治军事同盟愈益巩固。对社会主义国家软硬兼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到了80年代末，东欧“剧变”，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融入西方社会，1991年苏联解体。这是充满矛盾斗争、发生过热战、冷战持续、动荡不安的岁月，形象地说是风起云涌的年代。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在这个大时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外交在维护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巩固加强国际地位、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霸权、保卫和平、主持国际正义、为国家创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等方面取得伟大成就，同时也留有值得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的失误和问题。

本书不是外交史，也非个人传记。记述的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东欧剧变”这40年中，我作为外交战线普通一兵所经历的我国外交方面的一些事。各篇独立成章，基本以本人工作岗位的变动作为贯穿各章的纵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至第八章，谈的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第二部分——第九至第十六章，谈的是上个世纪60—80年代的事；第三部分——第十七至第二十二章，主要是谈人物，个别篇章时间跨度较长，是想通过具体人的活动反映一点儿新中国成立前我党外事工作的情况，以利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的外交方针政策的理解。

回首往事，我最怀念和珍惜的不是担任大使，而是参加工作最初十来年的经历。由于党的信任和机遇，我有不少机会为毛主席、周总理、少奇同志、朱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贺龙、彭真、薄一波等开国元勋担任同外国领导人交往的翻译。通过直接接触，使我开扩了思路和眼界，受到了教育，终身受益。尤其是周总理对我的影响更深。我用了较多的篇幅写他们，反映他们的外交思想、外交风格和艺术，反映他们同外宾谈到的治国理政理念，通过他们的活动反映我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我认为，这样做比局限于写我个人更有意义。

笔者着重记述历史事实，力求有根有据，并无虚构。至于对历史事件、领袖人物及我国不同时期的外交战略及路线政策的是非功过，有时谈点个人的体会和感受，有时提出问题点到为止，不敢妄下结论，以免误导、混淆视听，留给笔者的上帝——读者朋友们判断评说吧。

盼读者不吝赐教。

骆亦粟

2010年9月于北京

2008年新华出版社编辑部筹划出版《新中国外交亲历》丛书，承蒙主编张兵同志相邀，参与其事。时年79岁，经两年半之努力完成书稿，年已81岁矣！

在此之前，虽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回忆文章，主要是想宣传介绍周总理和我国外交成就，无意写个人经历和出书。主要考虑是：现已进入“新时期”，人们的思想特别是价值观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现在写过去外交方面的事，在有的问题上可能难于赢得各方一致的共识。另外，经历有限，人微言轻，担心使读者失望。随着年龄的增长，愈来愈感到重视历史和“以史为鉴”的意义。老年人没有什么长处，唯一的优势是经历的事情相对多一些，把经历的事情择其要者如实地记述下来，也许多少有一点可供参考的东西。于是以耄耋之年投入艰苦的写作。希望历史中凡属正确的、成功的和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一切能够得到肯定和传承；对于实践证明是不妥当、不正确、产生不利后果的一切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新华出版社提供的机会和条件，感谢主编张兵及编辑部韩芳同志的鼓励、关心和帮助，尤其要感谢责任编辑赵怀志同志，他为保证本书质量，在编辑、校改、图片安排等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同时感谢“外交笔会”领导同志的支持和外交部档案公开处的同志提供的热心协助。其次，要感谢妻子作为第一名读者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尤其要感谢女儿，她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电脑打字的全部任务并帮助修改文稿，没有她的辛劳，本书的付梓是不可能的。

书稿完成，感觉言犹未尽。由于水平及工作的局限性，不妥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赐教。

骆亦粟

2010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