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是广东东莞人，先后参加上海、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过重要贡献。本书是系统介绍袁振英生平的著作，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袁振英，书中附录了袁振英的部分自述、近年来一些学者发表的研究文章、袁振英生平简表等资料。

因为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被认为是中共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此外，作为《新青年》的编辑与撰稿人，他主持的《新青年》“俄罗斯研究”栏目，也被认为是《新青年》变成红色杂志的一个象征。

日前，《袁振英传》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由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传记，用文字再现了袁振英的一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

第一章 从温塘到香港

诞生温糖

先祖袁崇焕

“家庭革命”

就读香港皇仁书院

信奉无政府主义

第二章 求学北大

结识“辫子教授”

敬仰蔡元培

创建“实社”

初识陈独秀

加入“进德会”

撰写《易卜生传》

第三章 漂泊海外

菲律宾组党

粤港记者生活

参加广东游东记者团

第四章 “共产主义马前卒”

参与创建中共产党

身处远东革命大本营

社会主义者同盟秘书

汉口之行

《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

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

《劳动界》与《共产党》撰稿人

第五章 开中学男女同校先河

受命回粤

参加广州共产党

中学男女同校的先行者

离开中共之谜

第六章 留学法国

进入里昂中法大学

学业与恋爱

陷入生活困境

第七章 经历大革命运动

中山大学教授

参加反基督教运动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

第八章 困顿岁月

囚禁虎门

出版《实社丛书》

真实人生

穷困潦倒

第九章 风雨晚年

求助周思来

安身文史馆

卷入政治漩涡

不屈的英魂

附录

袁振英自传

袁振英回忆

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

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

东莞骄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贡献的袁振英

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

袁振英与陈独秀关系述略

袁振英与中国共产党主义运动

燃起新文化启蒙的火炬——袁振英的《易卜生传》对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与作用

袁振英主要作品目录

袁振英平简表

后记

可以说，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

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

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

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

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

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

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

P111-113

拓展党史人物研究的新视野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在这幅恢宏的画卷上，既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既有事件本身的故事，也有事件背后的因果联系；既有气势磅礴的主要过程，也有细枝末节的花絮插曲。就其中的人物来说，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或者时大时小、不大不小的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或者很难界定正面还是反面的人物；既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有在某一时段参与其中、发挥了作用的人物；既有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也有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物，或者说有时著名、有时不著名、曾经著名过但后来又被遗忘了的人物。

袁振英，就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一个很难简单地归类、界定的特殊人物。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成年人、老年人，乃至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来说，袁振英到底是何许人也，恐怕没几个能说得上来了。

但这样一个人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过，而且发挥过重要作用。

他参与过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与共产国际派赴中国帮助建党的人员有过密切的接触，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的上海“中国共产党”、“广州共产党”等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

他参与过《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并且负责其中的“俄罗斯研究”专栏，还担任过《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工作。翻译或发表过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以及很多介绍苏维埃俄罗斯情况的文章，甚至可能较早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很多工作。

他在1921年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的短暂时间内，曾力主并实行了中学学生的男女同校，开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先河。在其他一些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上，也有所贡献。

他曾经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到国外组织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但他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同道，所以又同时信仰共产主义，认为在改造中国问题上两者可以殊途同归，甚至自称“我化了灰也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者”。

他作为五四之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曾加入校长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与同学赵畸、黄凌霜等组织“实社”。他是辜鸿铭的得意门生，与李季、许德珩等是同班同学，与傅斯年、俞平伯等人同为研究生。作为陈独秀的弟子，他曾跟随陈独秀编辑《新青年》，创建中国共产党，但又对陈独秀的人品和学识很看不上，这甚至成为他脱党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担任过很多学校、包括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外国语学社、以及国共合作的武汉中央军校的教员或教官。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很多重要人物，都曾经是他的学生。他性格特立独行，但他与许多著名政界学界人物的关系，也算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社会关系变迁的一个缩影。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但很快就脱离了党的关系，去做他的学问和教授了。他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但奇怪的是他自己并不承认。他曾于1928年初因“共产党重要分子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但“文革”期间，他也因所谓“现行反革命罪”遭到逮捕，差点被判死刑，去世半年后才得以平反。他曾在国民党政府的机构中干事，受蒋介石的青睐而不领情，全国解放后又靠周恩来总理关照，到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后在广东省文史馆任馆员。

他的经历奇特而复杂，很难用单一的某种色彩画出他的人生轮廓。

于是，这就给我们的党史研究出了一个题目：有没有必要、或者应该不应该研究这样一类或那类、许许多多客观地存在过、比较特殊甚或很特殊的人物呢？

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客观上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甚或没有类型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创造的，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色彩、图像、画面组成的。在这样的历史画卷中，主画面、主色调当然是鲜活亮丽、恢宏壮观的。勾画这样的主画面、主色调，始终是我们党史和近现代史工作者的主要任务。但是，其他种种虽然不那么亮丽、不那么壮观的人物和故事，毕竟也活生生地存在过、展露过。如果我们忘记了、遗弃了这些丰富多彩的故事、人物、现象、背景、画面，那我们所描绘出的画卷，能够说还是一幅真正完整的、准确的画卷吗？我们所记述、展示的历史，能够说还是一种真正立体的、最大限度再现了历史的历史吗？我感觉，很难。

因此，我认为，虽然袁振英不是我们可以按通常那样简单、标准的模式来勾画、理解、评判的人物，但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应该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他一生数十年的活动，也可以当作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面、案例或背景来研究。

好在，我们党史工作者没有忘记他。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在叙述建党过程时，两次提到袁振英。2004年，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写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人物注释集》，又把袁振英作为一个条目做了专门介绍。为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生平，我将这个条目全文转录如下：

袁振英(1894—1979)

曾用名震瀛。广东东莞人。早年在香港读书。1915年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学习。1919年在菲律宾任教员，因组织参加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被驱逐出境。1920年任《香港晨报》编辑及广州《民号报》、《新民国报》编辑。在此期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斗争，组织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7月回国途径上海时，应陈独秀之邀，担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编工作，不久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参加《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工作。1920年底赴广州，任广东省立一中校长。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退党。1921年秋，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24年9月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6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工作。1979年1月逝世。

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

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

2009年7月11日

袁振英是广东东莞人，先后参加上海、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中作过重要贡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在记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两处提到袁振英的名字。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袁振英的历史和事迹鲜为人知或被人忽视。

这部传记的作者之一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所在的工作单位，从1994年起，把袁振英列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课题，长期坚持挖掘和研究袁振英史料，取得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党史学界和社会的关注。这本传记的另外两位作者——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高职院和继教院院长郭彬以及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也于2004年开始加入对袁振英史料的征集研究行列，使这项课题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部《袁振英传》。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袁振英，书中附录了袁振英的部分自述、近年来一些学者发表的研究文章、袁振英生平简表等资料。

这部传记的三位作者具体分工是：李继锋参与人物采访与资料收集，负责撰写传记初稿。郭彬参与人物采访与资料收集，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和审阅书稿。陈立平提供先前的研究成果与资料，收集近年来史学界发表的袁振英研究文章，整理袁振英生平简表和袁振英部分自述，负责传记的修改、补充和全书的统稿，并协调出版工作。

这部传记的写作和出版，得到不少单位和个人的热情支持和大力协助。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广东省文史馆、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省妇联妇女研究室、广东中山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广州广雅中学、北京大学校史馆、上海中共“一大”会议纪念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图书馆等单位，袁振英的亲属好友，提供了许多宝贵资料；袁振英的儿子袁昌法、女儿袁昌淑、外孙女陈梦茵以及黄式坤的妹妹黄璧坤等审阅了书稿，袁振英的家乡温塘社区居委会、东莞文史研究专家杨宝霖等审阅了书稿的部分章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为本书作序；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了这本书，并安排蔡瑞芬、刘露同志负责具体编辑工作。在此，谨表示衷心的谢忱。

我们相信，通过这部传记的出版，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中共创始人之一袁振英的历史，有助于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也有助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的研究。由于水平有限，资料欠缺，在传记的表述和评价方面难免有不足和失当，我们诚恳地期待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9年7月