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的收藏热真可谓是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收藏者的素质也在飞速提高，关注点日渐从藏品的“价格”转向其“价值”。就藏品著书立说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书不乏情趣内容兼胜者，王金昌先生所著《潘家园》就是其中之一。它告诉我们：地摊上的历史不仅终究也还是历史，而且，也许正由于没有被蒙上庙堂的荣光，反而因为保留了一份原始质朴，而更加真实可贵。

“潘家园”本是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地名，然而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外闻名遐迩的中国古玩市场的标识。这本由王金昌著的《潘家园》内容大都是“潘家园”所见、所得、所闻和所思，或与“潘家园”“沾亲带故”，故书名称之为《潘家园》。全书既有对流落的古玩珍品、古籍纸墨兴致盎然的品鉴，也有对以假乱真的赝品的幽默调侃：既有大人物的小物件所反映出的远去历史不为人知的小小一隅，也有小人物闪耀于故纸堆中的正直人格和高尚境界；既有交朋结友对鉴别、赏玩文物的门道饶有兴致的切磋讨论，也有博采众家、见多识广后由物及人、慢慢沉淀下来的不二心得与人生感悟。本书在同类书刊中是不落窠臼、情趣与内容兼胜者。

地摊上的历史(代序)

第一章 潘家园结缘

 刺激与启发

 我的启蒙老师

 初涉古玩

 重游北京后海古玩市场

 巧遇陶瓷鉴赏家冯先铭

 逛地摊逛出的尴尬

 潘家园忆事

 “破烂王”王富

 “奇石王”张军

 “种古董”

 莫让“高雅”的赝品蒙了你

 嘉德十年见证文物市场

第二章 红色记忆

 周恩来与张申府

 刘仁静脱党的真相

 王明是怎么进入中央的？

 陈潭秋危急时刻将秘密档案转交党中央

 读纵队司令吴奇伟“追剿”长征红军日记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存折

 朱毛《出路在哪里？》

 40年后“红军”归还当年借谷

 中央特科“三女谍”

 摇篮边的守护人，延安精神的传递者

 发现《国歌》老照片

 毛主席与黄炎培同斥美国“白皮书”

 彭德怀的亲笔诉说

 胡耀邦亲书控物价

 胡耀邦亲笔修改“摘右派帽”的社论稿

 陈云的亲笔“请假条”

 陈云的评弹情愫

 陈云关心冬储大白菜

 李先念关心理发业

 习仲勋和他的秘书田方

 亲历者清华学子魏东明回忆一二·九

第三章 故纸轶闻

 里斯本淘宝记

 百年旧照饱含民族屈辱

 150年前的《圆明园游记》

 故宫丢失文物是“赏”还是“盗”？

 张学良与赵四、朱五

 革命队伍一书生

 70年前的情侣日记

 五四运动与女乳解放

 上海美专的人体素描

 茅台镇与杏花村

第四章 共和国往事

 毛岸英亲笔家信

 亲属回忆建国初的毛泽东

 毛主席到过我老家

 北平和平解放20万解放军游览故宫

 北大学子都应知道的一段校史

 新中国第一次被执行死刑的外国人

 战后3-5万日本侨民大遣返

 山西万泉县干部上书毛泽东

 一张办好公共食堂的布告

 “困难时期”北京市民的生存状态

 揭秘“中央两弹一星十五人专委”始末

 黑白照片叙当年

 道不尽的“龙须沟”

 “厕所”日记实录“文化大革命”大串联

 “文化大革命”中批的“封、资、修”和流行的谚语

 林彪侄女林莉一家的“文化大革命”遭遇

第五章 藏家絮语

 翻身农奴把歌唱

 王洛宾的爱国情怀

 “回归十年”忆往事

 激情燃烧井冈山

 多做事少作秀

 打高尔夫与割麦子

 井盖上的城市

 青花瓷与清代督陶官唐英

 20年代教师《信约》的启示

 丢失的手迹与失去的年代

 从陈景润到刘路所想到的

 雷锋被热捧和被冷落的年代

 80年代，我们正年轻

 求效益是计算机应用中的首要问题

 丑狗皮皮

 喜闻鹩哥口哨声

第一章 潘家园结缘

刺激与启发

20世纪80年代中，我喜欢上了古玩。

那时，我在香港工作，深受香港古玩拍卖市场的影响，我也试着在市场上买些瓷器、字画，但心中没底。

一次，在香港油麻地跳蚤市场，一位从内地移民到港的所谓香港人，专买欧洲制造的旧机器零件，如齿轮、轴承什么的。他看到我是国内来的，手里拿着一个青花盘，就用挑衅的语气说，你们大陆“表叔”，来这儿尽捡些大陆的碗碟破烂，我们香港人，是捡人家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他的这番话，对我自尊心刺激很大。我当场反驳说，先生，你捡的才是外国的垃圾，而我这是国宝！你知道“中国”的英文怎么说吗？他说，你怎么开口中国，闭口中国的，这里还不是解放区的天。

我看话不投机，就走开了。

在香港时，我经常光顾鉴真邮品拍卖公司。有一次，老板拿出一枚贴有民国帆船邮票，盖有“洪宪元年”邮戳的袁世凯洪宪年实寄封，该封是从新疆伊犁寄北京的，非常珍贵。这枚邮票当月的拍卖目录标底价五万港元。这数字比我两年的工资还多。老板说，这枚实寄封是他在国内花五元人民币买到的。中国旮旮旯旯到处藏都有宝贝，只要你懂，你有眼力，你有这个文物收藏意识，你用心去找

这位老板的话给我很大启发，大大激发了我收藏的欲望。我心想，自己居住北京，搞收藏也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1987年5月18日)

我的启蒙老师

一个想进入古玩收藏的人，有了收藏的欲望还不够，还得懂得鉴别，首要是能辨别真伪。为了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我到处寻找有关鉴定方面的书籍。当时，这方面的书籍很少。一次，我在香港湾仔一旧书店看到一本《古玩指南》，就马上买了下来。这本书是著名文物鉴赏家赵汝珍所著，民国三十一年出版。赵氏在自序中开篇名日：“今日之中国，无一不遭外人之蔑视，其惟一之例外，即中国开化最早，历史悠久，历代所遗留之文物精美奇妙，光怪陆离，非任何外国所能企及，世人对之无不崇拜。中华民族之在今日尚夸耀于世，尚解为世人所称道者，惟此而已。”

读着作者自序，身居殖民地的我，十分的激动和感慨，简直像千里遇故知。这本书坚定了我进行收藏的决心。

(《古玩指南》目录里有字画、瓷器、铜器、古书、碑帖、古代砖瓦等共三十章。我就按顺序，先读字画部分，再读瓷器部分。我尤其对瓷器部分读得特别认真。

我的老家在河北邯郸，离磁州窑、邢窑以至定窑、钧窑窑址不远。我从小生活在有较高文化的爷爷身旁，爷爷正房里摆有一对瓷瓶，耳濡目染，所以，一开始我对瓷器部分较感兴趣。加上赵氏书中推崇宋元老瓷，我也特别喜欢老瓷器，因此对瓷器章节读得较为细致。赵氏在瓷器一章里共写了五节，第一节“瓷器源流”，第二节“瓷器述要”，第三节“瓷之作伪”，第四节“瓷器之鉴别”，第五节“瓷器之评价”。

赵氏在“瓷器源流”中写道：“古玩之价值均生自本体。今日贵重之古玩在制作之当时即已高贵，因年代之久远而可宝贵也。故唐代以前之瓷器真品固属不多，即偶得之亦不必认为稀世之宝。”他又说：“宋代瓷业最高进步，质料、颜色、装饰、做工等均有神奇之造诣。在吾国瓷业史上可谓登峰造极。数百年来均以为法。虽经元明清各帝王之极力摹仿，卒未有能超越之，优美者其精妙当可想象。”

他还依次介绍了定、汝、官、哥、钧的真伪鉴定特点。

赵氏在“古玩何以可贵”里讲道：“古玩之可贵尽人知之，惟古玩之所以可贵，除少数人理解外，社会众生多是莫明其妙。怀疑者有之，误解者亦有之，怀疑者以为，宝贵古玩乃系有钱阶级之傲行，或系名人之盲动，借此鸣高，故为风雅。误解者以为，古玩之可贵只在年代凡古物即可贵，而愈古愈可贵，其实皆非也。时代越久远价值越高”，是外行和初涉古玩者的普遍的错误概念。“盖古玩之所以可贵者其重要之原因有二：一为古玩之自身者，一为人为者。”

所谓“自身者之原因，即古玩本质之精妙，做工之优良后世所不能仿作。”我理解，比如官窑瓷器，“精妙做工”包含了很多内容，与现在比首先它不计成本；如果是官窑还要将式样、花色让皇帝任命的督陶官监工，甚至皇帝直接过目，由皇家窑工直接完成，不合格的当下碎掉，以防流人民间。可不是现代机器批量制造和唯利是图、粗制滥造的仿品所能比拟的。

前些年，电视采访一自称专家的人，自仿汝窑瓷。当这位“专家”介绍了仿品如何如何好后，电视主持人问，那你说，宋代的汝窑瓷好还是你当今仿的好？“专家”竟信口雌黄：“当然现代的好了！”

“专家”这种荒唐的误导还真见效，听说，潘家园地摊的仿汝瓷马上就涨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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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摊上的历史(代序)

钱文忠

中国大陆的收藏热真可谓是方兴未艾。与此同时，收藏者的素质也在飞速提高，关注点日渐从藏品的“价格”转向其“价值”。就藏品著书立说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些书不乏情趣内容兼胜者，王金昌先生所著《潘家园》就是其中之一。它告诉我们：地摊上的历史不仅终究也还是历史，而且，也许正由于没有被蒙上庙堂的荣光，反而因为保留了一份原始质朴，而更加真实可贵。

唐英款青花香炉和老辈风范

汉军正白旗人唐英是乾隆年间有名的督陶官，他督造的瓷器有“唐窑”之称，代表着乾隆时期瓷器工艺的最高水平，被视作研究乾隆前期官窑，特别是青花瓷的标准器。能够拥有一件“唐窑”青花，自然也就成了收藏家的梦想。王金昌先生就很幸运地淘到了一件。虽说是一件被砍掉了三足的香炉残器，却依然还是高39厘米、口径30厘米、腹径45厘米的轩昂大器。

不过，我所注意的却是香炉背后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王金昌先生见到了被砍去三足的香炉，卖主索价7000元。过来人都知道，7000元在当时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再说“唐窑”本来就不多见，真赝难定。王先生虽然多金，也难免犹豫。于是，卖主告诉他：就在昨天，一个白发老头带着一位中年女士就出价6500元。遭拒之后，答日回去商量。这件孤品最后被王先生抢得。

10年以后，王先生才知道那位白发老头就是著名的瓷器鉴定家耿宝昌先生，中年女士就是陈华莎先生。当他们在时隔十年后再看见这件香炉时，耿先生感慨道：“这香炉在你这儿啊！”陈女士解释说，当时还价6500元，并不是因为它不值7000元，只是花钱需要向文物局申请，出还个价乃是为了把货暂时留住。“还好，知道你买了，我们还能看到。”语气是平和淡定的，但是，透过纸背传来的却是一股由衷的欣慰，更有一种宝物不必我得，存身中华即可的大气。

无独有偶，还是在那段时间，王先生邂逅了一只成化青花婴戏纹梅瓶，正在观察间，一个文质彬彬、高挑身材、头发花白、气质不凡、风度翩翩的慈祥长者悄声劝他买下。王金昌先生议价不谐，遂失之交臂。一周后，那位长者见到王先生问，“你买了吧？”王先生说，“没有啊，已经卖了？”长者啧啧了两下，没再说话。王先生问：“也不是您买的？”长者说：“是你先看到的，你在还价，你没说不要，我怎好意思要呢？”这位长者正是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

这就很让我感慨：收藏是热了，但是，收藏的境界是否也随之得到提升了呢？今天的热，是否已经将如此悠扬的谦让退敛之美蒸发殆尽了昵7

大人物的小信件  王金昌先生是有眼光的，他悟出“中国历史数千年，最为震撼人心的还是近百年的中国现代史”，这就使得他对现代历史文献资料的收藏情有独钟。

看来都是缘分，王先生就收藏了很多大人物的信件。然而，在我看来，它们之所以可贵却并不在其人之“大”，而在其所谈事情之“小”。

张申府先生的名字，今天熟悉的人是不多了。他可是和陈独秀、李大钊并列的中国共产党的缔造人。“共产党”这个名称就是由这三位先生讨论决定的。张申府还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也是他向廖仲恺推荐的。由于个人和时代的原因，张申府最终淡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不仅如此，1948年还因为发表了《呼吁和平》，被自己组建的民盟开除了。这一位毕生尊崇罗素，毕生爱书、爱名、爱女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颇让人唏嘘。

1949年10月23日，张申府给“恩来吾兄”写了一封信，如今也是王金昌先生的珍藏。打动我的，并不是信中为《呼吁和平》一文所作的辩解，而是信结尾的几句话：“去年(1948年)9月后间我曾公云，兄等所干的乃是惊天动地的事业，深恨自己为书所累，不能前来轰轰烈烈地共同奋斗。”

是啊，中国现代史上有多少人事后哀叹自己“为书所累”啊，可是，难道真的是为“书”所累吗？

毛岸英的手迹，向来见者极少，可是，就在两年多前，王金昌先生却在某家出版社处理出来的资料里，发现了毛岸英写给杨开慧姨妈之子向三立的信。虽说这确实是一次奇遇，然而，类似的情况却屡屡出现。某些“公家”单位在处理档案文件时，并不花心思去整理。除了感谢此等单位没有将这些资料直接送去化为纸浆，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说什么。

信里所谈的算不上大事。毛岸英的舅舅“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位置”，这原本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然而，自觉“本人是一部伟大机器的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小螺丝钉”的毛岸英，替舅舅感到惭愧。信里讲的道理，我们大多耳熟能详，未必能够给我们带来多少新鲜感。但是，下面这段话，却实在值得我们认真一读：“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而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戚，对于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一种与血统、家族有关的人的深厚感情的。这种特别的感情共产党不仅不否认，而且还加以巩固并努力于倡导它走向正确的与人民利益相符合的有利于人民途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这段话说得何等的好啊。然而，确实也正如毛岸英在信中所说的那样：“为人民服务说起来很好听，很容易，做起来却实在不容易的。”这里面难道就没有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吗？

小人物的大信件

王金昌先生还披露了一封信，是1950年山西万泉县的干部董青写给毛泽东主席的，后来刊登在华北局的(《材料汇集》上。

董青是个小人物，这封信却是一篇言辞犀利、态度明确的大文章。当时刚刚建国，这位小人物就上书极峰，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好多今天看来堪称是触目惊心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乎“我党存亡”。

信中提到的问题主要有六点。

一、区以下的干部多半能力低下，不少是地痞流氓二流子。这些人乃是“发动对象”，依靠他们进行土改。结果是多吃多占，“得了不是抽大烟料子，就是大吃大喝，胡花乱用”。“百分之八十以上群众现在反对我们，骂我们，痛恨我们”。民间流传：“辛辛苦苦，却为地主”，“受苦一生，定成富农”，“烟酒嫖赌，毁个空，八路军扶起当朝廷。”

二、这些所谓的干部一味蛮干，“贫雇农也骂我们恨我们”，“工商人更是骂我们”，“反不如解放前”

三、在负担上本来宣传只收一次，现在每年两次，“比阎锡山时远重得多”。工商业纷纷倒闭，“老百姓害怕”。

四、宣传工作很差，没有效用，那些所谓的干部起了很坏的作用，群众加入一贯道，妇女更多。“群众对我们的坏干部是没一点相信的了。”

五、“发动妇女，不是从提高妇女觉悟，孝敬翁婆，亲爱丈夫，积极劳动，而是动员其离婚，反对丈夫翁婆，啥也不做，想怎就怎，更坏的是和我们干部搞关系，或马上离了婚又嫁给我们干部，在这点上群众也恨极了。”

六、过去买大烟料子，说是销往敌区，群众有怨言，但是还有得可说。现在是“料子大大地卖”，“都是公家买的”。

董青是个党员，他担保“如果我的话有一些虚假，我便是人民公敌，或者说是猪生狗养”。

小人物的这封信似乎没有能够如他所愿上达天听，而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转给了华北局秘书处。从书中影印件上的批语来判断，小人物董青，像一切不加隐讳仗义执言的人一样，大概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问题是，小人物的信中所反映的大问题，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出现了的？哪些解决了，又有哪些极难解决？为什么？

做过大事情的小人物  王金昌先生在潘家园还用十块钱买到过一本32开的小本子，装订简陋，但是，蝇头小楷很是漂亮。这本小册子的封面上有毛笔楷书《陈修夫自传》。

收藏者把它全文发表了，虽然标点什么的都比较随意，还偶有错误，但是，这依然是一份很重要的现代史史料，很值得我们重视。

陈修夫生于1883年，估计在1955年前去世。此人绝非等闲之辈，他曾经和孙中山一起组建国民党，和张作霖、张学良、吴佩孚、冯玉祥、蓝天蔚、刘艺舟、胡景翼、宋哲元、商震都打过程度深浅不一的交道。此人起码在当初也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激情、有胆略的人物，参与组织了登州起义，经历了济南暴动。他对旧中国的社会是很不满的，也曾经致力于改变其黑暗愚昧的面貌，他担任过地方官员，起草过今天看来不仅不落后，依然显得激进的自治大纲。在此略举一例。陈修夫提出：“破除迷信，全县庙宇，适用的改为学校或村公所，不适用的，限期拆除。作为修建学校的材料。所有僧道，壮年返俗，做事劳动，老年分往附近学校看门，比普通工友，多给工资。至于尼姑，不满18岁的，收入学校，教养费由公款负担，18岁至40岁的，教她自行择配，4l岁以上的，每人给予八亩地，一间屋，不禁止化缘，死后，公款棺葬，将地屋收回。”

我所注意的主要还不止这些。我发现，这位陈修夫先生引述了一种很有趣的意见。抗战爆发后，这位陈先生也陷入困顿。他的一位朋友苏锡文在上海当了伪市长，叫他前去帮忙，可以在财政局和交通局间挑一个局长做。陈修夫挑的是一个月三百多元的科长，拒绝了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局长。

这就很奇怪了，难道当科长就不是落水了吗？这位陈修夫先生就引用别人的话说：“目前我们是亡国啦，怎么办？抗日吧，没有枪，有枪也不会放，找事做吧，就成了汉奸，不做事就要饿死。大人还好说，小孩子饿得直哭叫，问大人要吃的，你想想怎么办？！张执中说，我的主张，是要吃饭，不要发财，小事做，大事不做。我同意张执中的主张。所以，我不当局长当科长。”

这套说辞背后的道理实在难说得很。不过，我相信，在当时，这是很多无奈的人内心的真实想法。问题是，难道别人就不把他们视作汉奸了吗？周作人之所以不被人们原谅，看来是因为他不仅要吃饭，还做了大事情，发了财。是这样吗？可是，我们今天记得的还是周作人。至于陈修夫，早就被大浪淘去，倘若没有这本小册子，历史上就仿佛没有过他这样一个人了。

王永兴先生与“一二·九运动”

我在2008年10月19日的《东方早报》上发表了《缅怀王永兴先生》，以表达自己哀思之万一。里面提到：

1935年一1936年间，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讲：“我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其实，岂止是“积极参加”那么简单呢？在“一二·九”运动中，王先生是以一腔热血担负过相当重要的责任的。他在当年的许多同志或者部下，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只不过王永兴先生自己从来不提而已。

其实，多年来我一直在留意有关王永兴先生与“一二·九”运动中的史料，但是，所见不多。这就更让我哀叹国人之善忘。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感谢王金昌先生从北京文化市场淘到了魏东明先生在上个世纪60年代写的一些自传材料。

魏东明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中学阶段就开始参加抗日爱国运动，后来投身革命，担负过不小的责任，历经坎坷。解放后，还在教育部门、文联担任过虽说也算高级，却实在谈不上重要的领导职务。

1934年，他同时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前者，还是第一名。他是韦君宜的初恋男友，性格很特别，似乎比较激烈，而且一直未改。1952年，37岁的魏东明已经担任了相当的职务，居然在火车站和查票员吵架，导致列车缓开，被人举报到(《人民日报》，还登了报，于是受了警告处分。这就可见一斑了。

正是他的这些自传材料，为我提供了梦寐以求的有关王永兴先生和“一二·九运动”的史料。

1935年，魏东明在清华大学和王永兴先生同屋，一起阅读哲学、经济学著作。他参加了平津学联组织的“南下扩大宣传团”，成员有蒋南翔、雷骏随(李昌)、王永兴、魏蓁一等，还有燕京大学的王汝梅(黄华)。南下回来后，蒋南翔要求他与赵德尊、王永兴等成立清华“左联”小组。

这些尽管都是只言片语，却是非常珍贵的。

比起上海“左联”，对北平“左联”的关注和研究似乎相对薄弱。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刘会远教授曾经对我说，原因之一乃是，上海“左联”成员基本都是文学家，北平“左联”成员多是文学青年。这个说法自然是对的。不过，我们更应该重视的却也正是南北“左联”的各自的特色。北平“左联”的成员，有很多都成了职业的革命家，不少在后来成了高级领导人。当年曾经担任过负责人的刘曼生，正是刘会远教授的父亲，后来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